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
《庆历四年秋》
夏坚勇 210 个笔记
第一章 将进酒
◆ 大街上，达官贵人的马鞍已经换上了狨座。狨是一种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猿猴，长可六寸。越小的东西往往越值钱，用狨尾编成的鞍鞯谓之狨座，皆来自辽国，极名贵。但这种名贵的鞍鞯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享用的，要看身份。本朝制度，有资格享用狨座的，须是文官“两制”以上，武官节度使以上；每年九月乘，二月撤。至于什么时候乘，什么时候撤，倒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潜规则还是有的，那就是须得等宰相先用了，其他人才可以用。撤亦如是。
◆ 宏观地俯视京师的地理形胜，可以把横向的汴河和纵向的御街作为两条坐标轴。汴河是京师的生命线，东南财赋，尽赖此河输挽入京。京师的旧称汴梁亦得之于汴河。
◆ 外单位的文友一共请了十几位，身份多为馆职，也就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的文学侍从。这些人虽然级别不高，但馆职向来被称为储才之地，皇上要用人了，目光首先会落在这些人身上，因此官场上都把馆职视为终南捷径，前程普遍看好。若是日后能“侍从”到学士甚至翰林学士那个份上，就进入了中央核心机构。翰林学士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仅地位尊崇，收入也非常可观，除俸禄而外，还有不少外快，这是制度允许的，不算灰色收入。
◆ 从“龙图”这两个字就可以掂量出，龙图阁在馆阁中地位最高，后代戏剧舞台上的包拯，往往一出场就先来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之所以自称“包龙图”，就因为他是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担任开封府最高长官的。
◆ 古人的字往往是对名的阐释或补充，形成互文效果。例如范仲淹，“仲”是排行，不去管他。中心字是“淹”：渊博精深。什么东西渊博精深呢？那就在字里了。希文：杰出的才华。渊博精深、才华出众，这就是他的人生期许。
◆ 气氛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入高潮的。一开始就进入高潮的宴会往往不能持久，那是有些人为了赶场子而特意加快节奏。起初的斟酌很有分寸，所谓觥筹交错也只是礼节性的，整个节奏平缓而流畅，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做法，也是准备打持久战的做法。大家心里都知道，高潮迭起是迟早的事，惊涛骇浪其实正在酝酿。这种场合，吃喝并不是第一要务，第一要务是说话。先说的总是时政要闻：元昊的誓书已经送到，与西夏签订和约指日可待，看来朝廷这次又要拿出去一大笔钱了。
◆ 晏殊这个人真不愧富贵宰相，他历仕两朝，为官既端方超脱，又是当之无愧的词坛教主，而自己的小日子也过得优游闲适。曾有人在诗中显摆富贵，其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这样的句子，且极为自得。晏殊看了，大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乞儿相”。在他看来，真正的富贵应该不言金玉锦绣。那么说什么呢？唯说气象，例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19]。他是真正懂得享受富贵的人。
◆ 这一年是北宋庆历四年，岁在甲申。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
第二章 年号那些事
◆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叫李宸妃的女人死了。宫里老一代的妃嫔那么多，而且真宗驾崩后，刘太后就打发李宸妃去守陵，因此小皇帝对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印象。但第二年刘太后也死了，小皇帝亲政，这时候他才听说，原来刘太后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的亲生母亲是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李宸妃。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而且从此以后，就不断有人在他耳边叽叽咕咕地说刘太后的坏话，然后又有一拨人要他顾全大局，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之类，弄得他很烦。
◆ 卖布不带尺——乱扯
◆ “伏閤”事件后，范仲淹贬知睦州，这是他一生中“三起四落”中的第二次“落”，但这次事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两年后，他被召入朝廷担任天章阁待制，这是清望之职，向皇帝进言也很方便。吕夷简嫌他在朝中碍事，就给他挪个位子，去当开封知府。
◆ 北宋不少名臣都有权知开封府的经历，治得开封府方能治得天下，这几乎成了一种通例。吕夷简当然不是为了把范仲淹放到那里去锻炼或镀金，作为日后提拔他的一个台阶，而是想用冗繁的政务捆住他的手脚，让他无暇对朝政指手画脚；亦希望他在那里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好抓个把柄把他踢出京师。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夷简确实是让他去“权”的。岂料范仲淹的首都市长“权”了仅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于京师有这样的民谣：“朝廷无忧有范 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吕夷简本想做个圈套让他钻，结果反倒成全了他，给他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这就叫聪明“过”人——不是超越之“过”，而是转移之“过”，例如过户、过账，经此一“过”，反正都不属于自己的了。
◆ 范仲淹一边游刃有余地处理开封府政务，一边也没耽误了注视朝廷上的风吹草动。吕夷简很会当宰相，特别会搬弄人事，以至门庭若市，幸进之徒纷纷拍“马”而入。范仲淹看在眼里，他绘制了一张《百官图》进献给仁宗，以图表的形式明细标示近年来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的私心。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说今天朝廷里也有张禹。这样的奏章不仅让吕夷简很愤怒，估计皇上也不会高兴。
◆ 馆阁校勘尹洙前仆后继，自己往枪口上撞，他说，余靖向来和范仲淹没有什么关系，尚且以朋党得罪，我才真的和范仲淹有关系，也以成为范仲淹的朋党为荣，“乞从降黜，以明典宪”。朝廷只能尊重他的意愿，遂逐之。
◆ 欧阳修当时也在馆阁校勘的位子上。校勘为馆职中的最低等级，朝廷已下诏禁止越职言事，他没有资格站出来说话，而有资格说话的左司谏高若讷非但不仗义执言，反而附会吕夷简，说范仲淹罪有应得。欧阳修十分愤怒，连夜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痛斥高是“君子之贼”。后世骂人时常说的“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亦最初出自这里。这封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文气浩荡，痛快淋漓，在中国散文史上亦被视为名篇，现代中学语文课本中多有收录。在信的最后，作者堂堂正正地敦促对方：我以上所说的这些，你完全可以视为我与坏人结党的明证。希望你把这封信交给朝廷，治我的罪 ，也成全你作为谏官的一次立功机会。
◆ 高若讷觉得如果不把这封信尽快交给朝廷，就很对不起写信的人了。于是，欧阳修被贬斥夷陵。
◆ 当时的官场生态：有血性有抱负的官员动辄得咎，被打发得远远的；而那些俯首帖耳地混资历的庸官想得到一顶光鲜的头衔却并不困难
◆ 站在狄青对面的是西夏国王元昊。元昊是他的名，至于他的姓，说起来就源远流长了。前些时他姓赵，再前些时他的先辈姓李，更早的时候他先辈的先辈姓拓拔，当然，这个姓氏属于他的种族血统——起源于鲜卑的党项族。
◆ 大约在唐僖宗时期，他的祖先拓拔什么的因帮助唐王朝征伐黄巢有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晋爵夏国公，赐姓李氏，并且跟其他藩镇一样，世代承袭。北宋立国以后，对外政策实际上是欺软怕硬，对西夏这种全民皆兵的“蕞尔小夷”，也只能“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用承认其割据地位和各种赏赐——包括赐姓赵氏——换取其臣服。
◆ 改姓立号，标志着和宗主国切割关系拉开距离，这是称帝立国的第一步，也是投石问路的意思，且看宋王朝如何反应。宋王朝装聋作哑，一点反应也没有。
◆ 元昊步步进逼。第二年，也就是宋仁宗开始亲政的这一年，当宋朝的皇帝为离婚和“伏閤”的大臣斗智斗勇且大获全胜时，西夏宣布改元。
◆ 宋王朝仍然没有反应，他们很淡定，只要对方还没有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他们就坚定不移地装聋作哑。
◆ 北宋自立国以后，在和强邻的冲突中很少占到便宜，太祖太宗两朝尚有几分进取的锐气，真宗澶渊之盟后，就渐至“厌闻边事”，为什么“厌闻”？因为毫无心理优势可言，生怕出事。怕什么就忌讳什么，生病的人忌讳说病，垂死的人忌讳说死，这都 是心理虚弱的表现。
第三章 六州歌头
◆ 唐朝的疆域比地平线还要辽远，当时从长安安西门西行至唐境西陲有万里之遥。诗人王维吟诵着“劝君更尽一杯酒”送别友人的渭城，当时还在唐王朝的中枢附近，现在已差不多是在宋夏前线了；而诗人自己“问边”时一路所过的居延、萧关和燕然，[34]对于今天的宋朝来说，已如同远古的传说一般虚无缥缈。
◆ 西北边防的统帅部也亟待加强，其中最重要的人事调整是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 范仲淹之复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得之于天助。“天章故国三千里”，几年前范仲淹虽然落荒而去，但他也因慷慨直言而成为士风的一面旗帜，声誉如日中天，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他在政坛重新崛起只是时间问题。
◆ 西线的两个副帅——范仲淹和韩琦——一个主守，一个主攻，而最高统帅夏竦则没有战略，他只听朝廷的。
◆ 西夏人有诗嘲讽道：“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轝，犹自说兵机。”[40]诗写得好不好不去说，但人家打了胜仗，怎样奚落你都有资格。
◆ 最终装订成册的计划书，竟多到“两人之力不能举”
◆ 据说范仲淹在西线期间曾作《渔家傲》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一阕。
◆ 如果说欧阳氏的这首《贺雪歌》只是对风雪边关的偶一瞭望，那么作为戍边将领的范仲淹，写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就是一种艺术的自觉。这种题材的拓展让他首先走出了胭脂粉黛的西昆旧习，以悲慨沉雄之声发聩词坛。范氏的《渔家傲》开创了豪放派宏大的艺术格局，这样的评价应该没有问题，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一阕。
◆ 在作出上面的评价之后，我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或者说，还有点小小的不满足。范仲淹的《渔家傲》是写得好，读了以后，那种苍凉感如同荒原上的暮色一般笼罩着你，让你无处逃遁。但是作为边塞词，特别是和唐人的同类作品相比，总觉得少了几分浪漫骑士式的英雄主义，腔调显得有点疲惫，甚至——无奈。
