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俗谈

《世说俗谈》

刘勃 149 个笔记

序

◆ 庶民懈怠和权贵懈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庶民辛苦劳作创造的财富被权贵拿走，权贵才成其为权贵。所以庶民懈怠，意味着权贵的镰刀无从收割，这是不能容忍的。权贵懈怠，则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至于其他挥霍，基本属于小节。所以庶民懈怠叫“躺平”，权贵懈怠叫“高卧”。

◆ 面对强大的敌人，有意义的当然是如何取得胜利，胜利后怎么“拗造型”，本没有那么重要。但《世说新语》关注的就是姿态。它没有讲淝水之战是怎么打的，但记了这么一条：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这淡定优雅的风度，成为千古绝唱。

◆ 有人说，淝水之战如果东晋败了，对谢安就会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战前他自娱自乐，对前线局势显得漠不关心的表现，都会成为罪状。正史的写法也许会这样，但《世说新语》不会。只要谢安被俘虏或被杀的时候，表现得足够有风度，《世说新语》还是会赞美他的。淡定的死是有“雅量”，《世说新语》里赞美的例证还少吗？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 书里倒是有人说过一个名士定义：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三个标准：一、通常没事干；二、酒喝得痛快；三、《离骚》读得熟。

◆ 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后两条，但其实最重要的，倒是第一条。这在贵族或准贵族社会里，甚至可算是一个可以不用考虑文化差异的普世标准，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绅士的关键要求，也是“要‘无所事事’，并把开销维持在某一显著水平上”[插图]。

◆ 与其说《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还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

◆ 汉末名士、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南渡名士、永和名士。

汉魏易代与始畅玄风

◆ 所以说，读书时你把自己代入谁，相当重要。你觉得自己是大名士，就会觉得陈蕃真是既高尚又潇洒；觉得自己是小公务员，就忍不住想骂街；觉得自己是普通小老百姓，则更可能觉得你先去哪里，干我什么事？

◆ 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在司法审判中优先考虑伦理问题。按照儒家的文化传统，德治是主，刑罚是辅，在东汉魏晋时期这个观点尤其深入人心，所谓“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三国志·卫觊传》）。判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不会被当作大缺陷的。身为地方官，不仅管司法，也是当地民众的老师，要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两个例子，才都会被《世说新语》珍而重之地记录下来。

◆ 孔融的反驳其实不合逻辑，因为原命题成立不等于逆命题也成立。但众所周知：公开辩论，本来就不是讲逻辑的事，段子说得漂亮，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一次，孔融在怼人这个领域里，超级大神的地位基本就确立了。

◆ 汉代法律的权威还是挺大的，所以在汉末产生的道教，吸收了许多法律术语。作法的时候强调效率要高，叫“急急如律令”，抓妖怪则叫“收妖”。直到明代《西游记》的内容里，还保存着这些用法。

◆ 五石散的配方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服用后全身燥热，本来是治疗伤寒的药。但何晏发现，它有壮阳的功能。

◆ 何晏开了头，之后服用五石散就成了魏晋名士的风气。当然，五石散这样的药，毒性很强，不可能没有副作用。服了五石散后：第一，就不能再吃热的食物，因此这药也叫寒食散，但酒要喝滚烫的，因为有助于药性发挥。第二，皮肤会变得非常糟糕，洗澡或者穿新衣服，都会导致皮肤破裂，因此名士都脏兮兮的，穿特别宽大的衣服，即所谓“峨冠博带”；身上长满虱子，于是一边聊天一边捉虱子成了风雅的行为，即所谓“扪虱而谈”。第三，五石散药效发作，被称为“散发”，然后需要靠奔走来缓解燥热感，叫“行散”，行着行着，也许倒头就在路边睡过去了。想必这给当时的城管工作增加了巨大的难度，因为你不知道路边睡着的一个衣服破烂的脏兮兮的人，是乞丐还是出身高贵并担任政府高官的名士。第四，服散之后，可能会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当然反过来讲，不打算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就可以声称自己刚刚服了五石散。比如西晋八王之乱的时候，竹林七贤里的王戎，提建议时得罪了齐王司马冏，之后就假装散发，一头栽进粪坑里。人家王爷也就不和他计较了。第五，中毒深了，症状越来越严重，最后也就死掉了。

◆ 文学”门里，则提到何晏是魏晋玄学的创始人，虽然水平不如另一位青年俊彦王弼。什么叫玄学？解释起来非常复杂。大体来说，玄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圣人的人格，究竟是怎样的”。东汉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很盛，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重视人物评价的问题，并由此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做官，以及做什么官。弄清楚圣人的人格，就可以给评价世上具体的人提供依据：距离圣人越近，自然得分也就越高。所以这个话题，既有理论高度，又非常贴合现实应用。何晏和王弼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讨论问题时最推崇的著作，不限于儒家经典，而是把《周易》《老子》《庄子》拿过来，后来就有人把这三部书并称为“三玄”。

竹林七贤

◆ 这里说到的嵇康写给山公（涛）的信，自然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里，嵇康讲到自己绝不可以为官，嵇康说自己受不了的七件事（“必不堪者七”）是：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不应该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第二，我怕带下属。我情绪一来，就要弹琴唱歌，射箭钓鱼，身为领导带着一帮下属，在他们面前还这样不合适（“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第三，我怕见领导。穿上官服，一本正经坐着，腿脚麻痹了不能动，身上痒了却不能去抓虱子，这个我受不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第四，我怕写信。当官了交际就多，人家给你写了信，不回复就是“犯教伤义”，勉强回复几封，很快就感觉顶不住了（“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第五，我怕吊丧，但官场社交最重视吊丧，这个问题无解（“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第六，我怕见俗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前全是白痴而不能骂（“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第七，我怕处理公务（“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嵇康又说，自己有两种习性，一定会导致严重后果（“甚不可者二”）：第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批判商汤、周武王，瞧不起周公、孔子，朋友圈里说说问题不大，当官了还这样，等于公开宣扬，问题就严重了。第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看见不顺眼的恶心或邪恶的事，就忍不住要说。不当官眼不见心不烦，当官了就要正面起冲突。所以嵇康拒绝了山涛举荐自己为官的好意。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件事更早的记载，只说“康答书拒绝”，倒并没有要和山涛绝交；从信的内容看，虽然对山涛说话不大客气，但也到不了绝交的地步。所以，《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个后人所拟的篇名，很可能是不准确的。这么处理冲突更强烈，戏剧性更突出，更吸引眼球罢了。无论如何，从这封信里我们所见到的嵇康，真是愤世嫉俗、狷介孤高到极点了。

◆ 而体现嵇康性格的最生动的案例，就是《世说新语·简傲》里说，钟会邀集了一批名士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对钟会等人的到来视而不见。直到钟会离去时，嵇康才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而钟会的应答也足够机敏：“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 但关于嵇康的性情，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看来嵇康的涵养深得很，并不是“轻肆直言”的样子。当然，嵇康遇害的时候，王戎也才二十多岁，他怎么会和嵇康相交二十年的？所以王戎这话颇有疑点。但这也并非孤证。一来，嵇康喜好老庄之道，而喜怒不形于色确实是符合老庄理想的。二来，嵇康写过一篇《家诫》，教导自己的儿子应该怎样做人，讲的全是一些谨小慎微的道理。鲁迅先生对此解释说，嵇康骨子里对礼法精神很认真，所以并不认为自己的做法对，希望儿子不要像自己。但细读《家诫》，会发现嵇康不是泛泛强调要守规矩，而是说到官场人情，有很深的洞察。譬如说，嵇康强调，和领导打交道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别人一起去拜访的时候，尤其注意不要最后走，领导留宿，更是不要答应。因为这种情况下，领导很可能跟你打听同事之间的秘密，那真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更糟糕的是，即使你什么也没说，以后同事里有啥不能外泄的事被领导知道了，你也会被认为是那个告密者。如果是一个日常怼天怼地的人，即使意识到应该守规矩，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观察力。

