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长安
《弃长安》
张明扬 109个笔记
第四章 楔子 出长安记（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
◆ 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正式通报了潼关失守的败讯，让群臣出主意。百官被急转直下的军情吓得惊慌失色，相顾垂泪，问起应对之策，皆唯唯不对。此刻，只有监察御史、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大诗人高适站了出来，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长安，“未为晚”。高适的建议虽然在军事上未必有可行性，但这却是长安朝堂中独一无二的勇气。
◆ 到了盛唐时代，这座已易名回“长安”的都城，已经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市，可能还创下了人类古代社会的城市规模之最。唐长安城占地约84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了汉长安（36平方公里）、北魏洛阳（54平方公里）、明清北京（62平方公里），更是远远超越了古代西方大都会罗马（20平方公里）、君士坦丁堡（14平方公里）。
◆ 慈恩寺建在东南偏南的晋昌坊中，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天下鼎沸前的最后一次诗坛盛事。
第五章 第一章 李林甫的盛世（开元二十四年至天宝十一载）
◆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大唐首席宰相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接位，大唐政治进入了长达十六年的李林甫时代。自中唐以来就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张九龄罢相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而李林甫则被塑造为盛唐的最初终结者。
◆ 那么，开元二十四年，也就是张九龄罢相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 开元二十四年，有四件事改变了潮水的方向。
◆ 第一件事，张九龄在东北方向的边事的表现让李隆基很失望。契丹和奚本归附于大唐，但张九龄却在外交上迭出昏招，将契丹和奚推到了突厥那边。两蕃复叛之后，安禄山开始登上幽燕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力宝座。开元二十四年四月，时任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出兵讨伐两蕃，却因轻敌遭遇大败。安禄山按唐律当斩，但幽州最高军政长官张守珪爱才心切，将安禄山送到长安等待圣裁。按照张九龄的意思，挑起边衅的安禄山罪无可恕，必须斩杀；而李隆基却看重安禄山的勇于任事，反对“以一败弃之”。君臣二人的分歧固然有张九龄长久以来对职业军人的反感，但往深里说，这也体现了两人就东北边事已经产生了不小的政见不合。
◆ 据《新唐书》说，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第一次见安禄山时，就曾有先见之明——“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 第二件事，关于废太子。时至开元二十四年，李隆基和太子李瑛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破裂的边缘。出于自己和唐太宗均是依靠宫廷政变上台的真实体验与历史教训，李隆基对皇子特别是皇太子的政治态度一向是以政治监控为主，甚至改变了太子居于东宫的旧制，极力压缩皇太子的政治空间。
◆ 他当即召集宰相商议，决心废掉李瑛的太子之位。对此，张九龄本着不能动摇国本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坚决反对废立，理由也很大中至正，“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除了片言只语的深文周纳，太子小集团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真正大逆不道、从实质上动摇皇权的事情。
◆ 第三件事，关于何时从东都洛阳回长安。迫于关中粮食减收的压力，李隆基在开元二十二年带了一大帮大臣从长安来到洛阳，一待就是两年多。李隆基本人早就想回銮长安了，奈何张九龄和另一位宰相裴耀卿以不扰民为理由尽量拖延玄宗西幸之期，李隆基迫于爱民的政治正确只得隐忍不发。
◆ 第四件事，关于牛仙客任相。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建功于西北战事，尤其擅长后勤事务，李隆基因此想提拔他为尚书，但事无巨细都想和皇帝争一争的张九龄此时又出来唱反调，说尚书这个职位历来是“有德望者乃为之”，牛仙客乃边疆小吏出身，骤然提拔到清要之位，恐怕遗羞朝廷。
◆ 李隆基授封牛仙客仅四天之后，张九龄与裴耀卿双双罢相，玄宗盛世的倒数第二根接力棒交到了李林甫手中。此时的李隆基已年过半百，早已不再是开元初年那个励精图治的青年天子，他没有精力，更没有意愿像继位之初那样任贤用能、孜孜求治。盛世君王再也没有雅量去接纳姚崇、宋璟式的直言劝谏，也没有精力去和姚崇、宋璟这种会不断推着君王前进的贤臣周旋。