◆ 《渔家傲》基本上是一幅静态写生，千嶂、孤城、长烟、落日，固然是静物。即使是“衡阳雁去”、“四面边声”或“羌管悠悠”看似有少许动感，但渲染的只是肃杀——一种情绪上的下沉和波澜不惊。再加上那个对着一杯浊酒思念家乡的白发征夫，怎一个“静”字了得！
◆ 唐诗中的边塞，生龙活虎，色彩斑斓，有豪情亦有惆怅，有英雄气亦有儿女情，但主调始终慷慨而嘹亮，甚至有点嚣张——是的，嚣张，因为那呼喊和歌哭都洋溢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 同是边塞题材，从唐诗到宋词，这种色调和气魄的衰减不是孤立的文坛景观，也不是个人才力的高下，而是王朝气象的式微。
◆ 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次会战，一“川”不如一“川”，宰相吕夷简连呼“可怕”。
◆ 现在，不得不说到幽云十六州了。这是一个地域名词，而且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名词。史书上有时写作“幽云十六州”，有时写作“燕云十六州”。我喜欢前一种，因为这个“幽”字契合了太多附着在该地名上的感情色彩：深远、隐蔽、诡异、囚禁、不公开，以至暗箱操作，或者愁眉苦脸之类的联想。一个地名如此精准地暗示了它的历史命运，让人在惊叹之余或许还有几分惊悚。我甚至在潜意识里把“幽云”别解为：幽怨地诉说。——云者，说也。现在，如果不是因为情节交代的需要，我实在不愿触及这个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地域名字，这个与汉民族的疼痛 和屈辱纠结在一起的地域名词，让后人在遥望它时总是五味杂陈，欲说还休。
◆ 就在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二十三年之后，后周的第二任皇帝柴荣统兵北上，打算一举收回十六州。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十六州最南面的瀛州和莫州望风而下。兵锋向北，又连陷三关：益津关、瓦桥关、高阳关。可就在进攻十六州中最重要的幽州（北京）时，最高统帅柴荣突患重病，回师开封后即逝去，由七岁的儿子继承帝位。再后来的事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几个月后就发生了陈桥兵变，一位姓赵的统兵将领坐上了皇位。柴荣雄才大略，又正值年富力强，是五代诸帝中最杰出的人物。他本来最有希望从契丹手里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最有希望重新实现中国的大一统。他已经站在历史舞台的出口处，在聚光灯的照耀下踌躇满志地跃跃欲试。无奈天不假年，壮志未酬而中道崩殂，时乎？命乎？“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43]有时候，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之力，就维系于某个大人物的几声咳嗽或喘息之中。世间所有的权力中，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而时间对于个体的人，就是他生命的长度。一个人死了，历史就关闭了一扇大门，这时候，偶然性事件露出了他狰狞的面孔。偶然性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也因为无数的偶然性事件而更具不确定性和神秘感。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则是站在偶然背后的那种巨大的渴望。
◆ 晏殊是有名的神童，少年得志，不久便位居中枢，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一时俊彦皆出自其门下。
◆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以先入为主的善恶二元论把人物标签化。
◆ 今晚他拒绝“制诰”，把皇上的纸条原件退回。“外制缴词头，盖自此始。”[50]从此以后，对皇帝不合适的任命，外制是可以打回去的。这是北宋中期士风高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开风气者，富弼也。
◆ 富弼知道，谈判就是谈判，既不是来向人家乞求，也不是来和人家吵架。乞求和吵架都不能解决问题。这就不光要有胆略，还要会说话。他说得入情入理，辽兴宗听进去了。
◆ 外交人员除去政治和业务素质而外，最好还是要颜值高一点。
◆ 富弼大怒，一点也不给老丈人面子，说晏殊和吕夷简联手欺骗皇上。其实揆情度理，倒不一定是吕夷简写错了，且不说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就是按常理，国书写好后肯定要给皇上审定的，如果写错了，皇上当时为什么不指出来？最大的可能是，仁宗求和心切，他后来的口谕一厢情愿地偏离了国书的精神。但这些皇上自己是不会承认的，吕夷简和晏殊这样的老官僚自然心知肚明，只能认领了事。而初涉政坛的“富相公”还缺少历练，不谙熟这些游戏规则。他只有血气方刚，疾恶如仇，甚至连自己的老丈人也“仇”进去了。
◆ “献”这个字的原始意思其实就是狗肉——祭祀用的狗肉，所以有一个“犬”的部首。不知后来怎么演变得非常庄严且堂皇，例如献礼、献身、奉献之类，反正都有恭敬虔诚的意思。
◆ 辽国人的估计大致不差，大宋的皇帝果然好说话。
◆ 这个“献”或“纳”意味着什么，仁宗应该比谁都清楚，因为“朕即国家”，国家的尊严就是他官家的尊严，但他扛不住辽使的几句连吓带骗的大话。
◆ 仁宗被刘六符的这一通大话给镇住了，他只得把尊严放到一边，也把富弼事先的忠告放到一边，同意用“岁纳”的表述。
◆ 这样的结果，皇上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富弼。富弼两次使辽，一次女儿死亡，一次儿子出生，他都毅然不顾，慨然登程。在宋王朝 左右支绌的情势下，他有理有节，不辱使命，展现了大义凛然的风骨和卓越的外交才能，亦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但客观地说，面对辽国的无理取闹，最后以“岁纳”的名义增币二十万，也不能说是一次外交胜利。对此，他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使辽以后，仁宗进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坚辞不就，他说：增岁币非臣本志，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53]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劳，增币是耻辱的事，按他的本意，是要以死相争的，但由于国家和西夏还处于战争状态，没有力量再与辽国发生冲突，只能这样了。他这样说不是矫情，而是无奈。外交毕竟是综合国力的较量，与之相比，个人能力的周旋余地是有限的。
◆ 在国家财政的总盘子中，至少六分之五用于养兵，仅剩不到六分之一用于维护政权运作。
第四章 吹皱一池春水
◆ 所谓敏感词，不是这个词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有可能让人们产生不好的联想。
◆ 事实证明，庆历三年殿试的榜单上，真正给历史留下痕迹的名字，只有这个从第一名降为第四名的王安石。试问，有多少人知道那年科场夺魁，且被自己用“驴日的”诅咒过的状元杨寘呢？
◆ 至于榜眼王珪，虽然后来也当过宰相，但后人提起他，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孙女婿，因为该孙女婿名气太大了——此人姓秦名桧，字会之。
◆ 吕夷简退休后，仁宗调整了执政班子，章得象和晏殊由枢密院调中书省，同为宰相，枢密使由杜衍担任。这中间，章得象和杜衍已年过六旬，晏殊五十多岁，都是持重而守成的老官僚。仁宗的用意是，这几个人其实相当于“影子内阁”，用这几个虽不会有多大作为却颇具兼容性的老臣主政，可以为即将进入二府的新锐人物提供最大 的施展空间。在他的心目中，被寄予厚望的新锐人物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
◆ 差不多就在吕夷简退休的同时，仁宗分别派遣内侍到西北前线，对范仲淹和韩琦宣读皇帝诏谕，大意是：不久就要将你们调回中央，进入二府。已经诏令中书省记录此事（意思是这项任命已进入相关程序）。最后还有两句与圣旨惯用的语调不很吻合却又颇具意味的悄悄话：这事出自我的主意，不是下面臣僚的推荐。做皇帝的，也用得着向下面的臣子卖好吗？
◆ 老师开导他说：“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夏竦得到启发，是啊，“水之前后左右”，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举凡江河湖海、雨雪冰霜、芦叶沙渚、柳絮荷塘、日月星辰、云影天光、游鱼飞鸟、舟楫桥梁，不都是“前后左右”吗？思路一开，夏竦当即“广”成六千字。老师说：“可学矣。”[62]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头脑子蛮灵光，一点就通，孺子可教也。
◆ 老实说，姚老师的这句话，不仅启发了夏竦，也让已入暮年的笔者茅塞顿开。我大半辈子卖文为生，现在想起来，往往思路打不开的时候，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前后左右广言之”。只是我生性愚钝，没有能像姚老师那样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一剑封喉。现在，我要把这句金玉良言隆重推荐给当下的莘莘学子：这是作文最初始的窍门，也是最常用的技法，百试而不爽，切记切记！
◆ 夏竦确实聪明。但聪明人因其器局的大小，有的走向智慧，有的走向狡诈。夏竦不幸属于后一种人。随着他在官场上渐至显赫，同僚对他的评价也渐趋统一，那就是：奸诈、险恶。人的某种秉性，很难说就一定是缺点，关键在于放在什么场合。就正如一则民间笑话所说的，有些售货员吝啬笑容，但放在适当的岗位，他们都是很好的售货员— —如果让他们去卖棺材的话。仁宗大概觉得，对于夏竦来说，西线主帅就是那个“卖棺材”的岗位。自古兵不厌诈，玩的就是个心计。所谓用兵如神，其实就是奸诈与险恶在战场上的玩法。那么就让他去玩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夏竦的这种特长，只会用于官场，偏偏不会用于战场。战场上的夏竦，僵硬、畏怯，依违顾避，一点心计也玩不出来。这或许可以证明，小聪明只能用于窝里斗，若用于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小样的，还是省省吧。“夏竦何曾耸”，这个“耸”既有高大的意思，也有引人注意的意思。但无论作何解释，作为宋军西线主帅的夏竦都沾不上边。不要说“蕞尔小夷”没有文化，人家就这一句，该服了吧？
◆ 李愬雪夜入蔡州
◆ 拉屎你攥拳头——使不上劲
◆ 古人的诗大多不很长，不像今天的诗人，稍不留神就几百上千句，诗情一动，如同打开了自来水龙头，飞流直下污水池，洗完了拖把还可以冲厕所。古人不行。白居易之所以那么牛逼，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有两首重量级的长诗，但其中的《琵琶行》也不过八十多句；《长恨歌》先在题目中广告一个“长”，然后又在诗中上天入地，碧落黄泉，也只有一百二十句。
◆ 夏竦本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再加上石介这么一搞，那就不光是“怒发冲冠”，即使“凭栏望”，心头的仇恨之雨也歇不下来了。据宋人笔记《珍席放谈》记载：“石介进《圣德颂》，公（夏竦）衔之深。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一个堂堂的朝廷大臣，居然使出了乡闾毒妇的那点鬼域伎俩，可见“苦大仇深”——这个“苦大仇深”曾经是个很有面子的词，鉴于夏竦眼下很没有面子，姑且借给他用一下。