◆ 调和这两种对立的记述，或许嵇康是一个理智上深谙游戏规则，大多数时候行为上也能避免和这种规则冲突的人。但他不像那些因此如鱼得水而热衷利用规则牟利的人，相反正因为懂得透，所以才憎恶深，故而他才那么决绝地要远离官场。

◆ 钟会想置嵇康于死地，是非常好理解的。钟会出身名门，自幼聪明绝顶，养成了极度虚荣和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相伴随的则是强烈的忌妒心。嵇康与钟会斗机锋的几个例子，都有学者怀疑真实性，但嵇康这样一个出身平平的人物竟然在名士圈享有无与伦比的声望，钟会对嵇康妒火中烧，甚至不需要直接冲突来添油加醋

◆ 广武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阮籍来这里凭吊，说了一句大话：“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句话的精妙之处，是气势骇人，理解起来却四通八达：是项羽算不得英雄，让刘邦这个竖子成名呢，还是楚汉时代没有英雄，才让刘项成名呢？还是刘项都是英雄，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却再没有英雄，才让当今这帮竖子成名呢……怎么说都是可以的。好像很有意思，又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差不多也是阮籍最突出的特征。

◆ 这篇文章，阮籍应该还是不想写的，但他既然选择了一直以来让司马昭包庇自己的放纵，这一刻他其实也就没有别的选择。正如《大人先生传》里那个仿佛是他自己的樵夫，“虽不及大，庶免小也”，反过来说，小灾患免了，大关节上也就无处遁逃了。

◆ 这之后，阮籍的心理负担大约非常沉重。《劝进表》写于景元四年(263)十月，而阮籍没有活过这一年的冬天，享年五十四岁。

◆ 几天后，阮籍、嵇康来山涛家做客，留下来过夜。韩氏也就从墙洞里看他们两个，看了整整一个通宵，天亮了都差点忘了回自己的寝室。山涛问韩氏：“你觉得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人？”韩氏很坦白：“你的才华、情致都比人家差远了，只能靠见识、气度和他们结交罢了。”山涛倒也很淡定：“他们也常常认为我过人的地方，就是气度。”妻子的评价和山涛的自我评价，都是很准的。山涛功成名就之后，人家赞美他的话，类似“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之类，其实也都是在说，山涛的才华、情致，看起来不明显。所谓山涛的“识度”，识是山涛看问题的预见性，度是山涛可以和各色人等都和谐相处，也就是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优点，在你还是职场“小透明”的时候，不容易被注意到，越是地位高且有身份了，则越容易让人觉得，这可真是至关重要。

◆ 后世人批评山涛，说你名列竹林七贤，应该是清高人士，怎么可以阿附司马氏？这可真是把山涛瞧得小了，山涛哪里是简单的阿附而已，人家明明是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

◆ 先说“识”。山涛的见识，体现在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

◆ 再说“度”。山涛的度量，体现在他身处尖锐对立的各派势力之间，能和哪边都和睦相处。山涛和钟会、裴秀两个人的交情都挺好，钟会与裴秀是死对头，但他们都没有因为山涛也是对头的朋友而怨恨山涛。再如山涛可以既做司马氏的官，又让嵇康拿自己当朋友。著名的“绝交书”事件，要做善意理解，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山涛举荐嵇康接替自己职务不久前，司马昭把曹魏的皇帝曹髦杀了。很多事是一环扣一环的：杀了皇帝，自然会引爆舆论；要让天下悠悠之口闭上，就需要再杀几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名士来吓人。所以，这个时候嵇康特别危险。山涛要嵇康出来做官，做官其实就是向司马昭表态：我对您主导的新秩序是认可的，不会和你对着干。之前矛盾不那么尖锐的时候，可以容忍你做隐士逍遥派，现在到了必须站队的时候了。但是，嵇康拒绝。不过，山涛是好意，嵇康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就能意识到。所以后来他临刑之前，就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而山涛也没有辜负嵇康的信任。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因为嵇康是被诛杀的，别人不敢推荐他的儿子（王隐《晋书》：“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山涛出来推荐。嵇绍自己也很犹豫，自己到底是该做官（出）还是继续在家待着（处）呢？山涛说：“我替你考虑了很久。天地间一年四季，尚且有交替变化的时候，何况是人呢！”——息的本意，是鼻子里呼出的气，引申为休息，又引申为生长的意思，所以“消息”就是消长，和今天说的消息不是一回事。意思是时代不同了，翻篇儿了，有机会当官就当吧。

◆ 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 王戎说了一句即使在《世说新语》中也显得格外真情流露又直指人心的话：“高明的圣人是忘情的，庸常的俗人是不懂感情的，最为情所困的，不就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人吗？”

◆ 陈寅恪先生根据这条记载和其他一些材料，认为“竹林七贤”是一个后来才发明出来的组合，阮籍、嵇康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 这个故事里，吕安的表现倒是和阮籍一模一样，欣赏嵇康但看不起他哥哥。显然，吕安的作风是放达、任性、简傲又充满才思，完全符合名士的标准。从各类记录里，可以看见嵇康谈玄时有吕安，打铁时有吕安，嵇康之死是因为吕安，后来向秀怀念嵇康时，也特地提到吕安……但竹林七贤里却没有吕安。这可能是因为，凑竹林七贤的名单，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事实上的人际关系，而是要照顾到政治正确。

中朝的浮华梦幻

◆ 《资治通鉴》卷八一有一段：帝临轩，大会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国子学生皆预焉。引见归命侯皓及吴降人，皓登殿稽颡。帝谓皓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这却感觉有点夸张过头了。

◆ 孙皓降晋，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亲身经历的历史大事，给《三国志》做注释的裴松之是南朝刘宋人，晋朝的正史《晋书》的编著者是唐初人，这些书里都没有这一段，甚至非常喜欢这种风格的段子的《世说新语》里也没有，到宋朝《资治通鉴》里却突然有了。说这是后人编的谶言，是不无可能的。——这个故事司马光可能是从唐朝许嵩的《建康实录》里引来，也确实挺给南京人长脸的。

◆ 这些指控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皇帝对大臣的罪过这么不计较，大臣们就会越来越骄奢淫逸横行不法。但晋武帝实在也是没有办法，自从有皇帝以来，晋武帝差不多是最弱势的开国皇帝。中国古代，有个所谓“得国之正”的问题。怎么样当上皇帝叫作得国最正？理论上可以解释得很玄，道德指标也可以提出很多，但最粗浅地说：尸山血海里杀出来，在天下人心里产生巨大的震慑，大家直觉判断都是和你对抗就是死，这么取得天下，得国最正。这牵涉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一来之前的战乱岁月太恐怖，大家都怕了，才会渴望安定；二来正因为之前死的人多，原有的复杂的是非纠葛恩怨情仇，统统跟着埋葬了。新秩序就会显得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运转相对流畅，直到几十上百年后，一切重新变得复杂，就又来一个轮回。

