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在巴蜀
《大汉帝国在巴蜀》
饶胜文 158个笔记
第六章 刘备的英雄之名
◆ 青徐是个特殊的舞台。这是一个由孔融、郑玄、陶谦及陈登等徐州大族所主导的舞台。刘备的师承渊源，帮助他步上这个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得如鱼得水。
◆ 刘备听说孔融来向自己求援，敛容答道：“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以救之。
◆ 从刘备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在孔融眼里有那样的评价，连刘备自己都感到惊讶。
◆ 就这样，在陶谦死前的一段时间里，刘备与孔融、郑玄、陈纪、陈群等关东硕儒名士一道，成了徐州牧陶谦的座上宾。在这个硕儒名士的群落里，孔融是穿梭其间的关键人物。《后汉书》载，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奖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 曹操何以如此推许刘备呢？截至此时，刘备并没有显赫的战功，但是，曹操、刘备与袁绍三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比较的。他们三人都曾被推领州牧。董卓之乱后的关东诸州，有的州牧是由天子授命的，如陶谦之为徐州牧，刘表之为荆州牧；有的则是以武力夺取，如袁术之据扬州，公孙瓒之据幽州，吕布之据徐州。而袁、曹、刘三人则都被推领州牧。袁绍在初平二年（191年）以韩馥让州而被推领为冀州牧；曹操在初平三年（192年）被东郡陈宫等推领为兖州刺史；刘备则在兴平元年（194年）由陶谦遗命而被州人推举为徐州刺史。
◆ 但三人被推领州牧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袁绍领冀州，毕竟使用了胁迫的手段；曹操被推领兖州刺史两年后，因杀陈留名士边让，致使“兖州士大夫皆恐怯”，从而引发陈宫等人谋迎吕布据兖州而叛曹操，兖州一度仅有三城为曹操所守。这跟刘备被徐州的士民推服相比，究是美中不足。
◆ 而且，三人的凭资也完全不同。袁绍主要凭借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门第资望，曹操的出身虽不及袁绍，但其父曹嵩也曾官拜太尉；刘备则是从底层起家，完全无凭无恃。袁术就曾在给吕布的信中傲慢地写道，“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刘备却赢得了徐州士民的推服。这些不可能不影响曹操对刘备的认识。刘备跟曹操的合作，令他策名于汉廷，也令他的英雄之名，经由许昌这个政治中心而获得全局性的影响。
第七章 衣带诏的疑点
◆ 在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冒着来自袁绍的巨大压力，抽空东征徐州，击败了刘备。他说：“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他撇开袁绍而先击刘备，也印证了他当初“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的说法。刘备兵败后经青州投奔袁绍，袁绍亲自出邺城二百里相迎。
◆ 刘备从初平二年（191年）涉足青州，兴平元年（194年）踏入徐州，到建安五年（200年）最后一次离开徐州，经由在袁绍处短暂的栖身之后，来到了荆州，从而结束了他十年的青徐时期。这十年里，刘备从一个依附于人的部属，成就了英雄之名。他游走于关东的几大诸侯处，都备受敬重。在陶谦处，陶谦以“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托以安州；在曹操处，曹操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相推许；投袁绍处，袁绍亲出邺城二百里相迎；投刘表处，刘表自出郊迎而待以上宾之礼。这样的身姿，在汉末的群雄中，尚未有第二人。
第八章 第二章 《隆中对》的得失
◆ 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
◆ 这个人躬耕陇亩，读书养气。他读书“独观其大略”，静看天下风云；每晨昏从容，常抱膝吟啸。这个人自负雄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但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庶相信他确实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