◆ 那么，被石介推崇备至的范仲淹等人 的反应如何呢？据说范仲淹读到该诗后很激动，一巴掌拍在……就情感的表达功能而言，人的手掌可能仅次于面部。如果愤怒，那就拍在别人的脸上；如果懊恼，那就拍在自己的脸上；如果赞赏庆贺，那就拍在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或别人的手掌上（鼓掌或击掌）；如果表示痛心疾首，那就像范仲淹这样，拍在自己的大腿上。“范拊股谓韩（琦）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67]范仲淹拍大腿的那个动作相当形象，他知道老石是个刚介正直的好心人，但唯其是好心人，做了这种帮倒忙的事才让他痛心疾首。韩琦说：“天下事不可如此。”为什么“不可如此”？因为他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增加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后遗症很大。
◆ 此后不久，有人力荐石介出任谏官，其他执政都已认可，范仲淹却力排众议。他认为，石介秉性刚直，但过于偏激，如果当了谏官，此公一定会要求君王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不听从他的劝谏，则一定会叩头流血，苦谏不已。这种一根筋，怎么能当谏官呢？[68]我在翻译这段话时，考虑到范是吴地人，用了“一根筋”的说法。不管这种翻译是否妥当，但范氏务实、理性、炉火纯青的为政风格应该凸现无遗。范仲淹已经五十四岁了，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宦海沉浮，现在正是政治上最成熟的时候。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既“炼”出来了也“化”出来了。由这样的人来主导朝廷的新政，值得信赖。
◆ 因避讳而改的，不光是人名，还有地名，还有物名。例如京师的大街小巷里叫卖的炊饼，原先叫蒸饼。因为当今皇帝叫赵祯，这个“蒸”就犯讳了。[70]但这一改，后人就闹不清它的前世今生了。原先叫蒸饼，一听就知道其实就是没有馅的馒头。不用“蒸 ”了，后人还以为是炉子里烤出来的烧饼（江南人叫大饼）。在中国，偏偏只要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炊饼，这要归功于那个叫武大郎的人，他出去卖炊饼，老婆就在家里偷人，而且偷得风生水起，流韵千秋。
◆ “兵乱”这个说法比较吓人，历史上多少王冠落地都是与之有关的，包括本朝肇基之初的陈桥兵变。成功了就是“变”，这个“变”是开天辟地的意思。失败了就是“乱”，兵乱、叛乱、动乱、暴乱，随你说。
◆ 好在范仲淹和富弼善解圣意，就在朝廷下诏派禁军围剿张海兵乱的六天以后，也就在皇帝开天章阁虚席以待的三天以后，两人联署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摆上了皇帝的案头。皇帝二话没说，随即“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71]。中国历史上一场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大剧拉开了帷幕。说到某一场改革，特别是一场名垂青史影响深远的改革大剧，一般都要用“轰轰烈烈”这样的修辞。可是我不用。因为揆诸历史现场，似乎既不“轰轰”也不“烈烈”，而且连一句“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也没有。我只能用“润物无声”来表述。范仲淹已不是当初那个书生意气的愤青了，盛夏的激情沉淀以后，裸露的是饱满和成熟。他知道改革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甚至非常人情世故的一件事。改革者也绝非那种连打个喷嚏也双拳紧握吹胡子瞪眼的形象。他不仅不看重声势，而且认为声势越小越好，能不动声色地把事情搞定，那最好不过。
◆ 《十事》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整顿吏治，七事；发展经济，二事；加强军备，一事。可见这是一场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不要一听到“政治”这两个字就以为多么神圣堂皇，政治是什么？一本《魔鬼辞典》中这样定义：“一种假装成不同原 则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原则”只是标榜，“利益”才是实质。或者说，大喊大叫的是“原则”，耿耿于怀的则是“利益”。这正是政治改革的难处，一旦触动了已然固化的利益，谁也不是沉默的羔羊。
◆ 《十事》中有什么一剑封喉的新招吗？老实告诉你：没有。大略看去，那中间的每一件事都不能说让人眼睛一亮。如果你再拿着显微镜仔细研究，结论仍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 所谓的大智慧，说到底都不仅仅是属于个人，而应是属于整个时代的。个人的作用只在于真诚而敏锐地倾听时代的呼声，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努力作出回应，就如同农夫回应季节、草木回应阳光一样。范仲淹是兼具理想与世故的政治家，《十事》的特点固然体现在综合了众多的改革意见，但这种综合并不是平面的整合，综合以后也并不只是大而化之地泛泛空谈，而是更多地考虑了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从顶层入手，提出了带有系统性而不是零打碎敲的解决措施，重在实用，务求实效。可以这样说，实用、操作性、解决问题，这几个动感十足的词语才是《十事》最值得期待的闪光点，它们虽然不能提供最缤纷的想象力，却朴实，稳妥，不虚张声势，也不挤眉弄眼。更重要的是，改革喊了这么多年，毕竟“动”起来了。
◆ 范仲淹在审定名单时尤其冷面，一见有年老、多病、贪污、不材四种不合格者一律一笔勾去。富弼心有不忍，提醒他说：一笔勾去容易，你不知道被勾掉的一家都要哭啊。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他用一个更有力量的反诘句表明了自己的选择。确实，“一家哭”还是“一路哭”，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都必须面临的选择。
◆ 作为一个汲汲于国计民生的改革者，范仲淹别无选择。创造 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过分爱惜羽毛，那就不要搞政治，而去搞慈善或者去当道德家。我们不能说老范太冷血，没有感情，只能说他有一种源于对国家和民族巨大使命感的大感情。
◆ 也不要以为新政就是一副冷面孔，官员一有问题就立马拿下。在对高邮知军晁仲约的处理中，范仲淹就力主宽赦，并因此与富弼在皇帝面前争执不下。这场争论不仅体现了范氏揆情度理的处事风格，也不仅提供了窥测人物性格多面性的一个视角，还传递了一个政治家在呼风唤雨的外表下内心深处幽微的悸动。
◆ 对此，富弼很生气，出了大殿，他对范仲淹说：现在新政刚刚开始，最怕的就是有法不依。我要严格执法，你却多方阻拦，以后还怎么管理众人？范回答他的这段话很值得玩味，原话有两个版本，先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另一个版本来自《邵氏闻见录》，略云：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两个版本意思差不多，但说法不同，完全克隆、眉眼一模一样的只有两个字：手滑——不能教皇帝杀人以至“手滑”。
◆ 从根本上说，这两个人的争论并不在同一维度之内，富弼讲的是法律，范仲淹讲的是人性。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面对着一桩具体的案件，人性似乎应该服从于法律，不然的话，法律的权威何在？但法律不应该排除通往人性的幽径。如果以一个更宏阔的时空作为背景，法律则应该服从于人性，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性进步，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范、富争执的关键在于，富弼是就案件论法律，或者就法律论法律，他眼里只有一个晁仲约。而范仲淹则是就法律论人性，他的目光越过晁仲约那颗无足轻重的头颅，警惕地注视着人主的心理异化。宋王朝开国以来，皇上从不诛杀臣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现在如果怂恿皇上杀人，仅从本案看似乎维护了法律，但此例一开，日后他越杀越多，杀得兴起了，“手滑”了，就会不按法律了。什么叫“手滑”？就是习惯了，不仅习以为常不由自主，而且习与性成乐在其中，到那时你想用法律去管住他就难了，因为他是人主，他无法无天不讲法律，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为政者当防“手滑”，不光是杀人，还有作恶、贪腐。此等勾当，开始时手涩，紧张，甚至害怕，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受到理智和良心的责备。但做得多了，习惯成自然，手就滑了。更有甚者还会上瘾，不做就手痒，这是很可怕的。由这个“手滑”，我们还会想到其他好多“滑”：脚滑、嘴滑、耳滑，甚至还有意滑，都不好玩，尤其是在人主那里。例如起初听到人家喊自己“万岁”时，或许还有点受宠若惊，不大习惯。但听得多了，就理所当然了。若发现有人没有喊，或者喊得不高，就不高兴甚至要起杀心了。范仲淹毕竟是历经宦海沉浮的人了，他知道，无论同僚还是人主，只要利益需要，一个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到那时，“吾辈首领，将不保矣”，这就是政治斗争的严酷。富弼还不到四十岁，而且一路顺风顺水，难免年少轻狂，对这种严酷还缺少感受，因此对范的这番话不以为然。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有感受了。第二年，富弼因谗言离开二府，宣抚河北。不久重回京师，皇帝却不许他入城。他以为皇帝要杀他，在驿馆里一夜睡不着觉，想起当初范仲淹说过的话，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宋人称男性长辈为“丈”，至于“六”则是范的排行。范在兄弟中排行老五，连同堂兄范仲仪，排行为“六”。富弼现在知道“范六丈”的老辣了。后人罗大经诗云：“奋髯要斩高邮守，攘臂甘驱好水军。到得绕床停辔日，始知心服范希文。”[74]富弼绕床叹息是在第二年九月，距现在一年还不到。这说明年少轻狂和谦虚谨慎之间并没有千山万水，有时只需要结结实实地跌一跤就够了。
第五章 干卿底事
◆ 我不知道和尚道士们修行的所在为什么称为丛林，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凡称得上丛林的所在，起码应有一定的规模且较为堂皇，那种“两个和尚抬水吃”的小山门是不够资格的。仁宗庆历年间，东京最负盛名的丛林有两处，一处是皇宫前面的大相国寺，一处是新宋门里街北侧的上清宫。
◆ 庆历四年正月初七，荆王死了。当然，以他的身份，死不叫“死”，叫“薨”。这个字有点冷是吧，那我告诉你，和牛皮哄哄的“哄”同音。它也确实很牛皮，就为了那么一小撮有特殊身份的权贵最后翘辫子，专门发明了这个词伺候着。
◆ 但有些问题太冠冕堂皇义正词严放之四海了反倒让人生疑。史料中没有记载这些意见出自哪些具体人，但我总觉得这中间有点怪怪的味道，至少是举轻若重。把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故意上纲上线矫枉过正，弄得不仅不合典礼，而且不近人情，其背后往往潜藏着某种情绪。
◆ 他们其实并不想就船下篙地解决问题，而是想搅事，或者说搅浑水。这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有理取闹。这个“理”，就是正在推行的“新政”，既然“新政”已成为飘扬在阴晴不定的政治天幕下一面时尚的旗帜，那他们何妨把它高举再高举，飘扬更飘扬呢？无理取闹是由于心虚，有理取闹则往往是借题发挥，眼下不是强调“重命令”“抑侥幸”吗？不是裁撤特权限制恩荫吗？不是整天都在高喊“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葺”吗？[81]很好！那就请自皇叔葬礼始，一切都照规矩办。弄到最后，堂堂大宋王朝，一个皇叔死了都不能入土为安，只能把棺材搁在家里，等待国家财政好转。这样的结局，不仅会让很多人寒心，恐怕连死者家的一条老狗——丧家的乏走狗——也会为之 不平的。
◆ 老范不讲空话，也不讲“政治正确”的套话，而是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手，实事求是地寻求解决的办法。
◆ 女眷一律不去，因为去一个女眷，身边的服务人员就要好几个，那不得了。