◆ 当年司马懿和曹爽的权力之争，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司马懿老谋深算，一开始就扮猪吃老虎给曹爽下套，最后突然收网。讲权谋故事，这么设定比较吸引人，但实情不是这样。其实开始阶段，曹爽是占到上风的，司马懿被排挤了将近十年。但曹爽得势之后，吃相太难看，引发曹魏老臣普遍不满，于是很多本来并无明确立场的人，都成了支持司马懿的力量。这意味着，如果司马懿政变能够成功，会获得大量政治上的支持，但这些老臣手里本身也没多少兵力，对直接发动政变，帮助并不大。于是大儿子司马师就成了关键人物。当时司马师任中护军，掌握着一部分禁军的军权，更重要的是，还有部分选任禁军武官的权力。司马师之前的中护军，基本都把这项权力当作捞钱的工具了。司马师却“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出身好、走后门的人没功劳也不提拔，中下层干得好一样也有机会。这种情况下，其实无私就是最大的有私，很多出身不好但能力很强的基层干部很清楚，只有在司马师手下，自己的命运才有可能改变，于是就都成了司马师的“私人”。结果，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曹爽对中护军正式的兵力，也是严密防范的，但防不住这些散养在人间的死士。到了政变那天，这些人“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说，政变之前，司马懿有事只和司马师商量，司马昭连父亲和哥哥有这个计划，都根本不知道。《晋书》还特意记录了一个细节：政变前一天夜里，司马懿悄悄派人观察两个儿子的表现。司马师该睡觉睡觉，跟没事一样；司马昭却在床上翻来覆去。总而言之，高平陵之变成功，司马家掌控权力中枢，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俩的贡献，根本没有可比性。

◆ 赵王伦称帝后封赏极滥，貂尾、蝉羽等高官的饰物不足，只好拿其他东西混充。“狗尾续貂”的出典即在此。

◆ 气场有时候和能力无关，即使有了能力，也未必就不会在某个瞬间，折服于气场。李氏的父亲李丰，是与何晏、夏侯玄并列的名士；而平阳贾氏也好，太原郭氏也好，安身立命之本，是政绩与军功。在无所事事而富有情调的文化士族眼里，这样的家族就是卑贱的。郭槐见李氏而“不觉脚自屈”，不仅是一个女人见另一个女人的自卑，而且是一类家族面对另一类家族时的底气不足。魏晋的时代氛围，支持着这种鄙视和自卑，今天的读书人觉得魏晋风度使人心驰神往，多少也是因为喜欢这种重文化轻事功的心态。

◆ 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古代蜡烛制作工艺繁复，价格很贵。宋代被认为是蜡烛成本大为降低的时期，名臣寇準喜欢点蜡烛而不点油灯，仍然被当作生活奢侈的不良作风，则魏晋时可想而知。

◆ 又有“不修小节”“细行不足”的名声，史书里这类说辞，往往就是贪财好色的委婉表达。

◆ 石苞内心，恐怕颇有些压抑，也很没有安全感。而这种心态，自然也会传递给儿子石崇。石崇疯狂地圈钱，又疯狂地烧钱炫富，或许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他要引人关注，让人羡慕，也要宣泄内心的不安。

◆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石崇有非常精致的文艺趣味。他在洛阳城东北建了著名的金谷园，和一帮朋友组成了一个文学团体，号称“金谷二十四友”，在其中诗酒流连。这些朋友里，包括当时最顶级的文人潘岳（著名美男子，民间喜欢叫潘安）、陆机（东吴大将陆逊之孙）、陆云（陆机之弟）、左思（造成洛阳纸价上涨的天才丑男）、刘琨（闻鸡起舞的主人公之一）……而石崇处身他们之中，并不只是一个掏钱的赞助人，文学上也并不逊色。

◆ 《兰亭集序》在后人心目中是何等崇高的地位！但对王羲之来说，听说《兰亭集序》可以与石崇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而自己被比作石崇，他的反应是“甚有欣色”。

◆ 金谷园毫无疑问是当时富丽第一的私家园林

◆ 史书上说，石崇对来抓捕自己的人说，你们就是看中了我的家财。对方的回应是：“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这对话未必属实，只不过反映了一般人对有钱人的朴素期待，以及看到有钱人倒霉时还能在口舌上占他一点便宜，难免有些卑微的快感。

◆ 应该承认，这类文章骨子里固然极端谄媚，面子上却确乎无比端庄，“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赵翼语），技术含量是很高的，有媚骨的人从来车载斗量，真能把画皮打磨得光鲜璀璨的，却是凤毛麟角。

◆ 所谓寒门是这样一个阶层：地方上有头有脸，家财不少甚至豪阔，大小也是个官，还挺有文化。老百姓高攀不起他们，但碰到门阀大姓，他们又高攀不上。

◆ 那个年代，寒门要引起关注并证明自己，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创作政治性的或特别富有娱乐性的诗赋，因为很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人，都喜欢读这类作品，于是就可以被看见。现代学者评价西晋的诗，往往觉得缺乏真情实感，手法却特别地堆砌烦琐。这也难怪，很多诗本来就不是自己抒怀，而是在迎合别人的趣味。

◆ 天天嚷嚷我要躺平的人，就是还不甘心躺平。同理，真不想当官，想明白了不再提这茬儿就是了，这么反复念叨，就是还是挺想的。

◆ 这些都还是日常小事，几乎捅了大娄子的，就是元康八年(298)的“晋书限断”事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重大而且实际的政治问题，高级官员们都忙着站队。像陆机这种官场上的小角色（当时任秘书监著作郎），连站队都轮不上，本来只需要扮演好围观群众这个很有乐趣的角色，或者顶多帮大人物打理一点文案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他居然发表意见了。陆机大喝一声，当然应该从晋武帝开始算，但不是从曹魏禅位算，必须等太康元年(280)灭了东吴之后才可以算。这之前，属于“三国同霸”，谁也不算！正统问题，一直是东吴的一块心病。曹丕可以宣称，皇位是汉献帝让给自己的，所以自己是正统；刘备可以宣称，原来的皇帝没有了，我身为宗室，只能勉为其难地即位，所以我才是正统。而孙权什么理由也没有，所以对他来说最好的解释就是，大家都是“霸”，谁也不是正统。

◆ 史书上没提陆机此论一出，大家都是什么反应。估计第一反应都是有点晕，以为这家伙是从三国穿越过来的，但好在大家都是官场老手，迅速稳定情绪，装没听见，继续把讨论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晋书·贾谧传》里，保存着当时讨论的纪要，对陆机的意见，就根本没提。

◆ 两人都是文学大家，后世以为“陆海潘江”，似乎更看重陆机，当时的风评，却大概是当时地位潘高于陆。

◆ 潘岳代贾谧写的诗里，讲的道理没啥可说（本来这种事就只是假装讲道理的样子，能有啥可说呢），不过其中有“在南称柑，度北则橙”两句，似乎是个警告：在家你是个玩意，到北方来就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陆机的回应则是：“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别把我比树木，是树木我就不到北方来了。我是金子，金子到哪里都是金子。

◆ 士衡在坐，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殷芸《小说》）

◆ 看见潘岳来了，陆机就要走。潘岳说：“清风来了，尘土飞扬。”陆机应声回答：“凡鸟落下，凤凰飞翔。”