◆ 站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读史论史，应该对古人所处的境遇怀有充分的同情和理解。历史是一个浑厚的流程，一个构想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拿后来的历史检验原初的构想时，切忌在构想与结果之间简单地画一条直线来建立因果关系。
◆ 设想整个长江一线形成一种大势，以对抗北方的强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南方有眼光的战略家们的一种共见。这种设想得以提出的大背景，是长江流域在中国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开始上升。但是，在典型的南北对峙出现之前，即能够将整个长江一线的地利纳入一种整体的战略构想之中，却有赖于一种开阔的战略眼光。
◆ 在联盟的需要仍然存在的阶段内，双方的利益矛盾或许难免，但不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调和的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结盟则是服务于阶段性利益的策略。从孙权日后背盟的史实中得出孙权必然会背盟的结论，是没有区分根本利益与阶段性利益，从而将双方根本利益上矛盾的不可调和，直接替换在阶段性的利益关系中。这样的认识失之于简单，也忽略了矛盾演变的历史过程。
◆ 以利益来解释一个集团的决策，大体无可厚非；但更关键的要点却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才决定着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怎么做。孙权是否会抛弃联盟，这取决于——与结盟之时相比——他对下述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认识是否发生了变化：江东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根本利益下的阶段性利益是什么？联盟对自己利益的意义是什么？
◆ 孙权背盟，正是由于他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周瑜和鲁肃相继去世后，江东帝业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推动力量。
◆ 蒙适时地促使孙权将江东的事业定位调整成保据江东的霸业。
第九章 复兴谁的汉室
◆ 这是典型的纵横家的视角，只做形势分析，不做价值评判。
◆ 联盟的政治主题并不能取代利益考量，但可以成为认识利益的视角，有利于强化联盟的共同利益，因而有利于联盟关系的巩固。
第一十一章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的政治战场
◆ 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拥戴汉室；现在，曹操却面临着如何对待汉室的问题。从曹操行事的一个连贯过程来看，建安十三年，曹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决意要卸下汉室这个包袱，着手造魏。造魏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步骤和节奏。曹操为造魏走了三大步，每一步都循着相似的节奏。第一步复丞相，第二步封魏公，第三步封魏王，最后由他的儿子完成禅让。在他走出每一步的前后，都伴随有大规模的征讨，都伴随有诛杀名臣的重大政治案件。曹操复丞相而征荆州，诛杀孔融；封魏公而征孙权，迫死荀彧；称魏王而征张鲁，冤死崔琰。杀名臣旨在清除政治障碍，借以震慑潜在的反对者；大规模的征讨则旨在建大功以移天下视听，也为权力升格做铺垫。
◆ 这年九月，曹操在新野接到刘琮的降书，乃轻军进至襄阳。刘备率众南奔江陵。曹操考虑到江陵储有粮草军械，恐刘备先据之，遂率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备大众。刘备遂率余众东走，斜趋汉津，转往夏口。曹操进至江陵，荆州遂大抵略定。除江夏郡外，荆州七郡已落入曹操的控制之中。曹操几乎兵不血刃就已略定荆州大部。
◆ 关于赤壁之战，有一个事实常为读史者所忽视：这场战役是周瑜主动深入荆州境内发起的一场攻势战役；曹操并无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即征江东的计划。