◆ 行政能力和执行力超强，却又处处逢迎倦怠君王的欲望、权力意志和不可言说的想法，哪怕是逢君之恶也在所不惜的李林甫，才是此时李隆基最需要的“盛世宰相”：服从自己的权力意志，却又在执行中善于权变。有李林甫在身边，李隆基可以倦政，可以任性，可以穷奢极欲，可以大权在握却又不用事必躬亲。说白了，到了李隆基这个年纪，他觉得也该到了品尝盛世果实的时刻了。对于李林甫的上位，还有一个经典的解释框架就是所谓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从个人审美上，李隆基更偏爱张九龄式的“文学派”，但就政治利益的考量，李隆基也离不开李林甫为代表的“吏治派”。
◆ 张九龄这样的文学派更恪守士大夫意义上的道统和政治责任感，忠于皇帝但更忠于体制，不能亦步亦趋与皇权保持一致；而吏治派更注重对李隆基本人的效忠，没有道统这样的心理负担，不惜以绕开体制给予皇权更大的活动空间，或者说，多了一些李林甫式的“服从与依从的奴才相”。没错，李林甫是李隆基登基以来权力最大的宰相，但也是在君相互动模式上最缺乏平等感的宰相
◆ 李瑁的心思都在如花美眷——刚结婚没几年的寿王妃杨玉环身上。
◆ 但要说杨玉环如何风华绝代，可能也未必。高力士的猎艳范围刻意局限在由武则天创组的所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内部，而杨玉环虽为距核心较远之外围人物，但亦属此大集团。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世人往往以贵妃之色艺为当时大唐帝国数千万女性之冠，鄙意尚有疑问，但其为此集团中色艺无双之人，则可断言，盖力士搜拔之范围原有限制，而玄宗亦为武党所包围蒙蔽故也”。按照这种说法，杨玉环也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一颗棋子，李杨《长恨歌》从一开始就带有了政治婚姻的因子。
◆ 关于开元时代的种种美好，杜甫的回忆表达沉郁顿挫，“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忆昔二首》）。但以下这一幕没准更能代表开元年间的盛世气象：开元年间，当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这三位齐名的诗人都还在落魄时，在一个天寒微雪的日子，他们一起来到旗亭喝酒，偶然碰见一群歌妓唱诗，三人相约：“我们就在一旁听歌妓唱歌，谁的诗被吟唱得最多，就说明谁的诗写得最好。”第一个歌女唱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伸手画壁，笑了。随后一个歌女唱的是：“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独是子云居。”高适乐了。第三个歌女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这首又是王昌龄的。成名最久的王之涣感觉面子上挂不住，就对王、高二位放话说：“这几个唱曲的，都是潦倒的乐官，只唱得了下里巴人的词曲，像我写的那些阳春白雪之诗，哪里是这些俗人敢去唱的。”于是王之涣指着最漂亮的一位歌女说：“她等会儿如果唱的不是我的诗，我此生就再也无颜和你们争高下了；但如果唱了我的诗，你们两位就尊我为师好了。”不一会儿，就轮到这位绝色歌女一展歌喉了，她一开嗓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乐坏了，调笑王昌龄和高适说：“你们两个乡巴佬，我没骗你们吧？”明白过来的歌女们邀请三位诗人赴宴，整整喝了一天的酒，唱了一天的歌。这则被叫作“旗亭画壁”的逸事，出自唐人薛用弱的传奇《集异记》，其实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都有些争议，但在很多人心目中，“旗亭画壁”就是开元盛世的样子：天才总是成群而来。
◆ 天宝三载(744)春末，李白向李隆基递交了辞呈。李隆基甚至都没有做出任何挽留的姿态，赐了一笔丰厚的遣散费，就放李白走了。这一年，李隆基“改年为载”，宣告他的盛世已可媲美于用“载”纪年的尧舜时代，这是何等的踌躇满志。也是在天宝三载，长安城中最欣赏李白，将他称为“谪仙人”的贺知章，也上疏求还乡里，行前李隆基以御制诗赠之，李亨率百官饯行。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回乡后没多久就溘然长逝，只留下了近乎遗作的《回乡偶书二首》，没那么出名的第二首更具人生无常感：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回乡偶书二首》之二
◆ 长安，只在李白的臆想、幻象与长醉中。李白的长安行，在杜甫的笔下最为瑰丽浪漫，只有酒与诗，没有政治和阴谋：
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节选）
◆ 在弃长安的这一年，四十四岁的李白在洛阳和汴州一带遇见了三十三岁的杜甫，这可能是唐诗世界里最无可比拟的一次伟大相遇，照亮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一千多年后，诗人闻一多多情地将这次相遇描述为“晴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初见时，传说李白甚至背出了杜甫《望岳》中的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寂寂无名的杜甫几乎是在灵魂上被李白征服了。几个月后，李杜相约在梁宋（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再见。在那里，他们又碰见了高适，那位日后飞黄腾达，写下“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的高适。