◆ 新政并不是哗众取宠的高调，而是非常脚踏实地，甚至非常人情世故的一件事。
◆ 范仲淹后来官做得很大，两人的关系也一直很好，这倒不是由于滕拼命往上贴——“我的同年范希文”——不是这样的。倒是范仲淹很赏识他的才能，一有机会就举荐他，出了问题也敢于为他两肋插刀。
◆ 在宋代那种政治环境下，政治上的错误属于公罪，公罪不是什么大问题，不但不影响以后的提拔任用，相反还会赢得直言敢讲的名声。倒是贪赃枉法那样的私罪是要打入另册的。一个对政治错误不很在乎的时代，在今人看来既不敢相信又怀想联翩。
◆ 噘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全贱在一张嘴上。
◆ 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帝王来说，后宫干政绝对是一条政治红线。在政治红线面前，仁宗足够清醒，这与拒谏不拒谏或好色不好色没有关系。
◆ 泾州风声鹤唳，那种笼罩全城的恐惧和惊惶，如同到了世界末日一般。但知州滕宗谅决不附和“一般”，或者说他这个人胆略很不“一般”。他挑选了几千名青壮农民，让他们穿上军装登城戍守，又招募细作出去刺探情报，及时掌握西夏军队的动向。后来范仲淹也从环庆路引兵来援。滕宗谅这个人手面很大，泾州每天都烹羊宰牛，大排宴席。外来援兵加上本地民兵，几千条大汉，今天大肉大酒，明天大酒大肉，吃得大家心情舒畅豪情满怀，然后便是同仇敌忾。滕宗谅又在佛寺为阵亡将士举行隆重的酹祭仪式，军政大员全体出席；招魂过后，当场兑现承诺，厚抚其孥。 民众的情绪安定了，泾州以决死的姿态站了起来，而西夏人也始终没有轻举妄动。
◆ 公使钱是宋代的叫法，差不多一千年以后，现在叫公务消费。一千年，我们周围的这个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不仅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且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有一类开支却滔滔不绝生生不息万变不离其宗，从公使钱到公务消费，虽叫法不同，但都姓“公”。这个“公”字十分了得，有万夫不当之勇，有了它打头，无论是“使钱”还是“消费”全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 在满朝一片喊打声中，独有范仲淹挺身而出，为滕宗谅辩护。他认为朝廷不能只听信纪检官员的“风闻”，不相信他亲眼所见的事实。在当初那种非常情势下，主政官员完全可以“便宜行事”，即使有所违规，“情亦可恕”。现在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应该让滕宗谅继续工作，同时派人去泾州和庆州取到“钱帛文帐磨勘”，认真审计。如果真的查出滕宗谅有贪污问题，他甘愿与之“同行贬黜”
◆ 皇上的道理总是大道理，这不是恭维话，而是公道话，因为他是皇上，这个“上”是高高在上的“上”。高高在上，看问题就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了。他当然知道在公使钱使用问题上滕宗谅是经不住查的；他甚至还知道不仅是滕宗谅，相当一部分官员都是经不住查的。既然这样，查谁不查谁，放在什么时候查，是深挖细查还是浅查辄止，这就有所选择。政治这玩意说到底就是选择，一部成王败寇的政治史，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选择组成的。
◆ 二月十四日，“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相比于虢州，岳州离京师更远，也更荒僻。一个“徙”字，已有贬谪之意。这算是照顾了一点言官们的情绪。“然终赖仲淹之力，不夺职也。”[94]“职”指的是滕宗谅的职级，也就 是工资标准。李京在上书中曾明确提出“宜夺天章阁待制”，但未被采纳。到此为止，滕宗谅事件尘埃落定。不能不说，在这次事件中，范仲淹道义上是失分的，他那种为朋友奋不顾身“横身挡之”的做法，可能会过早地唤醒仁宗对“朋党”的警惕，从而给正在推行的新政笼上一层阴影。
◆ 但有时候少年得志并非好事，它会形成一种舍我其谁的心理预期，不仅自视甚高，俨然天降大任于斯人；甚至看不得别人的成功，因为所有的成功都应该是属于他的，这就迫不及待了。迫不及待的表现是喜欢作秀，常常不惜以极端形式秀自己的存在感。
◆ 光是让蓝元震上书警示还不够，四月初的一天，两府执政都在场时，皇上向大家出了个题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108]他当然希望下面的人作出“君子不党”的回答，哪怕他们口是心非也好，因为那毕竟是一种承诺，也是作为人臣者对一项基本政治操守的重申。其他人的回答我们今天已不甚了了，只有范仲淹的话见诸史籍。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109]
◆ 不久，欧阳修又上了一份《朋党论》，对范仲淹的观点继续发扬光大。
◆ 他再往下说就锋芒逼人了。小人搞在一起是为了利益，难免“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所以从根本上说，小人无朋。或者说，小人之朋只是暂时苟合的伪朋。而君子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大家志同道合，结成朋党是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做事。故小人无朋，君子有党。为人君者，应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小人无朋，君子有党。欧阳修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君子不党”的经典信条，他比范仲淹走得更远 ，面对着政敌关于“朋党”的攻击，他一点也不躲闪，索性摆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人说我们是朋党，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朋党，是“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的君子之党。只要人君相信我们，则党之为用可谓大矣哉。
◆ 这是一篇针对“君子不党”传统观念的翻案文章，也是一篇议论风发的宏文。
第六章 声声慢
◆ 事实上，使女人漂亮的不是裙子上的两条衩，而是欲望。一部服装史，就是一部欲望表达史。
◆ 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坛子口捂得住，人口捂不住，说的是人权之一种——言论自由。
◆ 街谈巷议无疑是最自由的，但自由的另一面往往是良莠不齐，所涉及的话题有些是无中生有，但大部分属于有中生有，也就是事情原先是有影子的，但经过人们的反复传说，变成了八卦。
◆ 元昊决定自己走上前台。他摸准了对手的心思，宋王朝从上到下其实都是想和谈的。他也摸准了对手的国情，这种国情就是大宋式的民主政治——“异论相搅”。一桩事从提议到拍板，翻来覆去地“搅”，没完没了地“搅”，凡是场面上的人物，一个个都要一本正经地胡说一通，一个个都很享受那种唾星四溅的快感。有时候，甚至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啄来啄去，似乎谁不来啄几下，就对不起自己的那份俸禄。“搅”来“搅”去，全他妈的放屁脱裤子，没事找事。在这一点上，彼等民主实在不如吾等专制，做什么事都是一豁两响，干脆，阴谋便阴谋，阳谋便阳谋，自己想怎样“谋”便怎样“谋”，用不着让下面的人去“搅”的。
◆ 石敬瑭在担惊受怕中当了七年“儿皇帝”，之所以担惊受怕，倒不是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周到，而是因为中国想当“儿皇帝”的人太多了，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 最后还是忧惧而死。
◆ 这又一次证明了国际关系中的那条定律：只要谁有力量能把对方灭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谈。
◆ 一个人的脑子有没有毛病，并不取决于说他脑子有毛病的人地位有多尊崇，而恰恰取决于说他脑子有毛病的人自己脑子有没有毛病。
◆ 宋代公务员的假期很多，除去国家法定的节日要放假外，每个月还有旬休，全年节假日加起来总共有一百一十多天，大体上和现在差不多。这些年京师的城市规模膨胀很快，再加上人多，除去深夜到黎明的那几个时辰，大街小巷里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城内的旅游资源毕竟有限，因此到了节假日，往郊区跑的人越来越多。郊游需要的只是兴致，基本上可以说走就走的。租一匹马代步，一天不过一百多文钱。如果租驴，那就更便宜了。[121]那时乡村里还没有眼下这么多的“农家乐”，郊游者都是自带饮食，当天来回。开封周遭平旷，连一座土丘也没有，所谓“游”，也就是在田畴阡陌间走走看看，观赏田园之美，亦感受稼穑之苦。有时也和农人闲聊几句
◆ 今年春夏南方干旱，中州大地却风调雨顺，是最近几年难得的好年景。于是就有了郊游的官员和农夫间的以下对话。官员见到田间耕作的老农，远远地一揖，打趣道：“老丈辛苦了，看来今年你大丰收啊，你觉得应该感谢老天爷眷顾呢，还是感谢皇上洪福？”老农“俯而笑”。这话无知得太有意思了，不由得不笑。但看他是个城里人，而且还像是个“宝盖头”（官），尊重他一点，所以把头低下来，“俯而笑”。笑过了之后，决定还是要修理他一顿：“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以下为意译）我每日辛勤劳作，今日之获，全是我的汗水换来，为何要感谢老天爷？我按时纳税，官吏也不能强我所难，我为什么要感谢皇上？我这么一把年纪，经历的人和事太多了，没见过像你这么蠢的。
◆ 这样的对话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会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会见诸史册。但如果被骂的这个人有记日记的习惯，回去后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日记；而他又是个名人，日记传了下来，情况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今天就碰上了。被骂的这个人叫宋祁，也就是在宋代政坛和文坛上被称为“小宋”的，“大宋”是他哥哥宋庠。
◆ “大宋”官做得大，“小宋”才名高，一阕《玉楼春》里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脍炙人口，以至获得了“红杏尚书”的美称。话说小宋那天在田埂上被老农骂了个狗血喷头，回家后以《录田父语》为题，将老农的话写入了日记。从他记录的语气来看，他对老农的话是赞赏的，这就很好。
◆ 管理仓场的人心思大多细密。陈荣古先不忙着调研，他得先把领导的意图揣摩透，也就是领导希望他调研出什么结果来，然后他就用这个结果去倒逼自己的调研，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把证据往里面填，这样才会赢得领导的欢心。不然的话，就可能吃力不讨好。
◆ 这个陈荣古不愧是管理仓场的，特别会玩数字。他先煞有介事地弄出两个百分比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宣布：百分之九十大于百分之十，保桥有理。这是一种以尊重事实为标榜，以数字造假为手段，以强词夺理为特征的诡辩术，也是一种以话语权为依仗的捣鬼术。例如有人曾演绎出一种更形象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并所向披靡地用于证明自己总是代表真理。九个指头大于一个指头，这当然很雄辩。但问题是，为什么你总是九个指头，别人总是一个指头？还不是因为你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
◆ 本朝进用执政级的高官，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 封府、御史中丞中挑选，谓之“四入头”。
◆ 但这中间王砺犯了一个错误，即他没有弄清楚当年移桥的决策者是谁。只关心所谓民众的呼声，不去弄清有关的政坛内幕，很危险。