◆ 曹操与孙刘发生冲突的时间和方式使得这场冲突的影响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这场冲突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天，那么，诸葛亮和周瑜所指出的曹操在战略上的一些不利因素——诸如初下荆州人心不稳、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不服水土必生疾病、隆冬盛寒马无槁草——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日后的冲突纵有利钝，都不至于使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发生崩溃。如果曹操与孙刘的战事不是发生在荆州境内而是发生在曹操主动进攻江东之时的话，纵然一战失利，也不至于动摇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只要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江东的平定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天下的统一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古未有不据荆襄而能保据东南者。
◆ 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并不想要一个与孙权的会战。他在着手以军事手段解决刘备的问题，而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
◆ 当曹操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时，不管他如何评估其效果，恐怕他都不会想到周瑜竟会主动打上门来。以他的实力、威势和新下荆州的震慑效果，曹操还在期待江东会像荆州一样不战而屈，像益州一样望风输诚；孙权纵然与他在政治上公开决裂，亦不过是在他进兵江东时做抵抗。可是，他没想到，周瑜会采取一种攻势战略，率军深入荆州境内，主动寻战。曹操一战失利，刚刚得到的荆州丢失大半，本已输诚的益州发生变故，从此，曹操的势力再也无缘长江以南。
第一十二章 江东：从桓文之业到新的帝业
◆ 时贤论史，注意到孙吴建国的历史里有一个江东化的过程。孙氏兄弟依靠一批以淮泗人为主体的北来人马开拓江东，建立政权后，逐渐调整为主要依靠江东本土士人，孙氏在江东的霸业才算稳固。
◆ 张纮以齐桓、晋文匡辅周室的霸业为参照，建议孙策将开拓江东的事业定位为乃父孙坚讨董伐逆的勋业的继续，是匡辅王室的桓文之业。开拓江东，兼并荆、扬，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 这一定位主旨是切割跟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跟汉廷的政治关系。“匡辅汉室”，既是在赋予这一事业以正当性，同时也是将这一事业与淮泗、与中原、与整个天下联系在一起，这对于那些非江东的淮泗士人来说才有吸引力。
◆ 孙策的意图原本是开拓江东，保据江东，张纮将开拓江东的事业拔升到“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上来。为切割与袁术的关系计，为争取淮泗士人的支持计，为从汉廷获取政治资本计，孙策采纳了这一定位。
◆ 张纮最早表述这一定位，但他有较长时间出仕许昌方面，因此，代表这一定位在江东决策层发挥影响的主要是张昭。张昭更因孙策和吴夫人死前的托孤而巩固其在江东决策层的地位。对于张纮来说，这一定位未尝没有作为策略的意味，但对张昭等人来说，这一定位同时还意味着：江东的事业不是成就新的帝业，更不是割据一方的偏霸之业。
◆ 这一定位遂成为张昭等徐州士人对江东事业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认识日后在江东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时一再地表现出来。
◆ 虽然许昌的汉廷是一个贯彻曹操意志的汉廷，但曹操毕竟挟汉室以为名，抗拒他同时也意味着对抗汉廷。这跟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政治定位相违背。这是张昭等人最主要的顾虑。
◆ 流寓江东的北方士人也因为孙策的死而出现波动，甚至连鲁肃都已打算北还。对于刚刚接过江东六郡的孙权来说，要想保住草创的江东基业，继续赢得北来人士的支持尤其重要。
◆ 孙权执事之初的一些言行表明，其思路仍在延续张纮给江东事业所做的定位。