◆ 大师想打笔仗，自己却不出手，让小杆子冲锋陷阵，这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 政变时赵王伦对三部司马（禁军中的戟盾、弓矢和硬弩部队）放过话，我的军队要打进中宫废皇后了，“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这意思，只要不武装对抗，能跟着赵王伦起哄的，就可以封个关中侯了。政变成功后，赵王伦自知这事自己干得不地道，就想花钱买好评，封赏搞得国库都空了，修饰官帽的貂尾不够用，最后只好拿狗尾巴代替，留下一个“狗尾续貂”的掌故。至于关中侯的头衔，也是搞大派送的，“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

◆ 《水经注》里说，陆机到洛阳途中，曾经遇到王弼的鬼魂，两人讨论了一通玄学，但王弼对陆机那种“题纬古今，综检名实”的风格不大欣赏。《晋书·陆云传》则说，碰到王弼鬼魂的是陆云，陆云本来不通玄学，被王弼教导一番，然后就成名嘴了。两个故事也不矛盾。总之，就是陆家兄弟在玄学上都下了功夫，而且希望在自己和王弼之间，建立一点联系。当时洛阳玄学正风行，曹魏正始年间是玄学兴起的年代，而王弼是正始男神，无数北方士人心目中的偶像。既求交往，又瞧不上，不管多么瞧不上，终究还要求交往，这种心理，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很常见的。

◆ 另外，陆机身上，承担着一些很实在的责任。《晋书·陆机传》说，陆机“志匡世难”，他有没有这么高远的志向，难以断定。但他在北方待着，显然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向朝廷举荐南方人物。

◆ 这话交代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南方人本来是围绕在陆机周围的。大家在北方受歧视，当然要抱团取暖，而陆机，是南方人的核心之一。所以，陆机在官场上混得如何，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几乎是整个南方士人集团的事。对陆机而言，清高啊恬退啊，文章里写写可以，实践起来太奢侈，赵王伦把机会送上门来，哪怕明知是烫手山芋，陆机也要接。

◆ 清除政敌就要滥刑，收买人心就要大赦，所以那一阵两者同样普遍

◆ 这时候八王之乱差不多逼近高潮，朝廷的局势眼瞅着不可收拾，于是南方士人的回乡潮，也就出现了。

◆ 最著名的例子，则是好酒而任性，人称“江东步兵”（来自江东而有步兵校尉阮籍之风，所以叫江东步兵）的张翰。当初他北上得莫名其妙，遇见要去洛阳的贺循，聊得投机，于是也不跟家人招呼一声，就一道往洛阳来了；现在秋风一起，他说是思念江东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撂下一句：“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便弃官回家。真是今天我任性地走了，正如当初我任性地来。

◆ 别人都知道你有本事杀，而你选择不杀，那是恕道；别人都拿准了你不敢杀，等着看你的笑话，结果你就真给别人看了笑话，那就是怂，没啥好解释的。

◆ 粗读《晋书·陆机传》，会觉得这一战中陆机的无能是惊人的。一不能整顿军纪，二不能协调和同僚的关系，三不能赶紧辞职，整个作战过程中，看不见他这个主帅存在的作用，比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在也不遑多让。但转念想想，就是真让他那身为一代名将的父、祖和他易地而处，要想改变大局，怕也一样很难。陆机面前摆着三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士人和宦官的关系。

◆ 早在陆机担任大军统帅之前，弟弟就已经替他把最不能得罪的人得罪过了。这也是陆家家风如此，英雄一世的陆逊陆伯言，结局也是被孙权派去的宦官轮番责骂，给活活骂死的。

◆ 第二个问题，是南人和北人的矛盾。

◆ 第三个问题，是军事统帅权的争夺。

◆ 桓温眺望中原，不禁感叹：“使得神州大地沦丧，百年基业化为丘墟，王夷甫这些人，不得不承担起这些责任。”

◆ 王衍，字夷甫，他是所谓“中朝名士”的领袖，自然也是《世说新语》中高频出现的人物。

◆ 王家人在一起，使人觉得“触目见琳琅珠玉”；王衍和其他人在一起，则“似珠玉在瓦石间”。很多年以后，著名画家顾恺之给王衍画像，又留下了这样的赞语：“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最著名的描述则是下面这则：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王衍的容貌，既端庄又有魅力，他谈玄极尽精妙，手里拿着麈尾，麈尾的白玉柄和他的手，竟浑然一体。

◆ 精深的大道不可言说，能用语言表达的都是糟粕。人都有固有偏见，庄子叫“成心”，围绕“成心”展开逻辑严谨的论述，其实是在糟粕里越陷越深。《庄子·列御寇》讲：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 王衍被王戎盛赞为“古之人”，当然也就应该“天而不人”“知而不言”的，但他偏偏忍不住要说话，说得还比谁都多。所以，难点在让别人抓不住话里的把柄，既说了话又突破了语言的桎梏，也就是庄子所谓的“言无言”。

◆ 《庄子》书里自己概括，庄子的话术，有所谓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简单说，寓言是讲故事。重言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安放到某个大人物嘴里，让人家去说。卮言呢？卮是一种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所以卮言的特点也就是“因物随变”，根据说话对象随时更改。口中雌黄，正符合卮言的特征。

◆ 阮修，字宣子，出身陈留阮氏，是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孙辈，阮咸的从侄。阮修的名声好，王衍接见他，问了个问题：“老、庄与圣教同异？

◆ ”

◆ 孔子是圣人，孔子留下来的经典就叫“圣经”；孔子传下来的教诲就叫“圣教”；又因为孔子讲礼，所以圣教也叫“礼教”；还因为讲礼就重视“正名”，因此还叫“名教”……这些词意思都差不太多，但和宗教无关。

◆ 阮修回答：“将无同？”“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所以这句应该翻译成：恐怕一样吧？这是跟大人物说话，要留有一点余地，阮修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字：“同。

◆ 王衍很欣赏这句话，就让阮修到自己的部门来上班。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当时称为“掾吏”，阮修说了这么三个字就得到这么一份好工作，世人就称之为“三语掾”。

◆ 魏晋之前秦汉时代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儒家尊重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出身的官员，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大家道德责任感爆棚，相应地，也就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法家不同，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所以，对官员对权贵，一定要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显然，只有儒家或只有法家，都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只讲道德自律不讲制度约束，大家都知道人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大多数人没那么强的自律能力。尤其是身为官员拥有那么大权力，更加不可能了。只讲制度约束不讲道德自律，第一是人使起坏来防不胜防，第二是人在太严格的外在约束下，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完全丧失主观能动性，这个体制会失去活力。所以一定要儒法互补。至于老庄，老子里阴谋诡计的部分，早已经完全融入法家了；庄子一派，有个很实际的功能，是给权力斗争留个退场的后门。争权夺利失败了的人，读读《庄子》，会反而产生一种精神优越感，也就安于退场的状态，不想卷土重来，更不会掀桌子了。这对当权者其实也是好事，所以聪明的当权者，并不会去戳穿这种优越感的虚妄，相反满足于这么安置退场者。这样，儒、法、道三大思想体系，在现实政治中，就构成了一种表面上互相争吵，实质上分工明确而合作良好的关系。

◆ 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在山林，内心可以是归隐的；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 王衍爱的就是“名”。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王衍这辈子，除了不断发表微妙动听的言辞和展示倾倒众生的风度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逃避责任。

