翦商

翦商 :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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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序我们陌生的形象

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 第一章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有了农业和定居生活，不再像野生动物一样四处流动觅食。这是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变化。

◆ 第二章大禹治水真相稻与龙

二里头出土过犀牛和鳄鱼的骨头，可见当时华北的气候比现代更湿热。至于为何水稻比水牛先传播到黄河流域，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 第三章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共有471年。।新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前后相承，距今约为3850—3520年，恰好和古史中的夏朝基本吻合。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

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 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二期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社会的能力。

单纯的铜是红铜，熔点较高，熔化后流动性很差，难以铸造成大件或精细的物品。而且，纯铜质地较软，用途有限。要降低熔点、提高铜熔液的流动性，需要加入锡或铅；要提高铜的硬度，则需要加铅。

◆ 第五章商族来源之谜

商王朝建立之前（学者称之为“先商”），商族人究竟生活在哪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对此，考古学一直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显示，有一群形象模糊、落后的人居然攻灭青铜王朝夏-二里头，建立了商朝。

从神话传说时代到春秋再到今天，中国唯一没有变过的地名，可能就是商丘了。

◆ 第六章早商仓城奇观

早商的奇迹更多，它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 其后一千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比如，它拥有地跨千里的遥远殖民城邑，有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的大型仓储设施。可以这么说，在早期青铜时代，早商堪称一场“现代化”奇迹。

早商阶段，商朝的扩张极为迅猛。就连上千里外的长江边（今武汉市郊黄陂区），都出现了一座繁荣的城堡盘龙城；而在中原地区, 商人城邑更是星星点点。

◆ 第七章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总的来说，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从而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形成密集的人祭遗存。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总之，从新石器晚期到商代，人祭是比较普遍的文化形态；这方面的特例，是长江中游地区。

◆ 第十四章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商朝通过设立城邑或侯国管理外地和边疆，本质上，这是一种分封建国的制度。后来的西周也同样实行封建制，但不同的是，商朝的城邑或侯国很重视商文化的独特性，与土著人群泾渭分明，很难出现文化和民族融合现象。当然，对于商朝来说，湖北盘龙城是特例，也是一个教训。

商人军队消灭姜姓周族后，占据了岐山之南、渭水之北的周原地区。然后，武丁王册封了一名王族显贵统治周原，在甲骨文里，他被称为“周侯”。注意，这是商人建立的周原侯国。

再到几代人之后，商朝授予周文王的封号则是“周方伯”。6伯是异族酋长，商朝是不会给异族头领“侯”的称号的。

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和祖甲相继为王。《史记•殷本纪》记载，祖甲“淫乱，殷复衰”，周侯之国遂被废弃。自此，商人势力撤出关中西部，这里彻底萧条，连青铜器也很少被发现。但商人还是固守住了关中东部的老牛坡，在这里，武丁王新册封了一位商人贵族，他就是《史记》和《封神演义》里鼎鼎大名的崇侯虎。

崇国-老牛坡后期的安定繁荣，和商人招降了一支北方山地部族有关，这便是周文王祖父一代的姬姓周族。他们被安置在土著和商朝反复拉锯的周原地区，而改变上古华夏文明历程的大转折，也自此开启O

◆ 第十五章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到商代，山西和陕西的很多土著被商人称为“羌丁羌的甲骨文写作7,羊头人身，说明畜牧业在其生活里占重要地位。但这些人仍然有农业经济，并未变成完全依靠牲畜的游牧人。商朝灭亡后，周人和羌人学习商的文字，把羌人的族姓写作为“姜”——女性的羌人。

在商人的甲骨卜辞里，没有戎和狄。周人说的戎，是地域和文化与周族比较接近，但略微“野蛮落后” 一点的族群。最明显的是，戎人也有族姓，比如姬姓和姜姓，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他们和周人有渊源。实际上，在商人看来，周与戎区别不大，都属于广义的羌人。而在周人眼里，狄则是个更野蛮的族群。春秋之前的文献，几乎没有关于狄人的记录。春秋的狄人，族姓是“隗二而商代甲骨卜辞中有“鬼方”，也许他们之间有些关系。

脱离姜姓有邰氏部族的生活圈后，后稷的后人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族姓一一姬，以表示他们和姜姓群体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遥远，可以通婚了。这就是后来建立周王朝的姬周族。

自始祖后稷以来，周族一直有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意识。周是小族群,生长在羌人为主的大环境里；自命姬姓，以显示自己和羌人不同；未参与西土族群抵制商朝的战争,而是躲进山地,远离冲突。他们知道，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在陕北山地，周人宁静地生活了三百多年，历经十几代人。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 一代，周族才和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联系。从此，周族人的命运发生了剧变。

◆ 第十六章成为商朝爪牙去周原

西晋时期，有人盗掘战国魏王墓，挖出了很多竹简，当时的学者释读和整理了这些竹简，定名为《竹书纪年》，但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此书失传，只有被唐宋著作引用过的一些句子保留了下来。