◆ 一拨又一拨的调查人员不绝于道，这不一定说明主政者对这件事有多么重视，有时只能说明前一次的调查结果不符合他的意图，需要用新的调查来否定或否定之否定。
◆ 回头想想，桥不管架在哪里，对行船总会有影响的，所谓“船到桥门自然直”其实是没有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因此南镇的这座桥移与不移都无所谓，本来只是一件小事，却人为地分为两派，明争暗斗，很是热闹了一阵。这都是因为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官场潜规则。如果一定要说王尧臣有什么失误，那就是他派出去调查的两个人太会“潜规则”了。
◆ 一事当前，先不去考虑怎么把事情做好，而是习惯性地去揣摩人际内幕、利益关系。于是越揣摩越有名堂：“复杂啊，有背景。”他们自以为很复杂，有时其实一点也不复杂。王尧臣并不是一定不肯移桥，他和卢士伦更是一钱关系也没有。但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有如暮春时节的满城飞絮一般，飘飘洒洒，漫天飞扬，那种令人呼吸不畅皮肤瘙痒的细节的骚扰无所不在，那种耳熟能详的提醒亦有如海枯石烂一般坚贞不渝：“复杂啊，有背景。”
◆ 搞政治的都知道，要肯定或否定什么，最方便的就是拿经济形势说事。那么经济形势看什么呢？一看市场，二看国库。如果市场繁荣，国库充盈，谁也无话可说。
◆ 除去卢士伦而外，王溟、慎钺、陈荣古全都改为公罪。这一点很重要，私罪是个人品质问题，一旦认定，几乎身败名裂。公罪则是工作中的失误或政见不同。失误本来就不应该被揪住不放，而“不同 政见”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既不会被赶尽杀绝，也不会影响以后的提拔任用。这体现了一种很开明的政治观：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政治并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互掐，它完全可以在协商和宽容中走向健全；政治家也完全可以大度一点，不需要那么神经兮兮地视“不同政见”为洪水猛兽。
◆ 范仲淹在奏章的一开头就先戴了顶大帽子，诚惶诚恐地大讲学习最新圣谕的体会，这就透露了一个信息：皇上最近召集两府执政，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说话，不要怕。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这几句：今后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党，须是论列，必无所疑。[129]反映情况时不得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要敢于讲真话；更不要怕人家说你们搞朋党；该说的尽管说，不用疑神疑鬼。这种不揪辫子、不扣帽子，要大家畅所欲言的表态当然很好。那么，皇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放”呢？是不是前段时间关于朋党的议论多了，搞得自诩为“君子党”的那些人有点紧张，不敢讲话了？立此存照，走着瞧吧。
第七章 添字丑奴儿
◆ 从字面上看，“御烧肉”就是皇帝吃过的烧肉，没错。但这里的“烧”是烧烤的意思，如果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东京烤肉”。那么“御”从何来呢？本朝定鼎之初，太祖为平定周边诸国夜不能寐——为此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自己睡不着，也看不得别人酣睡——便同其弟光义冒雪到宰相赵普家商量。赵普事先不知道圣驾光临，没有准备酒菜；又因事体重大须得保密，不能惊动下人，便让其妻取切成小块的生肉和酒来，三人围着火炉烤肉喝酒，通宵而谋，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宋太祖雪夜访赵普”的典故。后来宋军按照此既定方针果然旗开得胜，太祖认为那次吃的烤肉有吉祥之兆，所以每次出征前都要吃这道菜。统一天下后，赐宴群臣亦每每以烤肉为主打。一时民间争相效仿，终成风靡之势，名曰“御烧肉”。
◆ 人类虽然早就进化到了食不厌精的程度，但是在基因里依然迷恋火与肉直接相撞带来的味觉颠覆。
◆ “鲈脍古来美，枭炙今且推”。“鲈脍”就是鲈鱼羹，我们且不说。“枭”是什么？猫头鹰。“枭炙”就是烧烤猫头鹰，这也太会吃了。
◆ 原文中石介责以富弼“行伊周之事”，她把这中间的“周”改成“霍”，变成了石介要富弼“行伊霍之事”
◆ 原文中石介责以富弼“行伊周之事”，她把这中间的“周”改成“霍”，变成了石介要富弼“行伊霍之事”。这个字太厉害了！一字之改，严于斧钺，至少从夏竦的主观愿望来说，写信人和收信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伊、周、霍，这三个字代指三个历史人物，伊即伊尹，周即周公，霍即霍光。而这三个字不同的两两组合，则隐潜着不同色泽的历史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惊心动魄的政治场景。伊尹，商初大臣，曾帮助商王朝攻灭夏桀。汤去世后，伊尹历佐卜丙、仲壬二君。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因太甲不遵汤法，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伊尹又将他接回复位。也就是说，他先后辅佐过四代君王，其中包括用惩罚的方法改造过一代君王。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武王灭商后很早就死去，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其间平定诸王叛乱，并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制度。成王亲政
◆ 夏竦揭发的事情虽然子虚乌有，但他在密奏中提出的问题却切中了皇帝的心病：朝中朋党纠结，互为援手，考历代兴亡治乱之道，为人君者不可不防。
◆ 后人评价仁宗，有两句名 言：“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有人据此认为他平庸无能，若这样说，简直是在侮辱十一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那个“不会”和“只会”我们且不去管他，只看看他对夏竦密奏事件的处理，便知道这个人的城府了。
◆ 在史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仁宗“语近臣”“密示”“不欲使外闻之”这样的举动，看得多了，我们只能理解为一种表演。因为事实上近臣马上就把这些作为圣德而大肆宣传了，皇上也从来不曾因泄密而追究过他们
◆ 对于君子党诸公来说，这却是一段阴晴难测的日子：（夏竦）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141]庆历四年的盛夏，就这样随同两位新政领袖的“恐惧”“不敢自安”等字眼嵌进了正史。
◆ 皇上没有同意范仲淹和富弼的按边请求，这种“未许”只是一种姿态，表示我还是相信你们的。但是你如果真的相信了他的“相信”而“自安于朝”，那就不仅不知趣，而且会很危险。请求巡按边防只是一个借口，其实就是辞去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如果直截了当地提出辞职，弄得不好要被理解成闹情绪或要挟皇上。他们当然不可能没有情绪，但这时候有情绪也不敢“闹”，更不敢要挟皇上。他们是真心诚意地要离开中央高层，以避开权力的光环，也避开皇上的猜忌，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和中伤。
◆ 既然皇上的“未许”只是一种姿态，他迟早会允许的。
◆ 这世界上的了解可以分出很多级别，但最高级别只属于一种人——对手。
◆ 下面这一则就生动多了：（某公）罢相归乡里，不事冠带。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帽深衣坐席末。会府尹出，衙皂不识其故相。有本路运勾（转运司勾当官）至，年少贵游子弟，怪某公不起揖，厉声问：“足下前任甚处？”某公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43]看完这一段，两个人对话的神态和语调竟一直在我脑海里活灵活现，挥之不去。运勾的盛气凌人固然令人发哂，但关键还是某公那种看似谦恭的回答。所谓喜剧就是在这种对比——前者趾高气扬，后者低眉恭顺——中产生的，两者反差越大，喜剧感越强。
◆ 因为这中间有一个错位，即双方张扬的程度和他们实际上的分量恰恰成反比。我不妨把那两句对话再稍微翻译一下，供诸君仔细品味：运勾（厉声）：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某公（谦恭地）：不好意思，在中书省和门下省做宰相。说“某公”不卑不亢还不确切，我觉得这位历经宦海阅人无数的老官僚有点“以卑示亢”的味道。你说呢？
◆ 不错，你的那些头衔够光鲜够堂皇的，但现在，那些前面都得加上一个“原”字。这个“原”字是点金成铁的，再光鲜堂皇的东西一旦与它结缘，顿时风尘垢面迅速贬值。不管你原先是多大的人物，现在毕竟不在其位了，人家除去表面上恭维你，谁也不会把你真正当回事。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其实真正有杀伤力的是炎凉世态。
◆ 因此，有些人在位时生龙活虎呼风唤雨，可一旦退休，整个人就像掉了魂散了架似的，精气神全没了。有的甚至很快就病魔缠身，一命呜呼。离开了权势的滋养，或者说离开了权力的竞技场，他们似乎就失去了人生的理由。这样的现象，让一直羡慕他们的升斗小民怎么也看不懂。
◆ 吕夷简问范仲淹为什么要急于离开朝廷，范不好说夏竦打小报告的事，只说是想经制西事。吕夷简则认为，想经制西事，还是在朝廷更方便。一旦离开了中央高层，失去了权力的魔杖，想办事就更难了。吕夷简精通官场中的钩心斗角之术，在他看来，即使就明哲保身而言，离开朝廷也是错误的。宋代采取二府班子集体觐见皇帝的制度，极少有个人面见皇帝、独进谗言的机会。范仲淹离开了朝廷，就给了政敌在皇帝面前诽谤攻击他的机会，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就很难说了。
◆ 不料二十几天以后，就传来了吕夷简病逝的消息。范仲淹痛失畏友，悲悼之情诉之祭文：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范早年曾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歌而颂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被誉为千古名句。与之相比，我觉得这篇《祭吕相公文》也并不逊色。前者胜在意境，后者则以情感蕴藉见长。而即使就意境而言，“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其实也不遑多让。
◆ 范仲淹和吕夷简这种“优美的对手”应该可以传为佳话。几年后范仲淹辞世，好友欧阳修为之作神道碑，其中说到他晚年与吕夷简关系的转变：“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144]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不同意这样的表达，认为“我父至死未尝解仇”，要作者修改。欧阳修不从。范纯仁就自作主张，在刻石时删去以上二十多字，后来把删改后的碑文送欧阳修时，被对方拒绝，理由是“非吾文也”。对于这场纠纷，后来朱熹有一段评论至为中肯，他认为：“忠宣（范纯仁）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不能无间”就是有间，有间就是有差距。这不是说范纯仁气量狭小，而是说范仲淹的胸襟太博大了，一般人很难理解，包括他那同样被誉为一代贤臣的儿子。
◆ 反正都是慰勉的话，让你觉得很受信任、很舒服。他是很会说话的君王，软话、硬话、软硬搭配的话，拿捏得很好。我想，当时的那些御前学士如果就此申请一个课题，研究人主的语言艺术，出一本专著，笃定叫响。不仅书大卖，人亦可大卖。
◆ 军队也像瓷器一样，是易碎品，一不小心就会磕