◆ 对于鲁肃来说，这跟他与周瑜交流时产生的期望大相径庭。于是，鲁肃直率地告诉孙权，曹操挟持汉帝，一如当年项羽之残害义帝，孙权根本不可能建桓文之功。他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今后倘能“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 周瑜说服鲁肃留下来，二人一拍即合。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旋即会见鲁肃。二人合榻对饮，孙权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说：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 跟周鲁二人有着同样区别的是吕蒙。吕蒙虽与周瑜一样排斥联盟，但在政治目标上，他们相去甚远。周瑜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吕蒙则将江东事业拉回保据江东的霸业上来，从而将江东事业推向第三种定位。
◆ 江夏为荆州与下游扬州衔接的要点。整个六朝时期，下游建业（建邺）方面欲制荆州，都必定加强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孙权在攻克江夏击杀黄祖之后，却不留兵驻守。看来，孙权认为江东此时尚无足够的力量兼顾两面，荆州只好留待他日再图。
◆ 他没想到，荆州很快就要风云激变。
第一十三章 孙刘联合抗曹
◆ 江东方面有关刘备欲远窜苍梧的说法，乃是基于日后的孙刘关系而编造的，这应该是江东在占领交州、夺占荆州之后的说法，不能据以判断刘备在建安十三年秋的行动意图。
◆ 这个有关刘备欲投苍梧太守吴巨的说法，旨在坐实刘备“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的绝境，意谓刘备军败后，如果不是依靠江东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取得荆州数郡。以此为“借荆州”的说法做补证，也为孙吴袭占荆州做辩护。
◆ 鲁肃此时力促孙刘联盟，乃是在曹操尚未致书孙权，江东还没有面临战与降的选择，孙权完全有可能置身事外的情况下。
◆ 刘备放弃了去江陵的想法，斜趣汉津，与关羽的船队会合，又与刘琦会合，合军至夏口（今武汉市汉口）。下一步，“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樊口在今湖北鄂州，在三国时期乃是长江中下游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衔接点，是日后孙权在长江一线刻意经营的几处要点之一。孙吴一度立都于此。
◆ 鲁肃建议刘备进住樊口，极具远见和大局观。曹操已控制襄阳至江陵一线，并延及江南四郡。孙刘日后抗曹，夏口可为前沿据点；但夏口与江东距离尚远。屯兵樊口，可保障夏口与江东的联络和衔接，防止曹操派兵自汝南方向南下遮断夏口与江东的联系。
◆ 假如孙权在做好战争准备并与刘备组成联军之前，曹操即进兵夏口，刘备再次崩溃的话，崩溃的乱流势必波及江东，那么日后的抗曹将会非常被动，江东内部要形成坚定的抵抗意志也会更加困难。鲁肃建议刘备屯兵樊口，可使孙刘在面对曹操势力时有一个战略纵深，亦使孙权能有时间做好军事抵抗的准备。
◆ 诸葛亮让孙权意识到，他必须就孙曹总体关系做一个决断：要么北面事之，要么早与之绝。
◆ 在说服孙权决心不再“受制于人”后，诸葛亮再以对荆州形势的分析，将孙权的决断具体化为出兵荆州的决心。
◆ 在那场会谈中，诸葛亮从“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直说到“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则从勃然怒曰“吾计决矣”直到“权大悦”，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本人倾向于联刘抗曹。
◆ 周瑜用“为汉家除残去秽”为抗曹之举定位，解决了当时的政治问题，更影响了整个江东事业的政治定位。与帝国的丞相对抗，意味着江东与许昌汉廷的联系在事实上已经断绝。张昭等人秉持的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政治路线，在事实上已行不通。从此，张昭在江东决策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 周瑜在军事上的目标是要擒曹、破曹，而不只是挫败曹操对江东的威胁。
◆ 若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恩信已著，民心已定，曹军也渐渐适应了南方的环境，那么，以曹操之军加上荆州之军，则不易击破；纵然战事或有利钝，也不会产生崩溃性的效果。所以，在周瑜的眼里，建安十三年冬倒成了稍纵即逝的一举破曹的绝佳兵机。
◆ 日后，孙权与陆逊论周瑜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还特地提到周瑜的“言议英发”。周瑜展现“言议英发”风采的时刻，显然是指类似建安七年、建安十三年江东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头，周瑜均能以高瞻远瞩的立论，决疑定计，整合内部不同意见。没有周瑜，江东内部整合的完成会困难得多。