三位大诗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他们一起作诗，一起吟诗，一起打猎，一起梁园访古，一起纵酒高歌，一起郁郁不得志。杜甫日后深情地作诗回忆：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遣怀》（节选）杜甫和李白三次会面，但这次会面，他们一起度过的这几个月是杜甫一生都无法忘却的回忆，两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将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怀念李白，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杜甫也会梦见当时已经去世的李白，还会写关于李白的诗，好像李白身上的光芒从未离开过他”。杜甫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诗至少有十首。相比之下，李白对杜甫的感情可能更为低调和内敛，相比深情，他更喜欢开杜甫的玩笑：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戏赠杜甫》李白本质上是一个精神上的独行者，杜甫是李白喜欢的一个年轻朋友，但李白是杜甫的生命之光。这或许是一种并不对等的友情，但杜甫并不在意，他敬重、崇拜、依恋李白，他在同眠时听到了李白的痛苦和嘶叫。杜甫甚至比李白自己还要焦虑他的不得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
◆ 天宝六载十月，李隆基想让王忠嗣收复吐蕃控制下的要塞石堡城，但王忠嗣觉得强攻石堡城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所得不如所失”，主张等待时机谨慎图之。心生不满的李隆基倒也没说啥，转任主动请缨的大将董延光主攻，让王忠嗣出兵配合。
◆ 王忠嗣虽不得已奉诏，但未尽全力。日后的军神，时任河西兵马使的李光弼提醒王忠嗣：“彼（董延光）无功，必归罪于大夫。”王忠嗣此时说出了他这辈子最见人性光辉的一句话：“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
◆ 天宝八载(749)，还是哥舒翰，出兵收复了石堡城，唐军此役战死数万人，成为玄宗朝穷兵黩武的标志之一。一切正如王忠嗣当初所料：“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
◆ 为了打击潜在的政敌，李林甫做了一件为后世诟病不已的事情：重用蕃将。
第六章 第二章 杨国忠的预言（天宝十二载至天宝十四载）
◆ 天宝十三载，岑参得到了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的赏识，义无反顾地跟随这位伯乐再度出塞。在北庭，岑参见证了封常清带给盛唐的最后军事荣耀，写下了《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满满的壮怀激烈。天宝十三载，岑参还写下了号称盛唐边塞诗压卷之作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种慷慨豪迈、奇伟壮丽只属于盛唐：
◆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昨日写诗暗讽，今日投诗求官，这不仅是常态，也并没有后世想象得那么龌龊和精神分裂。这也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说：“检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需看其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 在盛唐诗人中，人设和边塞诗人最不搭的可能就是富贵闲适、寄情辋川的王维了。但他也有若干首边塞诗，有些甚至还列为边塞经典：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
◆ 将李杜定义为“反战诗人”很可能是后世的阐释过度、主题先行了，但无论历史情境多么复杂，盛唐时代最激烈、最痛切的“反战诗”就分别出自李杜手中：
◆ ——李白《战城南》
◆ ——杜甫《兵车行》
◆ 天宝十三载(754)，七十岁的李隆基志得意满地俯视着他的盛世。这一年，帝国的户口统计结果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达到了有唐一代的最高峰。从数据上而言，天宝盛世已然超越了开元盛世。
◆ 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给出了一个预言家式的警示：“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这已经是高力士第二次做类似的劝谏，上一次还是十年前（天宝三载，744），那时李隆基想要放权给李林甫。
第七章 第三章 安禄山的鼙鼓（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
◆ 大唐开国时，依托于府兵制度的唐军曾横扫天下，府兵也高度集中在关中地区，这才形成了开国初期“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府兵是一种“兵民合一”的非常备军制度，平日种田，战时打仗，对唐朝中央财政压力不大，但府兵从制度设计上更适合打短期战争，如李靖灭东突厥那种速决战，毕竟府兵农忙时还要回家种田。但到了武则天时代，特别是到玄宗时代后，对外战争的规模、广度以及耗时都无限放大，尤其是李隆基要在西北和东北边境都常年保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显然就不是府兵制所能承担的了。反过来说，“长期的对外用兵，也成了府兵制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八章 第四章 颜杲卿的舌头（天宝十五载正月初八）