◆ 王衍并没有从头收拾旧河山的雄心壮志。他向东海王越推荐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同族弟弟王敦做青州刺史。在他看来，自己留在中枢，两个弟弟分别掌控着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负海之险的青州，也算是狡兔三窟，对琅邪王氏的前途，总是大有裨益。

◆ 但当时的局势，实在比王衍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概括的：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

◆ 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桓温，显然一脉相承。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清谈误国。”

◆ 袁虎不同意这个说法，也是自然的。他也是名士，东晋时王衍仍然是许多名士的偶像，这么一口大锅扣下来，当然谁也不乐意。

◆ 翻一下王衍的履历，做过中领军、尚书令、司空、司徒、太尉……这才有所谓“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这样的人，才说得上“清谈误国”。这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道理：第一，若论及“清谈误国”，应该去找相当于王衍这个位面的人；第二，一般人爱聊个闲天的，听到人骂“清谈误国”，千万不要幻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和您没有关系，就算确实有人指着鼻子这么骂你，也只需要回一句“不敢当，不敢当”，就可以了。

江河之异

◆ 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因此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 根据现代学者估算，在连续不断的灾难之后，当时北方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三。活下来的人们，不论是留在中原还是逃亡南方或者东北还是凉州，很多也失去了太平年景里的良民身份，而沦为强宗大族的奴婢和僮客。正是在这样的年代里，祖逖和刘琨仿佛乱世狂潮中的两座灯塔，发出微弱但温暖的光芒。

◆ 整整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

◆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 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刘琨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

◆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地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匈奴以外的胡人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人口慢慢聚集在这里，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地，在另一处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 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驭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数千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所以终究不能有所建树。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

◆ 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即使充满同情心，刘琨恐怕也不免和他们产生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 匈奴人的进攻证明了一点：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

◆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祖逖重新渡江北上。今天镇江和扬州之间，长江几乎已经只是一道窄窄的水流，但当时的景象完全不同，这里已经临近喇叭状的入海口，江宽达二十公里，波翻浪涌，气势悲壮。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船到江心，祖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是怎样的高级士人，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地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略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

◆ 刘琨预感到自己非死不可，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握中有悬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雠？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诗的题目是《重赠卢谌》。

◆ 当年，祖逖吓退过王敦直接干涉朝政的念头：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世说新语·豪爽》）大将军王敦当初想领兵到建康去，处置朝政，安插自己的亲信为官。他先派一名参军向朝廷通报，并向当时的贤达暗示自己的意图。当时车骑将军祖逖还没有去镇守寿春，也就是还在建康城里。祖逖怒视使者，厉声说：“你去告诉阿黑，怎么敢如此无礼！赶紧收起老脸回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带三千兵，用长矛戳他脚把他撵走！”王敦听说之后，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 当祖逖最初冀图北伐时，晋政府只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没有士兵，没有兵器盔甲。没有那肮脏的第一桶金，祖逖只能一事无成。他转型得非常及时，局势稍微安定，他就变成了一个勤政、廉洁而又公平的地方官员。或者不得不承认，当时那种情况下，道德上也许有人可以比他更高，但那几乎注定是空洞的崇高。但论做事情，不可能有人做得比他更好了。有时，想到这一点，不免使人心头发堵，或者对历史产生更悲观的感想。所以，我还是宁可把下面这个场景放到文章的最后。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刘始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吹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切。向晓又吹，贼并起围奔走。（《艺文类聚》卷四四引《世说新语》）晋阳城被重重包围，城中窘迫无计。于是，刘琨乘着月色，登上城楼，发出清啸，城外的人听见，都不禁凄然长叹。月过中天，刘琨吹奏胡笳，悲凉激越的音乐中，胡人骑士们开始流泪，乃至低声啜泣，每个人心头，都泛起故乡大漠的风光。等到天将黎明，刘琨再次吹起胡笳时，他们都忘了战争，纷纷拨转马头，绝尘而去。这一段《世说新语》的佚文，为《晋书·刘琨传》征引，却没有被收入《资治通鉴》。司马温公是一个平实严谨的历史学家，大概，他不能想象会有如此传奇性的事件。但如果这是事实，倒也并不难以解释。战争和仇恨使人变成野兽，变成杀戮机器，然而总是这样，当兽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人也会变得无比脆弱。灵魂深处有某个点，在那里，他将一触即溃。清啸吹笳，并不是为了退敌刻意制定的一个策略。刘琨只是累了，感到厌倦，他需要一个空旷的地方，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宣泄一下情绪。他走上城楼，这时他的眼中没有敌人，也没有听众。于是，刘琨吹奏出的旋律，就轻轻敲打在这个点上。晨光熹微，胡骑的背影，在烟尘中渐渐隐去，刘琨缓缓放下手中的胡笳，他还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没有发觉城外的变化，只觉得心里柔软到了极点。

◆ 说到卫瓘的死，也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卫瓘是遭了报应，因为当年灭蜀战争的时候，卫瓘陷害、杀死了功勋卓著而忠心耿耿的邓艾。但更多名士和高官是另一派，他们认为卫瓘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士族，而邓艾出身寒微，士族弄死寒人，怎么能算值得一提的劣迹呢？而这一次卫瓘确实是无辜遇难的，所以他们的同情心都在卫瓘一边。

◆ 卫玠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和人相处时的淡然。卫玠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意思为：是人就有缺陷，因此体谅别人的过失，是最根本的人情；别人冒犯了你，但这冒犯本来就和你追求的东西无关，这个道理想通了，各种流言蜚语，也就统统可以丢开了。所以在卫玠秀美的脸上，从来也看不见“喜愠之容”。

◆ 卫玠短暂的一生，被人们铭记的，就是无与伦比的美貌，超凡绝尘的清言。卫玠没有什么事迹可以称述，但也许正因如此，他的人生，显得格外纯洁无瑕。卫玠之外，任何一个西晋时曾经声誉卓著的名士，身上都难免缠绕着各个政治派系复杂的权力斗争，也都有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人生污点。逃亡到江南的名士们，也就是所谓“南渡衣冠”们，心中都充溢着乡愁。可是，当名士聚会，思念一位故人的时候，你的挚友，可能刚巧是我的仇人，于是就不可避免牵扯出无穷昔日恩怨。一起重温甜蜜而忧伤的过去的氛围，就会被破坏得荡然无存。要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美丽而哀愁的象征，有谁比卫玠更适合呢？卫玠被东晋的士人誉为渡江名士第一人，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吧。他是名士们关于“中朝”那段永远也回不去的好时光的一个梦

◆ 王敦还有个自我评价：王大将军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世说新语·豪爽》）他认为自己是个高蹈、开朗、通达、直爽的人，并且读别的书也许不算高明，但一部《左传》，是读通了的。读《左传》，在魏晋时期有特殊意涵。《左传》战争写得好，因此很多人是把《左传》当兵书读的。那个年代，《左传》简直是文化程度高一点的武将的心头好，最著名的例子，自然就是《江表传》里说的：“（关）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 又如建立汉赵政权的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最喜欢读的书是“《春秋左氏传》孙子、吴子的兵法书”，这是明确把《左传》与最著名的兵书并列。