第一十四章 第四章 联盟的新阶段
◆ 曹仁北走后，孙权以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
◆ 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赵云领桂阳太守，以廖立为长沙太守。
◆ 此时的荆州版图上，曹、孙、刘三家自北到南呈现出三个层次。曹操占据北面的南阳郡和南郡的部分地区，孙权占据中间的江夏郡和南郡大部，刘备占据江南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长江一线连同它的几处重要据点都控制在孙权手中；刘备虽然在荆州占据了较大一些的地盘，但刘备控制的地域与曹操控制的地域并不接壤，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出口，因而其发展受到限制。为此，刘备东下京口，去会见孙权，以期巩固联盟，也改善自己在荆州的处境。
◆ 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
◆ 刘备领荆州牧后，立营油口，改名公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引《荆州记》载：“时备为左将军，人称为左公，故曰公安。”这跟“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有什么关系呢？
◆ “南岸地”指的应该是南郡在江南的一部分土地。
◆ 周瑜给的地盘虽不大，对刘备的意义却不小。油口为长江支流油水自武陵郡注入长江的出口，刘备在油口立营，日后更筑为城池，经营成为一处重要据点。刘备有了一个面向长江的出口，便于他招徕荆州士民。
◆ 《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刘备先已略定江南四郡，后为群下推为荆州牧，所谓“求都督荆州”，应该是指刘备寻求孙权对他这一地位的承认。为促成此事，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刘备对孙权的推举，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初平年间以来，讨贼盟主多领车骑将军。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推袁绍为讨董盟主时，袁绍即领车骑将军。初平二年，朱儁移书州郡，请师讨董，徐州刺史陶谦即表朱儁行车骑将军，意在推朱儁为盟主，掀起讨董的新高潮。刘备在许昌时一起密谋反曹的政治盟友董承，当时亦任车骑将军。刘备推孙权行车骑将军，显示此时刘备把孙刘联盟定性为一个讨曹灭贼的联盟。而且，车骑将军位次在刘备的左将军之上，刘备以此表达出愿推孙权为讨曹联盟的盟主。当时孙权实际控制的是扬州大部，而徐州则完全在曹操的控制之中。刘备不是表孙权领扬州牧，而是领徐州牧。这有一种向北进取的意味。及至吕蒙谋袭荆州，孙权“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可知刘备表孙权领徐州牧，确曾影响到孙权对江东未来发展方向的考虑。
◆ 周瑜、吕范的建议虽未被孙权采纳，但对于荆州地盘的调整，周瑜仍试图阻止。他酝酿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进取方案。为此，他亲自东下京口，向孙权提出，西取巴蜀、汉中，与马超结援，再北据襄阳，以蹙曹操，图取北方。
◆ 。孙权同意了这个方案。看来，周瑜已成功地用这样一个宏大的进取方案让孙权搁置了调整荆州地盘的问题。
◆ 周瑜回江陵为实施该方案做准备，途中病死于巴丘。
◆ 裴松之所论“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不无道理。日后孙权虽袭占荆州大部，但效力于江东集团的荆州士人却很少。
◆ 很快，孙权重新调整了荆州上游的防务。鲁肃代领周瑜之兵，成为江东在荆州上游的统帅。他初驻江陵，旋即下移至陆口。孙权从江夏郡和长沙郡分出部分地域，新立汉昌郡，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陆口成了江东在荆州上游的军事重镇。程普原来由江夏太守代周瑜领南郡太守，旋即复还江夏。从这些变动中可以看到，周瑜死后不久，孙权让出了南郡，让给了刘备，以让刘备直接面对曹操。
◆ 京口之行，刘备收获甚丰。孙刘联姻，联盟得到了巩固；联盟的主题也由当初的抗曹一变而为更具进取性的讨曹灭贼；双方也确定了在不同方向的责任分工。巩固后的联盟展现出这样一种远景：联盟双方将在讨曹灭贼的事业中共同得到发展。