◆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八，常山郡在粮尽矢绝后陷落，苦战六个日夜的常山太守颜杲卿被史思明俘获，绑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 安禄山被骂到了痛处，命人将颜杲卿绑到桥上，用刀慢慢割他的肉并分食之。颜杲卿此时仍骂不绝口，行刑人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现在你还能骂吗？”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一直骂到了气绝身亡。与颜杲卿一起，颜氏一门这一天一共被杀掉了三十多人。五百多年后，颜杲卿就义的这个瞬间被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定格为“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颜杲卿的舌头从此垂照青史。颜杲卿亡了，大唐还有颜真卿、张巡、许远、南霁云、鲁炅、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声气相应，前仆后继，沛然莫之能御。
◆ 封常清以五战五败结束了洛阳保卫战，他这支未经训练的六万人的新军根本无法抵挡安禄山骑兵的快速突击。但说实话，封常清能让这支乌合之众没有一战后全盘溃败而是坚韧地连战五次，已经是名将本色了。正如他在给李隆基的待罪表文中所言：“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
◆ 颜氏兄弟相约起兵时正值叛军刚刚攻陷洛阳时，叛军势力如日中天，但他们还是在李唐国运最晦暗的时刻，对强大的安史叛军拔刀相向，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
◆ 欲夺颜杲卿之功的王承业拥兵不救，颜杲卿只得孤军奋战，血战六昼夜后，饮水、箭矢和粮食全部消耗殆尽。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八，常山城陷。
◆ 颜杲卿断舌就义时，颜氏一门被杀掉的有三十多人，随父死战的颜季明也在其中。两年后，也就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颜真卿派人到河北寻找从侄颜季明的尸骨，谁知道只找到侄子的头颅，他在巨创深痛中写下一篇祭文：
◆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 这篇祭文就是名满天下的《祭侄文稿》，真迹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二十三行，二百三十四字，号称“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轼《寒食帖》齐名。2019年年初，《祭侄文稿》真迹出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特展，引发热议。
◆ “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极具感染力的几行字被反复涂抹修改，所谓贼臣就是见死不救的河东节度使王承业。颜杲卿之死为颜真卿一生所感念。颜杲卿死去二十八年后，颜真卿被叛臣李希烈所执，面对着同样的生死抉择，颜真卿骄傲地对李希烈提起了哥哥：“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生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颜真卿做到了，终年七十七岁。
◆ 中原军兴时，王昌龄还在贬斥地龙标（今湖南省怀化市），他很快会一路北上，却无法预料这是一条绝命之路。封常清殒命潼关时，他的幕僚岑参还在北庭。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底，高适也来到了潼关，领他来此守关的人是哥舒翰。
第九章 第五章 哥舒翰的膝盖（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
◆ 此时，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真正主角终于出场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世称“李郭”。郭子仪虽然名气更大，号称中兴第一名将，但相对李光弼而言，他其实更擅长知人善任和调兵遣将等战略层面的事；而李光弼则是真正的战场天才，用兵常常以少胜多
◆ 郭子仪和李光弼也看到了出关决战的巨大风险，上奏陈述个中利害
第一十章 第六章 杨玉环的香囊（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
◆ 马嵬驿之变按照时间线可以分作上下两个半场：诛杀杨国忠、缢杀杨贵妃。
◆ 在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中，杨国忠死前还留下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这些人难道想效法安禄山，做逆贼造反吗”，乱兵们回应说：“你就是个逆贼。”《安禄山事迹》还特意记录下了诛杨英雄的名字，“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马伯庸就凭着这仅有的一句话，惊才绝艳地给张小敬创作了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