◆ 宋代兵乱相对频繁，与当时的兵制有关，或者说与当初太祖皇帝的建军思想有关。太祖皇帝是行伍出身，对军队问题的认识不仅深入浅出，而且还有深谋远虑，特别是武人乱政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可谓触目惊心。于是他上台伊始，很快就推行以“释兵权”为特征的军队改革。这种改革主要针对军队高层，涉及的是统兵将帅。而对低层，宋代实行的是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太祖认为，凶年饥岁，多事之秋，往往有叛民而无叛兵。这就启发了他建军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如果把“行暴之民收隶尺籍”，让他们参军吃粮，把民间桀骜危险的力量纳入军队管束，这种募兵制实为消弭民众叛乱的最佳方案。于是饥寒交迫的农夫，游手好闲的流民，还有刁滑蛮横的泼皮无赖，都被送进了丘八的行列。军队这种地方，弄得好就是大学校，弄得不好就是大染缸。或者说，战争时期往往是大学校，和平时期基本上是大染缸。因为军队是打仗的，长时间没有仗打，就会无事生非。社会上的那些剽轻不逞之徒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这个大染缸，动乱的根苗虽然暂时得以隐伏，但一有风吹草动的诱导因素，就会转化为兵变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可以这样说，太祖皇帝的军事改革，赢得的是中央皇权的稳定和巩固，削弱的却是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这与赵宋王朝“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是并行不悖的。
◆ 像现在这种先招降，再杀降，就很丑陋了。政治也是应该讲规矩的，你当然可以玩弄阴谋诡计以至无所不用其极，但只要对方停止了抵抗，针对他们的一切杀戮、迫害和阴谋诡计就应该停止，这是在某些 高等动物中都遵守的规矩，遑论人乎？有时候，遵守某种约定俗成的规矩，看起来似乎保护了对方，其实最终保护的还是自己，因为，如果你不守规矩，言而无信，一个最现成的问题是：那么，下次呢……
◆ 其实，文人杀人，有时比武人还下得了手。其深层次的心理动机或许在于他们本身没有武艺，生怕对方报复，所以不把对方“馘”了，心里总不踏实（这个“馘”是杀头的意思，但古人所谓的“献馘”，献的其实不是人头，而是所杀敌人的左耳）。这就好比新教师往往特别严厉，那其实是不自信，怕搞不定学生。武人反倒坦荡一些，你如果要报复，那就放马过来，我再把你打败就是了。
◆ 才子和文人之异同，我实在说不上很多，但从处理保州降卒这件事至少可以看出，才子型的欧阳修对有些东西的感觉似乎更敏锐，这一点与所谓的灵感没有关系，而是在于人性的温度。
◆ 这是一种不仅仅属于才子但真正的才子却不可或缺的悲悯情怀。文学艺术是需要情感的，怒发冲冠和柔情似水都属于同一颗悲悯之心。
◆ 一个恶毒浅狭的人，内心不可能怀有温情和诗意，因此，这种人不可能是真正的荦荦大才，他们笔下大抵只有章法文辞之美，不可能呈现灵魂的声音。
◆ 在庆历初年的这场变革中，有些人你很难说他是什么派，他们和君子党之间什么分歧都有，唯独谈不上政治路线分歧。
◆ 奏章中故意绕开人们耳熟能详的“民不聊生”，用了一个很生僻的说法“人不聊生”。这当然是为了使奏章中的诉求具有更大的涵盖面，这个“人”既包括了“民”，也包括了“官”。不管奏章中的意见是否有道理，我们都应该感谢包拯，因为他让“民”和“官”一起站到了“人”的旗帜下。
◆ 鉴于第一批按 察使皆由该路转运使兼任，我甚至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以转运使而兼按察使，这样的安排很值得商榷。我并不是说这两个职务不能交流。我的意思是，按察使可以当转运使，转运使也可以当按察使，但不可以转运使兼按察使，“兼”不好，一“兼”就串味了，也坏了好多规矩。
◆ 我是说“干什么吆喝什么”，在这句洋溢着朴素辩证法的俗语背后，掩蔽着的其实是某种职业性的思维定式。以搞钱为最高政绩的转运使，会很自然地用“能不能搞钱”作为评价官员的标准，甚至一票否决。他们欣赏的也必然是那些能搞钱的官员，其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酷吏。因为那时候的所谓搞钱，无非就是征敛；而所谓会搞钱，也只需给征敛轻轻地嵌入两个修饰语：横征暴敛，那也就是酷吏了。
◆ 谁都知道，朝廷在巡视组问题上的左右支绌，其实映射着新政推行中的焦头烂额，进退两难。
第八章 菩萨蛮
◆ 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帝王来说，忧烦是无边的天空，轻松只是偶尔闪现的星星。或者说，轻松只是忧虑与烦恼之间的一站，而且停靠的时间很短。
◆ 知识精英们可以借助思想和理论来“说话”，这就使他们具有了限制皇权的某种合法性。统治权的传承称之为治统，理论权威和思想权威的传承称之为道统，治统加道统等于铁桶。
◆ 在这里，皇帝是学生，因此礼敬老师是应该的，赐坐赐茶自不必说，本来，臣子见了皇帝须行跪拜礼，但这里是唯一的例外。讲官有“帝师”之称，这称号至少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执思想文化之牛耳者，并不是那些最有权力的人。
◆ 案子一开始就交给开封府，这显然不是作为违纪，而是作为违法来处理了。
◆ 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实并不反对，但他现在反感搞新政的那 一拨人，那一拨人因新政而风头大劲，挤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说白了，新政如果由我王某人来主持，就好得很；如果由别人来主持，就糟得很。但这种被称为忌妒的心理能够说“白”了吗？忌妒是人性中最妖娆、最隐秘，因而也是最难以告人的阴私，这是一种内心翻江倒海却又不能说出来的自我折磨。
◆ 王拱辰的忌妒源于官场中同代人的竞争。他这个人少年得志，十九岁就大魁天下，皇上又对他青眼有加，在传胪大典上亲自为他改名，这些都无形中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心理预期，似乎从此以后，天下的好事都该有他的份。一个人成名太早，有时也不是好事。他太自负了，属于乡下人所说的吃屎都吃尖儿的主。当看到富弼、韩琦等同代人已先于自己进入了宰执行列，自己的连襟欧阳修也有蒸蒸日上之势时，他心中的那个醋意啊，足以翻江倒海泛滥成灾了。
◆ 范仲淹和韩琦由西线内调中央时，士大夫皆额手称庆，认为由他们主持新政不仅是朝廷之幸，更是天下苍生之幸。皇上对他们也信任满满，几乎言听计从。但曾几何时，随着新政式微，边事浸宁，皇上对他们的热乎劲很快就过去了。前些时，富弼、范仲淹，包括欧阳修和蔡襄等人相继调离京师，一叶知秋，此乃这拨人失宠的信号。皇上用不着再倚仗他们了，西线无战事，干戈已化为玉帛，皇上现在底气足了。因为在他看来，新政说到底就是甩包袱，想少养几个人。现在只要不打仗，国家财政就没有问题；国家财政没有问题，多养几个人也根本没有问题。既然多养几个人根本没有问题，那新政至少可以缓行。
◆ 所谓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
◆ 在强权面前，雄辩其实是一种天真。天真是艺术上的高品位，在 政治生活中却无缚鸡之力。你和不讲道理的人有什么道理可讲呢？人家不和你讲道理，他只是要搞你——其实也不是要搞你，而是要通过你搞其他人——只是找一个由头而已。你再雄辩，雄辩得句句真理，又句句真理得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没用。
◆ 最大的棍子就是“朋党”。“朋党”就是小集团，在政治斗争中，一旦祭起这根棍子，几乎所向披靡。诏书中，皇上把所有政治上的弊端——所谓的“承平之弊”——一股脑儿都归结在“朋党”名下，所有的腐败、低效率、非组织活动，以至按察使的“恣为苛刻，构织罪端”，甚至进奏院案中那些“属文之人”的“讪上”和“行怪”，根子都因“朋党”。
◆ 当天，范仲淹上表请求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皇上本来正想把他赶出中枢，便准备顺水推舟，这时宰相章得象说：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黜贤臣。不若且赐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171]邠州是宋夏前线的边陲小郡，而范仲淹此前已担任陕西宣抚使。皇上对新政已失去了热情——就像对后宫的某个妃子了无兴趣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请求脱去中央的职务，专心于西线边事，这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负责任的表示。但这种负责任的表示却被那些人理解为一种官场秀，是为了试探皇帝的底线。
◆ 本来，皇帝不同意大臣的罢政请求，大臣要上表谢恩，这是例行程序。章得象却在这上面做文章。这个人身居相位一直碌碌无为，但自己碌碌无为却特别忌惮别人敢于作为，担心自己会被取而代之。一个工作上碌碌无为的平庸之徒，构陷同僚时则心思缜密，老谋深算，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并不鲜见。在小人的算计之下，范仲淹现在怎么做都不合适。他们反正要把你赶走，但又不想背一个“轻黜贤臣”的名声，就先假惺惺地表示不允许，这时候如果你上谢表，他们就说你原来不是真心请辞，是“挟诈”。但如果你仍然坚持辞职，他们又说你“要君”。当然不管是“挟诈”还是“要君”，最后的下场都是被赶走。章得象是个小人，使出这样下三烂的伎俩并不奇怪。但皇上是有名的仁厚之君，范仲淹并不贪恋权位，只是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一点皇上应该知道，他怎么会对那种小人伎俩言听计从且“愈信得象言”呢？真宗的时候，吕端罢相，第二天皇帝对辅臣说：“听说吕端被罢后，哭泣不已。”枢密副使钱若水厉声说：“谁说有这样的事？”退朝后钱对同僚说：“我辈眷恋爵禄，为上（被皇帝）见薄如此。”当即请求辞职。其实不管是当初的吕端，还是今天的范仲淹，都并不贪恋爵禄，所谓“为上见薄如此”，乃是皇帝以刻薄之心度坦荡之腹。都说仁宗厚道，但从他处理老范罢职这件事来看，他实在不厚道——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厚道，而是说政治不是一种可以厚道的职业。
◆ 议和成功了，负责和西夏打仗的范仲淹、韩琦等人被一一贬逐，而负责接待西夏使节的内侍们却在在风光，有意思。
第九章 秋水江湖
◆ 不敬是一个裁量的自由度很大的罪名，完全出自专制者的主观感受，他说你不敬就是不敬。
◆ 本朝官员六品以下为郎，五品以上为大夫，从郎到大夫，这是仕途上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 离开濠州沿淮水东下，不久就到了淮阴，在这里，苏舜钦写下了著名的《淮中晚泊犊头》：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用不着两百年后的刘克庄说，谁都看得出这首诗很像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韦应物有“韦苏州 ”之称，苏舜钦在走向苏州的途中，是用这首诗向“韦苏州”致敬吗？看看韦应物的诗：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 两首诗各二十八个字，其中有十一个字是相同的。《滁州西涧》胜在情怀，毕竟是唐诗，虽然是晚唐，但那种动静裕如落落大方的艺术自信还在，一点也不“做”。而苏舜钦的这首诗用力还是稍微有点过，“春阴垂野草青青”，一个“垂”字，让全诗笼罩在一片压迫感之下，心思太重了。这或许是诗人各自的心境使然，或许就是宋诗和唐诗在艺术格局上的差距。
◆ 苏舜钦花四万钱买下了这块废园，经整治修葺，取名“沧浪亭”。四万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两银子合一千多文铜钱，四万钱大致相当于三十多两银子。以苏舜钦原先的官阶，也就是三个月的俸禄。那么他用这笔钱买了多大一块地呢？根据苏舜钦后来在《沧浪亭记》中的介绍，这块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也就是长宽各五六十寻，一寻为八尺，以此推算，至少也有三四十亩，这还不包括周围的水面和树林。一个县处级的官员，花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在号称天堂的苏州城区买三四十亩地，还连同上面的老房子，这种事情现在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沧浪亭建成后，欧阳修寄来长诗祝贺，其中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的句子，他也认为买得很便宜。