◆ 联盟巩固对于刘备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刘备所占据的荆州数郡，得到了孙权的承认；接着，孙权又将南郡让给了他。孙权将南郡让给刘备，对刘备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南郡的战略据点中，江陵在两湖盆地居于中心地位，夷陵则扼守着荆州与益州之间穿越三峡的通道。这些战略据点控制在刘备手中，日后刘备西入益州、关羽北攻襄阳才有可能。
第一十五章 第五章 刘备取益州
◆ 刘璋邀请刘备入蜀，实际的动机是想震慑蜀中诸将，讨张鲁只是名义。
◆ 刘焉、刘璋父子监牧益州二十多年，其地位一直不稳固。刘焉为汉鲁恭王的后裔，在灵帝末官拜太常，位居九卿。他见王室多故，天下将乱，想外出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当州牧，以避世难。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对汉末政局影响极大的建议：“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离叛。宜改置牧伯，选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此前，州刺史只负监察的职责，权力较轻；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派朝廷重臣出任州牧，掌握一州军政大权，以利于稳定地方。
◆ 刘焉依靠的主要是由南阳、三辅一带涌入益州的流民。刘焉将这些流民收编为军队，号为东州兵。
◆ 刘璋既已结好于曹操，为什么又转而结好刘备呢？这主要是受了张松、法正的影响。
第一十六章 刘备反目袭刘璋
◆ 刘备还派李恢赴汉中联络马超，马超遂降于刘备。为造成震慑效果，刘备暗中以兵资之，令马超领兵屯于成都城北，给成都守军一种印象，似乎马超也领兵来助刘备攻取益州。城中见此，大感惊恐。
◆ 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与益州本土士人一直未能建立相互的信任，这也是他感到统治危机从而邀请刘备入蜀的原因。为什么益州吏民此时倒表现出了一种愿意替刘璋死战到底的抵抗意志呢？或许可以说，益州吏民咸欲死战的抵抗意志，与其说是来自对刘璋的效忠，不如说是对刘备背弃信义的义愤。
第一十七章 刘备取益州的善后措施
◆ 益州的士民们看到，士兵们从百姓家中抢掠的谷帛又还给了百姓。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跟一位叫赵云的将军的谏议有关；他们更不知道的是，成都的房宅及周围园地桑田也都差点被分赐给诸将。
◆ 益州本土之人为主，外来人士为客；客籍人物中，刘焉、刘璋时期入蜀的人为旧人，随刘备入蜀的人为新人。
◆ 彭羕却跟法正一样，是刘备所用人物中较有争议的两位。
第二十章 第七章 刘备称汉中王
◆ 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由此拉开了曹、刘之间在汉中长达四年的争夺。汉中的争夺，给曹、刘二人都提供了一次权力升格的机会。四年前，曹操声言讨张鲁，其用意只是激反关中的凉州诸将。曹操击溃关中诸将，马超、韩遂等奔还凉州。那年底，曹操占领陇上重镇安定，然后留夏侯渊镇守长安，自还邺城，筹备晋爵魏公之事。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夏侯渊在关陇用兵，渐次平定陇西。建安二十年，曹操决心解决汉中问题。其时，刘备正在荆州与孙权对峙。刘备闻知曹操将攻汉中，恐益州有失，遂与孙权讲和。刘备引兵还益州，孙权回师攻合肥。曹操帮孙刘化解了他们在荆州的危机。
◆ 这年三月，曹操率军西征；四月，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攻氐王窦茂；五月，攻破河池，屠其城。凉州的残余势力斩韩遂，传首曹操。这样，曹操攻汉中时西侧翼的安全遂保无虞。七月，曹操兵至阳平。张鲁南奔巴中。
◆ 有史书记载，曹操定汉中后，司马懿和刘晔曾建议曹操趁势取蜀，曹操未采纳因而错失取蜀之机。吕思勉认为“皆附会之辞”，我认为当是事后之说。
◆ 如此没有把握的事，不符合曹操的政治需要。此时，曹操需要的是为平定汉中之战收其全功。
◆ 曹操与袁绍对峙时，曾徙白马之民，与孙权对峙，也曾下令徙淮南之民，都是预先将作战区域的百姓迁出，以免百姓因战乱逃亡而致人口流失。现在，曹操徙汉中之民，其麾下名将——除夏侯惇、张辽、李典、乐进等屯淮南外——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均留屯汉中，显示曹操将汉中视为下一步对巴蜀用兵的前沿地带。
◆ 讨张鲁之战至此收其全功。这一大功，将垫着曹操在权力的位阶上，再迈上一大步。这年十二月，曹操从汉中北还，次年二月，回到邺城。五月，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这是曹操自复丞相、封魏公以来，在造魏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三大步。