◆ 从马嵬驿之变的全程来看，高力士的身影时隐时现，关键时刻则是“冲”在第一线的。杨国忠被杀时，御史大夫魏方进和宰相韦见素都曾制止或亲临现场，唯独高力士泰然自若地待在驿亭里，没有闻乱而出。高力士是不是早知“剧情”，因此才稳坐钓鱼台，或者说至少是不反对兵变的？
◆ 无论是高力士主谋说还是李亨主谋说，都自成逻辑，也都有着各自的细节漏洞，但相对而言，李亨主谋说应是可能性更大的那一个。
◆ 李隆基带着队伍西行了一段路后，就停下来等李亨，久候不来，最后等到的却是儿子自立门户的消息。怅然若失的李隆基一边感叹着“天也”，一边将后军两千人划拨给李亨，并告谕将士说：“太子仁孝，足以担当社稷，你们要悉心辅佐。”
◆ 有一种说法是，从马嵬驿之变到遮道请留，再到灵武称帝，这三大步骤构成了李亨的称帝三部曲。
◆ 而所谓李隆基分兵两千给李亨，可能只是事后的政治追认而已，并无实际意义。李隆基分或不分，这支军队此时都在李亨的掌控之中，这可以看作李亨策划遮道请留的实力基础。分兵之后，太子身边的军队人数已超过了李隆基的幸蜀团。
第一十一章 第七章 李亨的中兴（至德元载七月十二）
◆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日，四十六岁的李亨在灵武（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称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同日，改元“至德”。
◆ 从遮道请留到灵武称帝，李亨以民意和官心为依托，将自己塑造成被动接受的顾全大局者；李隆基的应对是做绝不恋栈状，但主动加戏了事后册封，以衬托太上皇权力的“超越性”，而共享皇权也成为双方的共识；李亨将中兴平叛作为称帝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在灵武招兵买马聚拢勤王之师；而李隆基则将计就计，将平叛成功作为自己最后放弃权力的先决条件，一个可能的潜台词是，如果皇帝平叛失败，则太上皇不仅可以收回授权，甚至可行废立之事。
◆ 中兴与平叛，就是此刻大唐各大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堪称李亨朝最大的政治。而李亨内心的重中之重，则是收复长安。
◆ 李亨着手平叛大业的第一步棋就是，不顾河北战事逆转的风险，将郭子仪和李光弼两军强行从河北调回朔方。郭、李二人深知兹事体大，有关忠诚度的计量，第一时间便带兵回师朔方。
◆ 李亨在灵武的超预期收获是李泌。李泌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七岁时就被李隆基召见过。
◆ 在这四位宰相中，李亨对依附杨国忠的韦见素有成见，态度冷淡疏远，但房琯却转瞬成为他的新宠，大概是因为房琯盛名在外且特别能说，“言时事，辞情慷慨”。
◆ 房琯可能真的是一位庙堂之才，但败笔是，他过于自负了，目空一切到像他这样一个没有临阵经验的文官竟向李亨主动请缨，呈请亲自率军东征，克复两京。
◆ 李亨竟也被房琯说动了，让纸上谈兵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范例。
◆ 李泌为何没有站出来质疑房琯领军，抵制在时机未成熟时冒险反攻长安，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李泌不久后就会阐明自己的立场：反对将收复长安作为平叛主战略。
◆ 李亨没料到李泌如此成竹在胸，连忙追问缘由，李泌拿出了一套谋划经年的平叛方略：“王者之师平叛，应首重长治久安，以绝后患。叛军勇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和阿史那承庆寥寥数人而已，现今陛下如果命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口入河北，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进河东，则史思明和张忠志两军不敢离开河北，安守忠和田乾真两军也无胆离开长安，这就等于我们只用两军，就锁住了叛军四军，如此安禄山就只剩下阿史那承庆这一支机动力量。下一步，陛下令郭子仪暂不要攻取华阴，刻意让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保持畅通，而后陛下亲自坐镇凤翔威胁长安，与郭子仪、李光弼两军轮流出击，叛军救范阳，我攻长安，叛军救长安，我攻范阳，让他们在数千里之间疲于奔命，如此叛军精锐一年之内便会锐气尽丧，我军则以逸待劳，避其锋芒。之后再令建宁王率军从塞北向南攻击，与李光弼南北夹击范阳，必能大功告成。”李亨闻之荡气回肠，重燃斗志。
◆ 李亨对江陵的局势忧心如焚，又召来高适一起商讨对策。高适在御前慷慨陈词，分析了江东的各种形势利害后，断言李璘必败。
◆ 李隆基弃长安后，早先并不在逃亡队伍中的高适半道加入，到了成都后，因敢言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李隆基颁布命诸王分镇天下诸道的诏书时，高适曾激切谏言反对，很可能也正是出于这层关系，李亨之后想办法把高适调到了自己身边，参谋永王起兵诸事。