◆ 第十八章《易经》里的猎俘与献俘

自迁居周原，周族始为商朝的附庸族邦，代价则是捕猎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商与周的这种关系，从古公亶父晚年开始，历经季历和周昌两代人，甚至可能持续到灭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同期的商朝，则经历武乙、文丁、帝乙（小乙）和帝辛（商纣）四代商王，跨度超过五十年。

◆ 第二十章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卦爻辞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周昌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通过卦象排列组合的变化，他发现，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尤为重要的是，商朝的统治也是如此。

唐代给《周易》做注的孔颖达说，最早是伏羲画出了八卦，后来有人（不知道是谁）把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可以涵盖各种“天地变化, 人事吉凶”；再后来，周文王写了卦辞和爻辞，来解释每个爻和卦的吉凶含义

甲骨文的这些刻辞不太复杂，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基本不涉及事物的因果关系：先是给诸神献祭并询问问题；然后，诸神的回答就会传递到甲骨的烫纹上；最后，占卜者将其解读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叙事：诸神的决定是因，表现到人间就是果，甲骨占卜是读取这种因果关系的工具。至于人类有时候占卜错了，那也是误读了神的旨意，错在人而不在神。

但六十四卦则与此不同，它的原理更复杂。它认为，世间的一切并不都是由神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事物会发生互相影响并形成一种因果发展的链条，其对应的就是卦里六个爻的阴阳顺序。

文王在对自己认知的各种事件进行排列和重组，用不同的卦象（阴阳爻组合）来检验它们的吉凶，以便总结出这个世界更深层的运行规律。

◆ 第二十一章殷都民间的人祭

在殷商晚期，商王能够在整个王朝范围内调集的兵力大约有十余万。

◆ 第二十二章纣王的东南战争

这次南征，跨越上千里，历时近一年。路上，经常见到野生水牛（兄），纣王一路都在捕猎。卜辞记载，最多的一次猎获了二十多头。

在甲骨文中，“史”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字，写作弋，造型是手拿着一支笔，上面是一张嘴，象征用笔把口头指令记录下来。

◆ 第二十三章姜太公与周方伯

先说知名度最高的“姜太公”，也就是姜尚。这是战国以后的人给他的称呼。姜是族姓，代表广义的族群，说明他是羌人。不过，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 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

姜尚，又叫吕尚，属于羌人中的一个吕氏部族。同一个族姓之内，会有许多个氏（氏族、部族），氏才是称呼男人用的，比如周文王家族, 周就是他们的氏。

文王说，“我家先君太公（文王祖父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盼望可以有你这样的人振兴周邦”，所以，称吕尚为“太公望”，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这里的“太公”并非指吕尚，而是文王的祖父，只是后世将错就错，衍生出“姜太公”以及知名度较低的“吕望”这样的称呼。

又据说，文王和武王都尊吕尚为师，所以他又被称为“师尚父”。在没有户籍制度的时代，经历复杂且身份切换多的人，通常名字也多，吕尚就是如此。

周文王和吕尚的关系，很可能就是从伯邑考和邑姜的相识开始的。伯邑考是纣王的御者，平时住在王宫内，而往西南方散步，穿过占卜师居住区（现代的小屯村）就是屠宰场，很可能某一女子正在捡拾骨头，偶然遇见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像西土来客的年轻贵人（和她父亲的身世类似），然后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有学者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兼人祭）仪式，这次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应当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

史书中未见（应该也不会）记载周昌父子分食伯邑考时的心情。不过在后世,有著名的典故“周公吐哺”流传千古。所谓“周公吐哺”，说的就是周公旦经常会吐出正在吃的饭食。已经遗忘了真实的商朝是怎样的后世人却对此进行了合理化解释，说是周公忙于招纳贤人所致。”但事实很可能是因被迫吃掉长兄的肉酱，周公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而且，不只是周公旦，武王周发此后也一直受到噩梦的困扰， “自夜不寐”。至于文王周昌，则把心史写在了《易经》里。

无论怎样，伯邑考被献祭，对于他的父亲和弟弟们来说，是一次极为惊悚的经历，但纣王显然对此深表满意：周方伯家族为商朝的先祖诸神贡献了祭品，还和献祭者一起吃下祭肉，一定会获得先王诸神的福佑。换句话说，在纣王看来，周邦正在从蒙昧走向开化，在商朝的天地秩序里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在西周初年，殷都被周公强行废弃，周公同时分封了一个弟弟（康叔周封）建立卫国，管理商朝故地，卫国的都城建在朝歌，致后人误以为朝歌就是殷都。