◆ 张郃进军至宕渠，深入到巴郡的腹地。这已可说是在印证当初黄权的分析，“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若南下江州（今重庆），将切断成都与江陵之间的联系通道，其危害将比“割蜀之股臂”更严重。于是，刘备派张飞率军拒之。双方相持五十余日，张飞击破张郃。张郃走还南郑，刘备亦还成都。
第二十一章 刘备称汉中王
◆ 概括地说，这篇表文所表达出的核心意思是：讨曹灭贼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刘备的身上，为使刘备更好地领导这一事业，有必要封刘备为王；但鉴于汉帝被挟持于曹操之手，为使刘备称王具有合法性，在程序上援引了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
◆ 这篇洋洋洒洒的表文实为一份清晰的政治论述，不只解决刘备称王的合法性问题，更给刘备的事业阐明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定位。刘备通过称汉中王，行大司马事，将自己塑造成了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人。
◆ 刘备援引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故事而称汉中王，刘备称汉中王也成为一种故事，被后世援引。
第二十四章 第八章 第二次荆州风云
◆ 如果说沔水是汉中与荆州之间的联系纽带的话，那么，要想拉起这条纽带，从而撑开一种局面，却有赖于控制这条纽带两端的重要战略据点：南郑和襄阳。
◆ 从刘备集团在建安二十四年夏天的一系列行动看——刘备在那年五月占领汉中，随即动用荆州和汉中两方面的兵力以攻占东三郡，而关羽北攻襄阳之师差不多是紧随而出——关羽在那年七月间率军北攻襄阳，应是刘备一个阶段性布局的一部分，而不是关羽自作主张。这个阶段性布局就是打通经由沔水而连接汉中与荆州的通道，以求荆益之间能有更紧密的联系。
第二十七章 孙权的政治代价
◆ 江东方面将孙权遣梁寓出使说成是“奉贡于汉”，而不提向曹操称臣及“称说天命”之类的事，孙权本人也一再为此事辩护，这恰好反映出孙权也意识到，向曹操称臣是一件让孙权在政治上极其尴尬的事情。
◆ 孙权为袭荆州，向曹氏称臣。他得到了刘备在荆州所占的地盘，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孙氏兄弟起兵之初，孙坚、孙策与逆臣袁术的依附关系成为孙氏的政治负累。建安初年，孙氏兄弟为刷洗与袁术的关系，跟曹操走近，借此重建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公开决裂。那时，他骂曹操是“汉贼”，称自己是“为汉家除残去秽”。现在，他为袭荆州，向曹操称藩劝进，劝曹操代汉自立，曹丕代汉后，又向曹丕称臣，他再也不能骂曹氏为汉贼了。纵使他打定主意，日后要摆脱曹氏，但是，在中原，他再也没有政治信用了。
◆ 他的政治生命也差点就此终结。
◆ 拜赐于曹丕政治与权谋方面的平庸，孙权才没有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当他亲曹又背曹，背曹又降曹，降曹再背曹时，不唯曹丕以“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指责他反复无常，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他还有问鼎中原的号召力，更不用说统一天下的机会。
第三十章 第十章 夷陵之战
◆ 诚然，在伐魏与伐吴之间，伐魏更符合蜀汉政权的政治定位，毕竟篡汉的是曹魏。但是，伐魏与伐吴，虽有主次的区别，却也并非背道而驰。论者往往将伐魏与伐吴在战争性质上的区别看得过大。实际上，从蜀汉的立场看，此时的魏与吴，充其量只是大恶与小恶的区别。曹氏篡汉，固然有罪，孙权向曹氏称臣、劝进，袭杀在前线奋力“讨贼”的关羽，又何尝无罪
◆ 如果有什么因素削弱了刘备出兵的道义力量的话，那也不是他选择诛伐对象的优先次序，而是他本人称帝的行为。刘备在称帝之后才考虑征伐之事，那么，无论是伐魏还是伐吴，正当性其实都已受到削弱。
第三十一章 夷陵之战的战略检讨
◆ 关于掎角，胡三省注曰：“角者，当前与之角；掎者，从后掎其足也。”以两牛相斗为喻，正面相顶为角，侧面出击为掎。当两牛全力相角时，双方纵向的力量都达到最大，而横向的力量则相对脆弱；相持不下时，若一方分出部分的力量，掎其一侧，便很容易使对方失去平衡，从而获胜。但掎角之理，亦如奇正。若角为正，则掎为奇；若一方主要的意图为掎，则掎为正，角为奇。也就是说，当一方主要的意图在于掎时，横向的力量会增强，而纵向的力量会削弱，这时，另一方若能察见这一意图，当其将发未发之际，从正面倾力一顶，反能轻易地使对方失去平衡。