◆ 败军之际，高适、来瑱和韦陟三大节度使紧急带兵会合于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结盟誓众以讨之”。兵马未至，攻心为上，高适写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晓谕李璘军中将领认清形势，早日归顺朝廷，“使绝永王，各求自白”。高适的攻心计可能真的打到了永王军的七寸。首战告捷之后，虽未再打什么大仗，但永王军就陡然陷入了无心恋战乃至士气瓦解的神秘状态之中。叛军的心理始终处于各种强压之下，春秋大义、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兵力多寡，哪一个都可能是压倒士气的最后一根稻草。
◆ 李白在李璘兵败后本想逃往庐山，但却在途中被官府捕获并投入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狱中，他曾在诗中记录过这段南逃旧事。直到此时，李白仍将永王军称为“王师”，可见其执迷不悟，更可见政治头脑之糊涂：
◆ 高适没有回应李白的诗，更没有救李白，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高适的政治性格本就偏严肃冷峻，对李白卷入逆案很难产生同情心。
第一十二章 第八章 张巡的牙齿（至德二载十月初九）
◆ 自至德二载元月睢阳被围以来，张巡、许远以一支不足七千人的孤军对抗十余万叛军；至十月失守，睢阳保卫战打了九个月之久，不仅保全了作为唐朝财赋来源的江淮地区，还牵制了大量叛军兵力，间接支援了唐军在长安—洛阳主战场的大反攻。
◆ 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用了一个反问句盛赞张巡、许远：“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 安史之乱爆发时，张巡正任真源（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县令。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叛军大将张通晤连破宋、曹等州，张巡的顶头上司、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太守杨万石就投降了安禄山，还逼迫张巡跟着从贼。张巡带领全县官吏大哭于玄元皇帝祠，随后愤而起兵，跟随者有一千多人。
◆ 张巡守雍丘最神奇的一幕是用草人借箭骗倒了令狐潮：他命人给一千多个稻草人穿上黑衣，用绳子串起吊到城下，做出一副夜袭的模样，叛军自然是万箭齐发……当守城将士把“黑衣人”拉上城楼后，清点战果，居然得箭数十万支。
◆ 在睢阳保卫战的前三回合中，张巡将自己在雍丘保卫战中初露锋芒的军事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以少胜多、昼夜苦战、以攻为守、夜袭敌营、削蒿为箭、斩首战术……张巡证明了他是这个时代的军事天才之一。军兴以来，唐军中表现比张巡更优异的将领可能也只有军神李光弼了。
◆ 到了十月，睢阳已临近最后时刻，城中彻底断粮。有人建议弃城东走，张巡和许远本也不是为殉城而殉城的莽夫，如果弃城能够符合更长远的平叛大局，他们自不会拒绝。但他们商议之后，一致认为：“睢阳是江淮屏障，若弃城而去，叛军乘胜长驱直入，江淮就保不住了！何况，如今将士们都饿得无力远行，未必能突出重围。”身当乱世起伏之际，张巡、许远终不肯弃城而走，何尝不是一种士大夫深忧世运、心不能安的家国情怀！
◆ 张镐本有希望救下睢阳，他曾严令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但桀骜不驯的闾丘晓畏敌不进，故意放慢救援速度，直接导致了睢阳在孤立无援中失陷。张镐事后大怒，召见闾丘晓时以贻误军机罪杖杀了他。有一种说法是，行刑前闾丘晓曾以家有老母为由乞活，但张镐冷冷地回答：“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王昌龄从被贬地龙标辗转回乡，路过亳州时被妒忌他才华的闾丘晓莫名杀害。
◆ 张镐杀掉闾丘晓，对张巡、许远和王昌龄而言都是迟来的正义。几个月前，也是张镐，营救了因房琯案受牵连的杜甫。但像他这样的义人，却是靠杨国忠的一力推荐才走上仕途的。
◆ 江淮和江汉地区的保全，令大唐的战争经济在至暗时刻得以运转。
◆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位于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以李嗣业领前军，郭子仪领中军，王思礼领后军。
◆ 同日，十万叛军也在香积寺以北摆开了阵势，他们的统领是安守忠和李归仁，也就是在清渠之战中击败郭子仪的燕军黄金组合。两军都没有观望拖延的意思，香积寺之战即刻爆发。这也是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大唐兴废，在此一战。
◆ 前军主将李嗣业挺身而出说：“今天如果我们不以命相搏，决战于阵前，大军就全完了。”他随即脱掉铠甲，赤裸上身，手执陌刀立于阵前，大声激励全军反击。此刻李嗣业就如军神附体一般，“当其刀者，人马俱碎”，一连杀了数十人，终于顶住了燕军的攻势，唐军这才稳住阵脚。此时李嗣业摆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陌刀军阵：李嗣业身先士卒，全体重装步兵各执陌刀，如墙而进，长刀如林，绞杀一切挡在他们前面的叛军，挡者“人马俱碎”。陌刀是一种长柄刀，发明者很可能是李靖；陌刀阵本是唐军用于对付西北游牧骑兵的战法，这还是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于中原战场。陌刀阵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弥补唐军骑兵数量不足的软肋，为重装步兵结阵对抗骑兵，也就是所谓的“以步制骑”，提供了古代世界的最佳解决方案，而这种阵法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和纪律。李嗣业之后，岳飞也在郾城大战中，用陌刀的变种“斩马刀”，大败完颜宗弼的重骑兵精锐铁浮屠。