◆ 此时中原已经大乱，青州的局势，根本控制不住了。《晋书》说，王敦走得特别急，把娶公主时得到的百余侍婢都分给了麾下将士，金银宝物也都赏了人，自己“单车还洛”。《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条：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弊。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閤，驱诸婢妾数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人叹焉。（《世说新语·豪爽》）王敦是被世人品评为“高尚”的。他曾经沉迷女色，身体因此搞坏掉了。左右规劝他，王敦说：“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既然这样，不好色也很容易。”于是王敦打开后院的门，把几十个婢妾都放出去，爱去哪儿去哪儿。这事办的，让当时人都很慨叹。这条记录，和史书中的“单车还洛”对照看，也许是两件事，也许其实是一件事，《世说新语》把这个收买人心的举动彻底段子化了

◆ 王导在《世说新语》里出现次数之多，仅次于谢安。《世说新语》中对他的称呼也特别复杂。有时称他的字“茂弘”，有时喊他的小名“阿龙”，有时喊官位，曰“丞相”，曰“司空”，有时又干脆简单地尊称为“王公”。这八十多条记录，当然是非常零碎的。只知道很多人原来对江东政权的前途很不看好，但看见王导，就有了信心。还称赞王导是当代管仲。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有捍卫华夏文明的大功，这些人认为在这个五胡乱华的时代，王导的功绩也一样大。

◆ 魏晋是一个不太重视嫡庶关系的时代

◆ 有意思的是，天亮之后，全程吃瓜的桓温显得比谁都热衷谈论昨晚的经历，他对人家说了三点。第一，王导和殷浩，谈得确实好。第二，自己和谢尚虽然插不上话，但听得有滋有味。第三，那二位姓王的工作人员，则像两条未驯服的母狗一样手舞足蹈。王濛、王述也是名门子弟，尤其是王濛，号称“辞旨劭令，往往有高致”，并非清谈界的弱者，但在王导和殷浩面前，只能表现得像两条狗一样。这个案例，很能看出王导的清谈功力。但是关于王导怎么清谈的故事，并不像殷浩那么多。

◆ 大概是殷浩的风格非常张扬，喜欢直接打脸，而若有疏失，也容易被打脸。所以不论胜负，场面都比较惨烈，失败者会非常难堪，于是战况就广为传播。而王导却是“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立于不败之地，但也给对方留足面子，因此不容易留下精彩战例。总之，王导清谈的风格，正如他的长相，刺激性不那么强，而让人觉得很舒适。

◆ 王丞相辟王蓝田为掾，庾公问丞相：“蓝田何似？”王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世说新语·品藻》）王导还曾对庾亮夸王述说：“这个人真率、孤高、简约、高贵，这些方面不比他父亲、祖父逊色，可是说到旷达、淡泊，还是有差距的。”所谓“真独简贵”，实际含义可能是这样的：“真”是不识相，“独”是不合群，“简”是没礼貌，“贵”是耍大牌，至于说王述不如他父祖“旷澹”，自然就是说王述的功名富贵心重。毛病都含蓄点出了，但你看王导这词儿用的，听着就是那么入耳。

◆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都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汉代的都城，城市形状不太规则，宫殿建筑散布城内各处，看不出明显的中轴线。因此，也就很容易出现“制置纡曲”的情况。从曹魏时代开始，受北方游牧民族的空间概念影响，都城变得更加方方正正。宫殿建筑集中在城北，中轴线居于显要地位。这种气势恢宏又大而无当的形制，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中世纪都城”，从曹魏邺城开始，北方都城往往如此，后来的隋唐长安城，更是它的典范之作。[插图]

◆ 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平子面似羌。（《世说新语·尤悔》）王澄逃离荆州想到建康来，所以经过了豫章。当时在豫章的王敦收到王导的信：“不要再让羌人到东边来。”因为王澄长得像羌人，所以这么称呼他。照这么看，王敦杀王澄，至少部分出自王导授意。刘孝标对这条记录极不满意，说王澄本来就是王敦杀害的，王导名望高德行好，怎么会干这种事？不过说实话，不希望王澄来建康，王导的动机还是很强烈的。王澄是成名远比自己早的族兄，王澄来，王导不能不尊重他。但王澄却绝不会尊重王导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各派势力平衡，按照他的脾气，一定会短时间内把所有人得罪光。所以从王导的角度说，最好的结果，确实就是王澄到建康来之前就消失。王导散淡随和，经常被人怼，基本不生气的老好人面目下面，还是偶尔会闪现杀机的。

◆ 周顗慨然喟叹说：“我常常自以为胜过茂弘，今天才知道不如他！”周顗只知道口舌之间抢占上风，王导却很明白，什么时候不妨让别人占上风获得快感，什么时候却该骤然发力，让对方体会到全方位被碾压的无力感。

◆ 汉末以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总结了“城大难守”的经验教训，所以对都市级别的大城市，防御思路往往是在城市主体的基础上，再建设一个较小而特别坚固的堡垒。在洛阳，则有金墉城；在邺城，则有铜雀台；在建康，则是当时依山临江的石头城。

◆ 王敦起事，建康城里的王导当然尴尬也危险。你和叛徒是堂兄弟，他起兵的理由之一，就是你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你说皇帝该拿你怎么办？王导就带着琅邪王氏的兄弟子侄，都到皇宫门前的魏阙下去谢罪。周顗担心王家人的命运，心怀忧虑地去宫里见皇帝。王导看见他走过，就大叫：“我们家这百来口人，就托付给您了！”周顗不回答，直接就进宫了。周顗见到晋元帝，苦苦陈说不能杀王导的道理。——理由当然是很充分的：从个人情谊来说，你们是布衣之好，管鲍之交；从道德角度来说，你能有今天，全亏王导，不能恩将仇报；从利害算计来说，杀了王导，就是彻底翻脸了，王敦打进来之后，杀你的理由就充分了，留着王导，王敦面前大家也好为你转圜，王导就可能为你求情……总之，周顗把晋元帝的思想工作做通了，王导保下来了。于是周顗很开心，在宫里还喝了酒，等到出去的时候，发现王导一家还在宫门口等着。周顗说：“今年把乱臣贼子都消灭了，一定会拿到像斗大的金印，挂在胳膊肘上。”——古人的衣服，往往在肘部有个袋子，可以放东西。周顗这话说得，好像是他要因为杀贼立功而封侯，也就是说，他和王家势不两立。周顗为啥要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呢？宋代有个叫施德操的人分析说：元帝与王导，岂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与奋起于艰难颠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疑如此，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导，欲其尽出于元帝，不出于己，所以全君臣终始之义。伯仁之贤，正在于此。（《北窗炙輠录》）晋元帝和王导这对君臣，关系太特殊了，他们从极其卑微的起点，历尽磨难走到今天，本来是多么完美的典范，可是现在却互相猜忌，实在是太让人心痛了。所以周顗要帮助两个人和好，而且要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两个人自己醒悟，重新心心相印的，没有任何外人的帮助。这就是言情小说里，备胎默默奉献牺牲自己，也要成全男女主角的纯洁无瑕的爱情那种经典剧情。只可惜，王导虽然擅长洞悉人性的一切弱点，对一个没用的人的纯净的善意，却不是那么敏感。王导认为周顗是与王家为敌的。