◆ 第二十四章西土之人

尤其，吕尚和文王又是亲家，女儿邑姜现在是武王周发的夫人，对于商周更替来说，这桩婚姻意义重大。也正因此，周人对此事的沉默就更值得玩味。

◆ 第二十五章牧野鹰扬

《史记•殷本纪》载，微子（纣王庶出的弟弟）数谏纣王不听后，就逃命躲藏了起来；尔后，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在古史中，这些人都是商朝的忠良之臣，但以商朝当时的形势看，很可能这其中曾有人试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纣王。

综上，商纣末年，殷都贵族们已经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之中，因为即便在以鬼神血祭为常态的商文化里，也少有纣王这种热衷用显贵献祭的做法。可能这才是商朝失控和灭亡的直接原因，周人的威胁原本不值一提。

武王的阵前讲话虽信心十足，但此时正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他发起此次远征的前提，应该是有殷都内部联络人的密约：一旦两军对阵，联络人将趁乱除掉纣王以扭转战局，然后推选一位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商王人选。

但商军阵列却突然自行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的人群。或许是看到周军义无反顾的冲锋，商军中的密谋者终于鼓起勇气，倒戈杀向纣王中军。接着，西土联军全部投入了混战。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

那么，武王的这次祭祀是一次复仇的特例，还是常态化地接受了商朝的人祭宗教？从《逸周书》记载的武王表现看，很可能是后者。文王创制关于上帝的宗教原理，周公探索关于“德”的理论创新，但武王却与他们不同，他没有父亲的创新能力，也从未真正信服弟弟的理论，所以只能沿用强大的商朝宗教传统。换句话说，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 第二十六章周公新时代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叛乱，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比如，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

周公对上帝的观念也很值得讨论。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多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

到下半年，新洛邑基本完成，官方名称为“成周”。有人说，这名字可能寓意周朝的成就，也可能和成王的尊号有关。与之相对，镐京（丰镐）被称为“宗周”，因为资历更老一些。岐下的周原则单称为“周”，是最古老和狭义的周地。

此后，周公和召公对少年成王又有几番关于王朝兴衰的说教。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二人的论说里新增了一个“小民”概念，指的是构成王朝主体的普通农夫和贵族封邑里的农奴。按照周公和召公新发展的理论，王应当关注小民的生活，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让贵族）虐待和过度剥夺他们，小民才是王永远获得天命眷顾的基础，所谓：“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后，洛邑（洛阳）一直是西周王朝管理东方的军政中心，其主体是殷商移民，可以组建规模很大的军队。西周王朝前期，在洛阳可以调动的兵力是“殷八师”，也叫“成周八师”，每个师兵力数千人；与此相对，在宗周镐京，周人为主的兵力是“西六师”。

商人的血祭宗教是被周公终结的，但周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还要抹杀关于它的记忆，防止它死灰复燃。17而忘却是比禁止更根本的解决方式。为此，首先必须毁灭殷都，拆分商人族群，销毁商王的甲骨记录；其次，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曾经为商朝捕猎羌俘，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应当被永久埋葬；再次，长兄伯邑考在殷都死于献祭，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还参与并分享了肉食，这段惨痛的经历也必须被遗忘。

所以本书猜测，周公很可能曾派人检查过商朝的甲骨档案，并销毁了和周有关的一切内容，包括档案库在内的宫殿区也被焚毁和掩埋，即使三千年后有些甲骨被零星发现，也根本找不到涉及周的任何内容。不仅如此，以周公为首的周朝上层还要重构新版本的历史：夏人、商人和周人没有什么区别，从来不存在人祭行为，王朝的更替只是因为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在周公的诰命里，他一遍遍地重复这套新版的历史解释，终于成为西周官方定论。

周公长子的鲁国和太公吕尚长子的齐国

成王亲政第五年，第二次东夷战争结束后，成王和母后东返，途中经过成周洛阳小住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有一位贵族曾获得成王的接见，之后更是专门制作了一件青铜尊，这就是因“宅兹中国”的铭文而著称于后世的“何尊”。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 一词的最早记录，它在当时的意思是“中原之地”。22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它承认不同的族群血缘有区别，但又认为各族群是平等的，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互相通婚。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 第二十七章诸神远去之后

以上是殷商遗民在西周初年保留人殉的情况，总体特征仍是减少，到西周中后期几乎完全消失。不过，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7只是稍为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这几次人祭事件显示，在春秋中晚期，人祭活动曾在官方层面有过局部复活。其中，宋为商人之后，楚是南蛮，其复兴人祭或尚可理解，而鲁国国君（包括季氏）乃是周公后人，复活人祭实在颇不寻常。

商文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 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 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 尾声周公到孔子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

周公在事实上扭转了历史进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孔子则把这一切文本成果汇总起来，形成盖棺定论的“六经”经典，传递给后世: 华夏文明的源头就是如此，再无其他。

可以说，“六经”是截至孔子时代的符合周公精神的华夏世界社会历史知识的总集，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基石，也是传统时代的人们了解商周及更早时代的几乎唯一信息源。换句话说，“六经”决定了华夏新文明独有的内核与特质，是华夏新文明的源代码。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