◆ 燕军本来还留有后手，即在战场东面埋伏了一支精锐骑兵，准备趁作战焦灼时，再出其不意地绕到唐军背后突袭。这可以说是安史叛军屡试不爽的战法。
◆ 那么，这次叛军骑兵是否会复刻击败哥舒翰大军的辉煌呢？答案是不会，因为唐军的序列中有了回纥骑兵，一支比叛军的东北游牧骑兵更强大的骑兵。
◆ 香积寺一战，从午时战斗到酉时，在三个时辰左右的时间里，叛军共被斩首六万余级，跌入沟堑摔死、压死的也不计其数，残军匆忙逃回长安。
◆ 为了争取回纥尽快出兵，李亨此前曾与回纥可汗达成了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奴婢皆归回纥。”
◆ 李泌的态度很坚决：“臣有五条不可留的理由，愿陛下准许臣离开，让臣免于一死。”接着他就一一摊出：“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
◆ 宗室李岘此时及时站出来劝谏说：“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这些附逆者都是陛下的亲戚或勋旧子孙，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处死，恐怕有违于圣人的仁恕之道。”
◆ 李岘话里话外，透露了当时流行于士大夫中的一种舆论，所谓“天子南巡，人自逃生”，就是暗喻李隆基抛弃百官离京“实际上率先背弃了君臣之间的契约，因此臣下可以自寻出路”。也就是说，在士族社会余音犹存，家族与国家孰轻孰重尚未有定论的思想背景下，臣对君的“忠”不是一项无限责任，君主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臣子除了恪守职责之外，并不一定要承担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
◆ 大劫之后，王维当上了他这一生仕途顶峰的尚书右丞；又与至友裴迪共同寄情于辋川山居，那里有柳浪、幽篁、白石滩和辛夷花；其晚期诗作已充满了佛教的遁世感，被后世称为“诗佛”。这首公认的禅诗处处表现禅理：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
但仕途、山水、至友、诗名和佛经都无法抚平王维内心的极度痛苦，“他晚年的文章中翻来覆去反省自己为何不能自杀殉国，其自我贬责、自我作践的程度，让人不忍卒读”，甚至有“生无益于一毛，死何异于腐鼠”这样的自污
第一十三章 尾声 回到长安（至德二载十二月初四）
◆ 从凤翔缴械，到强征御马，再到兵谏迁宫，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说是李辅国“矫诏”而李亨事先不知情，但哪一件又不是契合了李亨对太上皇的猜忌之心？李亨是很热衷表演，但他更敏感多疑。
◆ 兵谏迁宫之后，时任刑部尚书、一向仗义执言的颜真卿痛心于天家父子相残，牵头率百官上表，“请问上皇起居”，实质上就是提醒李亨要尊重、善待太上皇。但结果是，李隆基的境遇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变，反而颜真卿被“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但厌恶他的真的仅仅是李辅国吗？
◆ 高力士流放前，还想见李隆基一面，便哀求手持诏书的李辅国说：“臣当死已久，天子哀怜至今日，愿一见陛下颜色，死不恨。”高力士或许已经预感到，这将是他见上皇的最后一面，但李辅国没给他这个机会。
◆ 李亨君臣为何要在上元元年突然对李隆基发难？毕竟，回长安相安无事两年多，太上皇也早已自愿退出了权力中心。除了李辅国之类的不可控因素之外，可能也要看看那一两年的时局出现了何种新动向。乾元二年(759)三月，号称六十万的唐军在邺城大战中意外遭遇大溃败，半年之后，洛阳又再度沦陷于叛军之手，李亨的平叛大业从收复两京时的高歌猛进骤然转为晦暗不明的胶着。在前两年的顺境时，李亨自可充满政治自信地给予李隆基各种人身自由，而不会去操心太上皇所谓的复辟；但当战局陷入逆转，李亨依靠平叛和收复两京建构的禅位合法性自然就遭到了舆论的挑战。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挑动了李亨自身敏感的权力神经，逆境使他很难再去宽容大度地看待太上皇频密的社会交往，此刻这些在他眼中都是宫廷政变的风险所系。
◆ 就在李隆基驾崩前一个月，被流放巫州的高力士遇大赦归。返京路上碰到流放之人谈及长安事，知李隆基已经驾崩，“力士北望号恸，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九岁。在巫州时，高力士看到当地盛产荠菜却无人食用，“因感伤而咏之”：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感巫州荠菜》这个“气味终不改”的荠菜就是他高力士啊。
◆ 有忠仆如此，李隆基亦复何伤。高力士墓也成了李隆基泰陵的唯一随葬之墓。玄宗李隆基去世后十三天（宝应元年四月十八），肃宗李亨驾崩于大明宫，终年五十二岁。这可能也不是巧合，据说病中的李亨知道上皇驾崩后，“不胜哀悸”，“疾转剧”。代宗李豫即位第二个月，即为叔叔永王李璘“昭雪”，以孝道的名义重新梳理皇爷爷与父皇之间存在的政治遗留争议，以求引领大唐跳出皇室内争的政治叙事。这样的政治大和解结局，李隆基、李亨父子当瞑目矣。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