◆ 王敦已经完全掌控大局，决定对朝廷的人事重新做出安排。当然，没有人比王导更了解情况，他要听王导的意见。王敦问：“周侯可以做三公吗？”这是位望最高的官。王导没有回答。王敦又问：“可以做尚书令吗？”这是当时地位最机要的官。王导又没有回答。周顗声望那么大，是自己人的话，给官做就该给最拿得出手的。王导既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官不能给他，就说明他不是自己人。于是王敦说：“既然如此，那就只有杀掉他了。”王导还是没有说话。周顗被杀之后很久，王导在中书省的档案里，读到了周顗为自己求情的表章，这才明白了周顗当初的用心。于是王导叹息说：“我不杀周侯，周侯却是因我而死。我在沉默暗昧之中，辜负了这个人！”周顗字伯仁，所以这句在《晋书》里，作“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 当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会稽郡是一个巨大的概念：领有吴、越两国之地，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东汉顺帝时，会稽郡以浙江（今钱塘江）为界一分为二。钱塘江北较发达地区为吴郡，钱塘江以南部分则仍称会稽郡，郡治设在山阴县（今绍兴）。三国孙吴时，吴郡又被分割成吴郡和吴兴郡。

◆ 这样就产生了东晋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并称“三吴”。

◆ 以上出现的人物，周顗、王敦、阮裕、郗鉴、庾亮、殷浩……彼此关系是非常复杂甚至尖锐冲突的，但全部力推王羲之。而王羲之除了书法无双无对之外，到底有什么长处，解决过什么难题，做出过什么业绩？反正史书上不大找得到。这就是琅邪王氏的“佳子弟”与生俱来的人生平台。各大门阀斗而不破，对别人家政治上没什么实际竞争力的下一辈，反而谁都乐于说好话。

绕不开的老贼

◆ 论出场次数，《世说新语》里谢安、王导、桓温是三鼎甲。

◆ 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世说新语·排调》）桓温乘着大雪要去打猎。——自古以来，打猎是重要的军事训练手段，所谓“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这里“猎”可能是指军事演习。行动之前，桓温先去拜访王濛、刘惔这些人。不管打猎还是军演，都讲究衣服要穿得干净利落，不能太厚，所谓“装束单急”。这和名士们宽袍大袖的风气当然很违背，刘惔就看不惯了，问：“老贼你这身打扮，要干啥？”桓温就说了句千古名言：“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要不是我把这些脏活累活都干了，你们这些人哪能够坐在这里叽叽歪歪？

◆ 按《世说新语》里所说的，是桓温反击刘惔胜利。但刘孝标注引裴启《语林》，这对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桓温北伐凯旋，和刘惔有了这番对话。桓温的话，可以套现在流行的说法：“不是我负重前行，哪来你们的岁月静好？”刘惔的反击则是：“明明可以岁月静好，可你偏偏要负重前行。”北方那么乱，你不打他，他也没本事来打你，这是我大晋朝的灵祚保佑，和你有什么关系？按这一说，刘惔保持不败。

◆ 小庾临终，自表以子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世说新语·识鉴》）

◆ 庾亮、庾翼兄弟先后坐镇上游，任荆州刺史。所以称弟弟庾翼是小庾。永和元年(345)，庾翼临终前，上表说让自己的儿子庾爰之继承自己的职位。——“园客”是庾爰之的小名。朝廷对此当然很不乐意，荆州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能让你家族内部传承，好像变成了你庾家的私产了呢？找不到别的合适的人选，于是一致主张用桓温去接替庾翼，当荆州刺史。当然大家也很担忧，庾爰之要是借着父亲的势力，激烈反抗怎么办？刘惔说：“让桓温去，西方楚地他一定能够拿下，只是要担忧他成功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他了。”这个预言当然是说中了。

◆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世说新语·识鉴》）桓温任荆州刺史一年之后，即永和二年(346)，就准备伐蜀。当时割据在蜀地的成汉政权(304—347)，也传了好几代了，而且占据了上流形胜之地，要逆流而上攻克三峡，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朝廷里掌权的人，认为桓温不能成功的是大多数。只有刘惔说：“桓温是一定能成功的。看他赌博的样子就知道了，不是必胜，他就不赌。”

◆ 刘惔除了是驸马爷之外，还是谢安的大舅哥，他是名士圈大受推崇的人物，但只活了三十六岁，于是就成了无数人记忆中的白月光。他在《世说新语》中的亮相次数，可以排进前五。或许，名士们很愿意把大家认为高明的预言，放进刘惔嘴里，所以桓温未来干了点啥，总归都被他说中了。

◆ 这是任诞成了风气而不可避免的恶果。大家都被规则压制着，难得看嵇康、阮籍放纵一下，觉得出了口恶气，挺爽的。但人人都任诞，社会就要崩溃，有人想靠任诞引起关注，那就更糟糕。因为不守规矩这件事，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最后就只能比谁的下限低了。

◆ 梁代殷芸《小说》里有个故事：桓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诸葛亮是公元 234 年去世的，桓温入蜀是公元 347 年，所以这个小吏即使“年百余岁”也还是不够。这个故事肯定不可靠，但桓温可能真的是诸葛亮的崇拜者。他接替庾翼领荆州之后，可以说就是在贯彻“隆中对”的战略。

◆ 桓温已经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此前桓温已经移镇姑孰，所以大军北征，要从建康城外经过，很快就到了位于今天南京市栖霞区的南琅邪郡。这里有一个小城，叫金城。桓温二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做过琅邪内史，在这里种了许多柳树，自然，这些柳树将成为后世所谓“六朝烟柳”的一部分。三十多年过去，柳树都已经十围粗了。——这个说法是夸张形容，两手大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是为一围。于是就出现了极有名的一幕：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桓温慨然说：“树木的变化都如此之大，人怎么经受得起时光的消磨呢？”攀执着柳树的枝条，眼泪流了下来。这是老贼的文艺范。刘惔、殷浩们自诩我辈第一流，可是他们逼逼叨叨了那么多，而今安在哉？桓温只此一句，胜过名士们清言无数。

◆ 这是在提醒大家一个基本原则：《世说新语》是小说，唐修的《晋书》是正史，但《世说新语》是产生年代较接近东晋的文献，《晋书》却是初唐才修成的书。判断一条资料的价值的时候，后一个区别有时比前一个更重要。

◆ 郗超听说谁是想退隐的高尚人士，就送钱给他，整百万地给，还给人家修建隐居的房子。他在剡县为戴逵（字安道）造宅子，还带精装修。戴逵住进去，就给亲朋写信说：“到了剡县后，我好像住进了官府里。”——著名的“王子猷雪夜访戴”，王徽之到戴逵家门前突然回去了，不知道是不是看见隐居的宅子竟有官气而无“爽气”，所以才撤的。

◆ 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嘉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世说新语·排调》）郗愔刚被任命为北中郎将的时候，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字子猷，做过黄门侍郎）登门拜访。王徽之的放肆、嘴贱是出了名的，来了就对郗愔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舅舅刚掌兵权，你就说他不会打仗，哪有这么当外甥的？而且王徽之不是说了一遍，是“骤咏之不已”，简直没完没了。郗愔的二儿子郗融（小字仓）对郗超说：“爸爸今天上任，子猷说话如此不逊，实在容不得了！”郗超说：“这是陈寿评价诸葛亮的，人家把爹比作诸葛亮，还有啥不满意的！”轻轻一句话，就把人家的攻击转化为赞美。