◆ 首先是名称：“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
◆ 苏州园林现在已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而沧浪亭则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沿河一带黄石堆叠的假山，据说是宋代造园艺术唯一的遗存。从艺术上看，沧浪亭也是苏州最朴素的园林，朴素当然不是寒碜，相反，有些到处闪耀着土豪金光环的所在，倒恰恰可能很 寒碜——寒碜得只剩下钱了。有人说沧浪亭恰似王禹偁、梅尧臣的诗作；又仿佛欧阳修、黄庭坚的书法，这说的是一种艺术品格。沧浪亭没有后来明清园林的富贵气，例如拙政园。拙政就是不会做官，不会做官的人往往会弄钱，造园子也就能挥金如土。苏舜钦既不会做官也不会弄钱，但他是一个诗人，沧浪亭的朴素是一种诗性蕴藉的艺术品格。
◆ 但我总怀疑，无论苏舜钦还是梅尧臣，这种轻松都有夸张的成分。一个人倒霉了，落难了，人性褶皱中最幽微的细部亦常常袒露无遗。
◆ 有的人喜欢夸大自己的不幸，到处叫苦，以图博取别人的同情，例如那个“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开始向皇帝进言时，俨然有万死不辞的英雄气概。可一旦被贬，即不堪于穷愁，忙不迭地向皇帝写悔过书。有的人则把痛苦包扎得严严实实，故作欢愉，以维护自己的尊严。苏舜钦就属于这种类型。所谓故作欢愉，说到底是为了活得让亲者快，仇者痛。我再苦，也只能苦在自己心里，决不能苦给别人看，更不能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尤其不能苦给自己的敌人看，让他们幸灾乐祸。
◆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 秋天是怀人的季节，怅望云天，他思念远方的朋友了。朋友们传来的消息大多很沉重，秋水寒凉，江湖凶险，新一轮政治陷害的步伐越来越紧了。七月，富弼、范仲淹并罢安抚使，范仲淹改知邓州，理由是“边事宁息，盗贼衰止”。也就是天下太平无事了，用不着二位在前线辛苦。这样处理，大面子上还说得过去。八月，谏院和开封府联手，捏造出一个“张甥案”，竟然诬蔑欧阳修和外甥女有染，把政治斗争弄到这种地步就太下作了。仁宗明知是无理取闹，却作出不予深究的宽容姿态，将欧 阳修贬知滁州。这期间，欧阳修有书致苏舜钦，叫他不要写诗，以免被那些人抓住什么把柄，可见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当恶劣。
◆ 这期间，山东发生了举子孔直温谋反事件，但旋即平定。夏竦便以此为题材，编造了一系列离奇的谣言。他说，孔直温曾经是石介的学生，孔直温谋反事件的背后是石介，而石介的背后则是时任京东安抚使的富弼。石介其实没有死，他家乡的葬礼是一场骗局。活着的石介被富弼派遣到契丹去了，企图联络契丹出兵叛乱。又说，石介没有说动契丹出兵，便前往登州和莱州，暗中纠集凶徒数万人，打算起事作乱。夏竦进而要求朝廷派员去山东掘开石介的坟墓，开棺验尸。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裤裆里拉二胡——瞎扯鸡巴蛋。但仁宗居然真的当回事，居然派出内使会同京东路官员到石介的家乡奉符准备掘坟开棺，并且将石介的妻儿老小全部羁押，只等着验尸坐实后开刀问斩。
◆ 吕居简问得好，万一开棺后石介的尸体在，谁来承担责任？他说的虽然是“万一”，但大家心里有数，尸体在的概率十有八九。老实说，这责任谁也承担不了，特别是皇帝，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责任，无缘无故掘人家的坟，开人家的棺，这在以孝道和仁爱为核心价值观的古代社会，是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事。而且吕居简还把问题提到了“何以示后世”的高度，这话实际上是对皇帝说的，因为只有皇帝才要对“后世”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就是说，这种伤天害理大逆不道的事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非常丑陋的记录，说遗臭万年也不为过。
◆ 吕居简说好办，石介丧葬不是自家就能操办的，参加的应该有很多人。现在只需召集参加丧葬一事的所有人来询问，如果大家说法一致，就让他们具结作保，这样不就把朝 廷的旨意落到了实处吗？那就照此办理呗。事毕，内使回朝向仁宗汇报时，仁宗也很赞同，大概事后他也觉得此事太荒唐了吧。这当然是我厚道的推测，如果不那么厚道，我完全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夏竦那厮是在瞎扯鸡巴蛋，但他乐见其“扯”，因为这件事牵涉到的不光是一个死人，还牵涉到兼领京东安抚使的富弼和知兖州的杜衍，他要借此敲打他们，让他们胆战心惊，然后再大度地从轻发落。这是人主的一种驭人之术。我作出这种不很厚道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皇上事后并没有追究夏竦的诬陷罪，不久反而提拔他当了宰相，这就有奖励的意思了。
◆ 南唐后主李煜和后蜀主孟昶都是在兵临城下时才投降的，投降后不久便死于非命。这两位之所以死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婆太漂亮，被宋朝的皇帝看上了。杀了人家男人睡人家老婆，这在改朝换代和政治斗争中是堂而皇之的事情，一点用不着难为情的，赵家天子当然也不会客气。
◆ 欧阳修被贬到滁州来是由于“张甥案”。他得罪的人太多了，文章写得好，骂人也骂得狠。例如我们看到的《与高司谏书》，用了“君子之贼”及“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样刻薄的说法；《朋党论》中则把不同意自己政见的人一概打入小人之列，痛快则痛快矣，但怨仇积深了，对方报复起来就无所不用其极。欧阳修这辈子经历了两次大的政治风波，政敌的手段都很刻毒且下流，一次说他和外甥女张氏有染，一次说他和儿媳妇吴氏不干净，都是乱伦大事，不仅名声难听，而且都是要往死里整，因为按照宋朝的刑法，这种乱伦罪一旦坐实，可是要杀头的。
◆ 欧阳修素来看不起宦官，他扬言：与宦官同行，我觉得耻辱。朝廷只得取消了动议，但两人从此互不待见则是板 上钉钉的了。贾昌朝的安排即“刻意”于此：你欧阳修不是看不起人家没有鸡巴吗？这次就让他来整你的鸡巴事，看他不把你整成个鸡巴样。
◆ 但是贾昌朝低估了王昭明，如果不是低估了他的正义感，就是低估了他的智商。王昭明知道贾昌朝是想借刀杀人，他不想被“借”，就对苏安世说：“我在官家左右，听官家三天两头说起欧阳修。如今宰相要把大罪加于他，我们如果迎合宰相，日后恐怕也难有好下场。”苏安世听了也觉得害怕，像欧阳修这样的大才，谁知道会不会东山再起？两人商定，在上奏中隐去欧阳修和张氏有染的案情，只说欧阳修用张家的资产购买田产。一桩骇人听闻的乱伦案以财产侵吞案告结。[178]于是欧阳修贬知滁州。
◆ 贾昌朝肯定不满意，但他知道，皇上不喜欢的是朝廷朋党中的欧阳修，而不是和外甥女乱伦的欧阳修。也就是说，皇上并不想把欧阳修往死里整。既然如此，宰相虽是小肚鸡肠，也要装出肚里能撑船的样子，见好就收。
◆ 搞政治当然离不开人身攻击，但人身攻击专往下三路去，则是政治的堕落。庆历五年秋天，宋王朝的政治天空中浮动着一股浑浊暧昧的堕落之气。
◆ 欧阳修这一年三十九岁，据他自己说已“苍颜白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但他这期间的诗文却少见颓唐之气，也见不到一个“愁”字，见到的只有“乐”。他以前是经历过贬谪的，景祐三年他因为一封《与高司谏书》被斥逐夷陵。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多次谈到在贬谪地的生活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此中的关键词是“乐”——“聊可自乐”。因为他觉得周围的环境很好，说得夸张一点，简直如鱼得水。下面的助手和僚胥有的是老朋友，有的学问优长（“前名”应该是关于学历和官阶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手下的僚胥素质不错，加之下文的“州僚亦雅”，都是说这里的人好）。人好、酒好、山水好，三“好”换一“乐”。再加上自由。读书、娱乐，随心所欲，这样的贬谪生活简直有点让人忌妒了。
◆ 这是十年前在夷陵，现在到了滁州有什么新的感受呢？有。请看：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不用介绍，这是《醉翁亭记》的最后一段。如果说十年前在夷陵他还只是没事偷着乐——“聊可自乐”，那么到了滁州则是一帮人浩浩荡荡大呼隆地“之乐其乐”。《醉翁亭记》不愧千古名文，在上文总共不足一百字的段落中，竟用了七个“乐”，五个“也”。一般人是不敢这样用的，一般人用了，会因过多的重复而显得单调呆滞。欧阳修敢用，这就像提着两把菜刀杀入敌阵，直杀得血雨飘风自己却毫发无损，凭的是非凡的身手。
◆ 他笔下的这段文字回环往复，闪展腾挪，摇曳生姿，神韵独造，而句末往往用一个斩钉截铁的“也”，文气骤然收束，虽无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欧阳修似乎也不在乎人家说他“偏爱外生而”，这一小段文字中竟然还用了七个“而”。这些“而”“也”“乐”，使文章形成一种富有音乐感的吟咏句调，渲染了作者置身于一方山水和一方民众中的愉悦和感恩——是的，感恩，从《醉翁亭记》中你可以读出作者的感恩 情愫。我们很难把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却可以区分为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而知道不知道感恩应该是这种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可以武断地说，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化大师都应该是心地善良的人，也是懂得感恩的人。因为文化不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操作，而是心灵深处的秋波暗送，一个人如果没有良知，还谈什么文化创造？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首诗中，欧阳修的这种情愫体现得更加直白：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如果不是迁谪，我怎么会有机会享受这里的山水胜境和吟咏之乐呢？他是很看重“吟咏之乐”的，在《醉翁亭记》里，他引以为豪的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在这首诗中，他也以能够“吟咏”作为标榜。在他看来，如果只有山水胜境而没有自己心灵深处的秋波一转，那样的乐是肤浅而苍白的。他很在乎自己能够把生活中的美好感受升华为诗文，这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自觉。
◆ 但迁谪毕竟意味着人生的挫折，意味着政治上的失意、人品上的被质疑或名声上的被诽谤。没有哪一个官员喜欢迁谪，这是肯定的。那么，“不因迁谪岂能来？”这究竟是真话，还是矫情呢？在我看来，一半真话，一半矫情。欧阳修是个兴趣广泛的人
◆ 兴趣不光体现了生命的质量，也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一个人兴趣多一分，他应付复杂环境的自由度就大一分，他的内心也就强大一分。
◆ 这些年经历的政治风波和贬斥，让他对官场的无聊和倾轧有着更为痛切的认识，对人生也有着更为现实的理解，在自得其乐之外，往往还要加上及时行乐。及时行乐常常被看作一个贬义词，似乎一沾上边就颓废了，不思进取了。但对于欧阳修这样的知识精英来说，及时行乐恰恰是他在逆境下对抗放逐的一种特殊形式。从 这个意义上说，虽在天涯，聊可自乐，这是真话。