◆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李亨下诏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等九大节度使出兵攻打邺城，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掀开了邺城之战的序幕。李亨可能认为此战必胜，便又开始摆弄互相制衡的帝王权术，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为由，并没有为二十余万大军设置一个总领兵权的元帅，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是一个李亨设立的全新职位，相当于天子特使，权力比边令诚担任过的监军还要大，权限几乎等同于元帅，可让一个宦官承担元帅的角色，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 乾元二年(759)正月，李光弼担心围攻邺城时腹背受敌，便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防范史思明的主力，“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为大军攻取邺城赢得时间窗口。鱼朝恩拒绝了李光弼的作战方案，李亨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恶果此刻开始集中显现。
◆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唐军攻邺城四个月不克，用了水攻之策仍破城无望。趁唐军师老兵疲时，史思明率领大军进至距离邺城五十里处扎营，又是袭扰战，又是劫粮，“诸军乏食，人思自溃”。在此期间，香积寺之战的头号功臣李嗣业攻城时死于冷箭之下，“如墙而进，人马俱碎”的陌刀传奇几成绝响。
◆ 邺城之战的特殊性在于，唐军并没有直接败于史思明之手，更接近于一哄而散，准确说是，开战后没多久，大风忽起，天昏地暗，两军都被吓得各自溃散，“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但就唐军攻取邺城这个战略目的而言，唐军更算是邺城之战的落败方，以六十万人的大溃退草草收场。细究个中原因，除了天气因素之外，恐怕还是要归咎于“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设立，由此导致唐军作战时各自为战，群龙无首，一乱便不可收拾
◆ 在鱼朝恩的卸责与构陷下，郭子仪成了邺城之败的替罪羊，被李亨猝然从洛阳前线召回长安，由李光弼接任朔方节度使之职。“吾之家国，由卿再造”，李亨收复两京时对郭子仪的感激之言犹在，但凉薄本就是君王本色
◆ 乾元二年三四月间，史思明以替安禄山报仇为由设计杀掉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这也是历史上北京第一次正式使用燕京这个名称。
◆ 宝应元年(762)十月底，唐军在仆固怀恩的率领下于洛阳北郊大败史朝义军，第二次收复洛阳，唐军这次依然得到了回纥骑兵的助战。
◆ 唐军征讨史朝义的平叛最后一战如此顺遂，很可能是因为仆固怀恩采用了一种新战略：将打击目标缩小到史朝义一人身上，穷追不舍，但对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些河北地方实力派采取绥靖政策，只要名义上归顺朝廷，不再公开与长安政权作对，就一概保留他们的既得地盘和军队，于是唐军所至，争先迎降。
◆ 为笼络河北安史旧部，张忠志（后被赐名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和李怀仙这四人又都被封为节度使，河北遂成长安政令不通之地，藩镇之祸滥觞于此。
◆ 而安史余党势力为何难以削弱，当年李泌“直捣范阳覆其巢穴”的献策言犹在耳，还不是因为李亨急于光复长安、巩固帝位，才为后世子孙招致今时今日的尴尬，不知伊于胡底。
◆ 在李宝臣、田承嗣和李怀仙这三人的运筹下，成德、魏博和范阳日后成为威震中晚唐的“河朔三镇”，即《新唐书·藩镇传》中所谓“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说，“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
◆ 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魂梦所系之地仍然是长安。在气象万千的《秋兴八首》中，最忆是长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长安是盛世怒放之都，是乱世离散之城，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猝不及防。长安是念念不忘，是求之不得，是心底最深处的炽烈欲望，杜甫、李白、王维，至死也没有抵达他们梦想中的长安。杜甫是最后一个殒命的盛唐诗人：王昌龄死于至德二载(757)，王维化于上元二年(761)，李白逝于宝应元年(762)，储光羲没于宝应二年(763)，高适亡于永泰元年(765)，岑参约卒于大历四年(769)，杜甫殒于大历五年(770)。杜甫死后，文学史意义上的盛唐也就此完结了。诗人、盛唐与长安，一起凋零，失落在唐诗与历史记忆之中。
◆ 在大时代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
第一十五章 后记
◆ 读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你会始终被世间好物不坚牢的晦暗情绪所笼罩：当长安城的贵胄与小民们“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时，乱世的鼙鼓声已在几千公里外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