◆ 当年南京的地貌，和今日完全不同。今日这里是毫无特色的街市，当时站在冶城城墙上，却可以看见秦淮河汇入长江的景象。一千七八百年来，南京人的生活垃圾不断投入秦淮河中，于是河道不断收窄，河水变成了俞平伯、朱自清眼里的样子——那两篇著名的散文，都把秦淮河写得华丽而浓稠，华丽是文人妙笔，浓稠却很真实。但王羲之、谢安那个年代，建康城还是一个新生的城市，他们眼里的秦淮河，河面宽阔，河水清澈。稍远处的长江，气魄则更非今日可比，十五公里的浩瀚江面，气象万千。在不舍昼夜的浩浩洪流面前，人世间的纷扰，显得短暂而渺小。所以也就难怪谢安悠然玄想，产生超脱世俗的志趣了。

◆ 不必怀疑他们此刻说话的真诚，只是人生的变数，远比江河上的浪花更无法捉摸。

◆ 当初桓温平定蜀地，灭了割据在那里的成汉政权，就娶了成汉国主李势的妹妹做妾。桓温很宠爱她，总是把她安置在书斋后住，南康公主开始是不知道的。后来听说此事，公主就带着几十个婢女，提着明晃晃的刀子去搞突袭。——这大概也算南渡以来，司马家最有气势的一次出击了。

◆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世说新语·尤悔》）谢安在会稽郡乘船出行，仆役驾着船，有时慢有时快，有时停有时等，有时由着船纵横漂流，撞着人，碰到岸，谢安对驾船人也并不批评教育。所以人们议论说，谢安这人是没有喜怒的。但是，哥哥谢奕去世，送葬回来，天也晚了，雨也下得急，仆役们都醉了，全乱套了。谢安就在车上拿过支车的木柱，去撞车夫，声音脸色都很严厉。于是《世说新语》编著者发了一段议论：水性沉静柔和，可是进入险隘处却会奔腾激荡。和人情相比，就类似处于急迫危难的时刻，没有人能保持那份平和纯粹的心境。道理很对，可是要知道，苻坚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谢安一样能“保其夷粹”。这次却绷不住了，可见兄长去世，面对不得不出山的处境，谢安压力有多么大。这种表现大概可以说明，他喜欢隐居，是真心的。毕竟，作为世家子弟，不做官的生活，讲雅的，是“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讲俗气的，则“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可以沉浸在这样的日子里，干吗去案牍劳形呢？只不过谢安和一般世家子弟的区别是，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来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才能维持下去。所以责任压过来的时候，这副担子，终究是要挑起来。

◆ 谢安在桓温幕府时间并不长，两年后谢万去世，谢安投笺求归。之后被任命为吴兴太守，不久后又调入朝廷，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但在桓温幕府里的两年，让谢安在官场里的底气，已经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很大程度上让桓温相信，谢安是自己和名士圈子的一个沟通中介。

◆ 他自己拟的遗诏，写的是“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周公摄政”这事，历史事实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宋代为界，前后人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宋以后，君尊臣卑，君臣之分不可逾越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周公是正面人物这个基本设定又不能动，所以主流观点极力强调，周公摄政只是代理，天子之位始终是周成王的。但从战国到唐代，也就是包括桓温、司马昱这个时代，流行的理解仍是：周公就是自己称王了，所谓“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荀子·儒效》）。至少也是“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尚书》郑玄注）。所以司马昱让桓温做周公，就是说你可以称天子。司马昱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话就更直白了。王坦之作为侍中，第一时间见到了遗诏，就拿着直入宫内，当着司马昱的面，把诏书毁了。司马昱说：“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

◆ 司马昱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文化修养，真是熟读三玄。“傥来”是《庄子》里的话，意思是一不留神碰上的。我们司马家的天下，来历本来就不清不楚，给人就给了吧，我都不在乎，你顾虑那么多干吗？王坦之说：“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大晋朝的天下，是宣皇帝司马懿、元皇帝司马睿挣来的，你不能一个人做主。司马昱心里应该也还是舍不得的，王坦之推了一把，他也就改变主意了，你给我重写吧。王坦之写的是，桓温可以“依武侯、王公故事”，当年诸葛亮、王导是怎么做的，你也可以怎么做。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楷模不必说了，王导虽然享受极高礼遇，但也知道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皇帝的御床，是不敢坐的。整个过程，给人感觉就是司马昱和桓温都特别要面子。司马昱是你来逼我一下，我就让给你了；桓温是我不逼你，我要你自己让。然后王坦之这个特别坦白的人跳出来：“不许让。”于是这事就黄了。

◆ 这当然让桓温极其失落，他给弟弟桓冲写信：“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一个“耳”字，真是无限的怨愤惆怅。

◆ 实际上阻止桓温当周公这事，王坦之是冲锋在前的，他就是真比谢安更紧张，也很正常。但谢安的作用确实一样也并不小。说他这个姿态，能让桓温“惮其旷远”，当然是浮夸了，这个姿态的主要意义，是让桓温没法发作。

◆ 王坦之和谢安实际上是在分工合作：王坦之把桓温的要求顶回去，谢安告诉桓温，您别急，还有希望。

◆ 这样，谢安成了阻止桓温篡权的最大功臣。从这点看，他和他的伯父，让陈郡谢氏地位大发展的第一人谢鲲，人生经历其实颇有相似之处：靠一个叛臣的力量实现起飞，而最后走到他的对立面做一个忠臣。

◆ 如果桓温能够北伐成功，扫荡群胡澄清宇内，再造一个大一统的盛世，那时候他要当皇帝，谁也没话说，自然能流芳后世。可是桓温没这个本事，不是差一点，而是差许多许多。如果桓温能够撕下脸皮，不管王、谢这些世家大族的态度，靠军事力量强行冲上皇帝的宝座（当时应该叫御床），那倒是可以做到的。但那样完全没有合法性的朝廷，统治成本会被无限拉高，之后还会不断有人有样学样，那就是无休止的政变、残杀、战乱……那就真是遗臭万载了，桓温也做不出。

◆ 浏览史籍，很容易注意到，桓温确实是个缺少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的人。只有消灭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桓温取得了成功，但据史书说，其实他是已经退缩了的，只不过军吏敲错了鼓，让士兵们误以为是发动进攻，才取得了胜利。后面，第一次北伐的灞上之役，第三次北伐的枋头之役，都是距离敌国的都城已经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桓温却不敢发动最后一击而退缩。正如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距离皇帝的御床也只有一步之遥，谢安的伎俩，也不过是审稿慢一点，但已经足以把他活活拖死了。于是，爱说大话的史评家，就骂他是饭桶军阀；而热衷权谋的人，则总能发现，桓温的每一次拖拉，都有精密的算计。

◆ 不过所有这些，《世说新语》都没怎么关注。《世说新语》里关于他的内容，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碎片。桓温会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文艺金句，也会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魔性名言，而他骂起名士来，尤其显得富有洞察力而精准毒舌：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世说新语·轻诋》）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世说新语·排调》）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世说新语·品藻》）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世说新语·文学》）

◆ 但是，真正阴鸷的枭雄，对这些坐谈客一刀杀却便是，何必费这么多口舌？能骂出这么多让人击节赞赏反复吟咏的句子，这大约正说明，桓温与他轻诋的名士们，骨子里还血脉牵连。

◆ 所以，桓温仍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而后来那个比桓温更有军事天才，更有英雄气概，做成了桓温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业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里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刘寄奴，却不是。所以这本小书，也就到桓温为止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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