◆ 欧阳修又是个很在乎尊严的人。
◆ 本来，在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往往是最不值钱的。但“不值钱”不等于就可以抛弃，因为个人尊严的实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以下照抄《辞海》相关条目）：一、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肯定；二、自身价值的不可贬损性。
◆ 所谓“不值钱”其实是他者的评价，专制皇权——或者别人借助于专制皇权——贬损你的价值，你当然无能为力，但你完全可以保持清醒而坚定的自我肯定，这不需要任何条件。也就是说，在专制制度下，个人尊严还是可以部分实现的。
◆ 但欧阳修并不欣赏昌黎先生的人品，特别是对他被贬后急急忙忙地写悔过书一事多有微词。“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是多好的诗句！可就因为随后的一封悔过书，让这样光芒万丈的诗句也跟着蒙羞。欧阳修会随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去重复前人做过的不堪之事。
◆ 欧阳修之所以能在贬谪地自得其乐，某种程度上与他虽然被放逐，但毕竟是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有关。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把手是很强势的，单位所据有的公共资源，差不多就掌控在他一个人手里。有了这些资源，他至少可以在这个小环境里活得很滋润，甚至还能呼风唤雨作威作福。所谓赢者通吃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雄辩。
◆ 才华这东西有如支票，如果没有恰当的官场身份作为背书，就是废纸一张
◆ 庆历新政水过地皮湿，这场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随后的那几年却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这些人中，既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例如范仲淹），也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兼政治家（例如欧阳修）。至于可以称之为才子的，那就不胜枚举了。这些人身上可以缺少其他任何东西，唯独不缺少才华。这是一批政治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高度合一的知识精英，他们指点江山则纵横捭阖，舞文弄墨则文采风流。真羡慕那个文治昌明的宋代，一个人政治上失败了，却仍然能够凭借诗文的影响力而东山再起；真忌妒那个文风腾蔚的宋代，一个人可以凭借诗歌和文章写得好而登堂入室，步入权力金字塔的顶层。总之，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贬谪文学当然源远流长，但在这之前还只是溪水四溅，虽偶有激流跌宕却难见拍岸惊涛。在庆历四年秋天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横空出世，中国的散文星空中相对集中地涌现了一批出自贬谪者的华彩篇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着命运中的困厄和不公，他们都应之以适度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而心中却始终高扬着崇高理想的旗帜。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范式，主人公既是受难者，又是享乐者；既有旁人无法想象的苦痛怨尤，又有安之若素的超然闲适。这中间的代表作有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等。而在这之前，可以视为其先声的则有王禹偁贬谪黄州期间所作的《黄冈竹楼记》。庆历年间贬谪书写的流风遗韵又理所当然地影响了后来的王安石和苏氏兄弟，特别是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再加上一阕铜琶铁板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几乎写尽了天地人寰所有的大怀抱和大气象。能写出这种文章的大师身后肯定要羽化升天的。苏子升天了，应该还是翰林学士吧？那么借问苏学士：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现在，让我们还是先回到欧阳修在醉翁亭喝酒的那个时间节点，遥望潇湘，静心期待，因为，范仲淹那篇震古烁今光芒万丈的《岳阳楼记》就要喷薄而出了……
◆ 按照朝廷的惯例，以照顾老臣的方式退居于政务清简的州郡，这样的恩眷一般须是七十岁左右的老臣才可以享受，对一个五十七岁的大臣如此呵护，有点破格了。但皇上对范仲淹已生疑忌，对他的新政也早就厌倦了，以这样的方式将他排斥出中央决策层，对双方来说还算体面。
◆ 政治并不总是赤裸裸的穷凶极恶，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很讲究体面的，举手投足皆温文尔雅甚至温良恭俭让，这是政治与生俱来的表演性决定的。
◆ 因此，奉劝诸君，凡不善表演者，还是不要吃政治这碗饭。
◆ “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山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这是范仲淹的《与张焘太博行忻代间因话江山作》
◆ 却并不颓唐，自有一股洒脱豪健之气。
◆ 宋代的中央高层用人多从馆阁中挑选，翰林学士尤为清望，从这里进入东西两府担任执政者十常六七。范仲淹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低层州县和中央部委之间颠沛流离，从未担任过众望所归的文学之职，这是他一直觉得很遗憾的。
◆ 北宋的诗不好，好的是词和散文，词就不说了，只说散文，唐宋八大家，北宋占了六家。这六家中，不知为什么没有范仲淹，其实就凭一篇《岳阳楼记》，他也是完全够格的。
◆ 滕宗谅是个喜欢干事的人，他在岳州任上当然干了很多事，其他的事大多在历史上湮没无痕，只有一件事让他名垂青史。这说明人只要干好了一两件值得干的事，一世人生也就值得了。
◆ 我是初中二年级学习《岳阳楼记》的，如今五十五年过去了，该文我仍能倒背如流。这不光是因为幼学如漆，更因为文章写得太好了，好文章总是让人更容易记住。但好文章各有各的“好”，有的文章，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一见钟情，如痴 如迷，可是等到时过境迁，再看时就觉得很一般甚至不好了。也有的文章，你任何时候看了都会心旌摇荡，由衷叹服，《岳阳楼记》就属于这样的作品。有的文章，一部分人认为很好，而另一部分人却觉得很一般甚至不好。也有的文章，只要是心智和审美感知正常的人都会认为好，《岳阳楼记》就属于这样的作品。
◆ 但想象力比记忆更重要，那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本钱，如果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有如穷瘪三的钱包（假使他有钱包的话），那是很悲哀的。想象力其实就是无中生有，但这里的“无”不是无源之水的“无”，而是老子所谓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无”，[181]是产生“有”的一种精神本源。
◆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庆幸范仲淹从未见过洞庭湖，他对洞庭湖没有任何现成的“回忆”，他只能在绝望中诞生，发挥自己的想象。文学想象有如白日梦，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谁能选择自己做什么梦呢？范仲淹做了一个通体锦绣的梦，他很奢侈。借助于瑰丽的想象，他可以不必拘泥于平实的具象描绘，而着眼于迁客骚人之登楼异情，阐发关于人生信念的大命题。他其实是在借洞庭之杯，浇胸中块垒
◆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转变士风。至仁宗朝，这一转变大致完成。范仲淹这样的人物走上历史前台，出将入相，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无疑是这一转变完成的重要标志，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则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丰碑巍峨，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高山仰止。景仰之余，心头又各有各的想法。
◆ 景仰伟人需要怎样的资格，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例如，像朱元璋那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专制魔王，有没有这种资格。明代洪武初年，苏州人范文从在朝廷官至御史，因违背皇帝旨意而入狱，随即被判处死刑。洪武初年虽不见战乱，全国却杀人如麻，这都是因为皇帝太喜欢杀人了。先是杀功臣，接着杀贪官，后来又杀文士，杀有过失的人、乱说乱动的人、不顺眼的人，直杀得血流成河。因此，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因违旨而被判处死刑的官员，命是肯定保不住的，如果能免于腰斩剥皮之类的酷刑就算是他的福气了。但专制者往往是事必躬亲的。行刑前，朱元璋查看死刑犯的案卷，看到范文从的姓名和籍贯，便传唤到跟前，问道：“你不会是范仲淹的后人吧？”范文从回答说：“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孙。”朱元璋沉默少顷，命令左右取来锦帛，写了两句话赐给范从文，并下旨：“免除你五次死罪。”朱元璋字不好，但他的字不是艺术，而是权力。人命关天，这时候他应该有景仰范仲淹的资格。他写的那两句话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庆历五年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
◆ 扬州府衙里有一名从八品的签判，前几年刚刚进士及第。韩琦见他上班时经常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便认定他像当年牛僧孺手下“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书记”一样，沉湎于扬州的夜生活，就好心劝诫他要趁着年轻多读点书，不要自暴自弃荒废年华。其实这位年轻人不仅胸有大志，而且是个学习狂，每每通宵读书，弄得上班前都来不及盥漱。但他不屑于向长官解释，仍然我行我素。韩琦当时实在看不出这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日后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年轻的签判也对长官印象不佳，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评价说：“韩公但形相好尔。”[185]认为韩琦只是长得帅，一张面孔政通人和，其实……而已。这位签判的性格有点“拗”是不是？“拗”不是“傲”，它是倔强、固执，有点“我偏要这样”的意思。但他现在还只是一名低级僚佐，属于他的那场大戏要等到二十四年以后才会拉开帷幕，到那时，他在剧中担任的角色就姓“拗”，叫“拗相公”[186]。王安石，字介甫，属鸡，今年实足二十四岁，本命年。再过二十四年，恰巧又是他的本命年，本命年是应该干点大事的。那就再等二十四年吧，反正历史是不在乎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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