◆ 从荆州的地理大势来看，两湖合成一个大致闭合的盆地，长江从中间穿越而过。江南的洞庭湖和江北的云梦泽实为地势较低，积水而成。周围的河流呈向心状流向中间，或直接注入长江，或经洞庭湖而汇入长江。
第三十二章 第十一章 永安托孤
◆ 刘备托付的重点，不是强调复兴汉室的目标必须完成，而是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开展。
◆ 他实际上是在交代自己身后的政治路线。因为北伐讨贼的事业，攸关蜀汉当前的内外危机，攸关蜀汉的盛衰与存亡。
◆ 田余庆先生以蜀政中的新旧人事格局来解读刘备的托孤辅政格局，认为刘备以诸葛亮和李严并受遗诏辅政，意在团结蜀汉集团中的新人与旧人，俾使和衷共济，共渡难关。
◆ 只有北伐讨贼，充注刘氏帝业的合法性，才能克服当前的政治危机；只有消灭曹魏，平定天下，刘氏的帝业复兴才算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诸葛亮辅佐刘禅去完成。如果真出现第二种情形，即嗣子才德不堪，诸葛亮自己去灭曹氏而取天下，那也是我刘备授权的。
◆ 应该说，在蜀汉新受重挫、刘备行将死去、蜀汉内外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能否消灭曹氏、复兴汉室，不是刘备所能逆睹的事，因而不会是他考虑的重点。但他却看清楚了，蜀汉政权的存亡与盛衰，取决于复兴汉室的事业能否光大。北伐讨贼是这一事业光大的最好体现。在北伐讨贼的旗帜上高扬起来的是汉室。只要汉室的信念仍在，蜀汉政权就是合法的。复兴汉室的事业愈是光大，刘禅愈是不可能被取代。
◆ 刘备对诸葛亮讲这段话的用意是，无论如何，北伐讨贼的事业必须进行。他以当众表达对诸葛亮才能和忠诚的充分信任，打消了任何可能的对北伐事业的疑虑。诸葛亮也当场表态“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矢志完成刘备托付的大事。
◆ 他在迷雾深锁的白帝城待了十个月。在白帝城的秋风中，怅望滔滔江流，他是否会回顾自己的生平？他一生奋斗，从燕赵到巴蜀，何以当初能迅速成就英雄之名，何以眼下会陷入如此的困局？当他在给后主的遗诏中写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 永安托孤的深意，如有费解之处，不在于枭雄心思的猜测，而在于领会一个鲜明的政治主题与一个政权的盛衰存亡之间的关系。
第三十五章 第十三章 诸葛亮主政
◆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益州建制的恢复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诸葛亮主政后，致力于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此时，他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意在昭示巴蜀乃是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一部分，蜀汉在巴蜀的统治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而非割据偏安。他将致力于北伐，复兴汉室，光复被攘夺的汉室天下。
第三十六章 第十四章 联盟的政治问题
◆ 陈寿在叙述此事的时候说：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
第三十七章 第十五章 诸葛亮北伐（政治）
◆ 李严要求分领巴州、开府治事，并推诿将江州的军队调至汉中，这已不只是 “安身求名”之类的待遇问题，而涉及北伐大政。即以待遇而论，诸葛亮筹备北伐时，已将李严进位为前将军，李严至汉中后，又进位为骠骑将军，名位都只在诸葛亮一人之下。这与刘备“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的安排也是相符的。李严不得不带两万人马赴汉中后，其子李丰被表为江州都督督军，则江州还应留有相当的军队。
◆ 秦汉以来，辅政大臣之间发生矛盾时，无不以酷烈的杀戮告终。
◆ 诸葛亮处理李严，只是将其废为平民，徙梓潼郡。其子李丰被调离江州，以中郎任留府参军。
◆ 诸葛亮处置李严，只是要消除李严对北伐大政的消极作用。诸葛亮病逝后，李严也激愤发病而卒。他知道，唯一可能再起用他的人只有诸葛亮。
◆ 时人论史，过于看重蜀汉人事中的主客新旧之别。蜀汉建政之初，主客新旧人事的存在或为这个政权所要面对的事实，也是其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的基础；但作为主政者，将不同的利益集团整合成同一个政治集团，难道不是其职责所在吗？能完成这种整合而又不自伤元气，难道不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吗？诸葛亮用人，在认同汉室、勤于王事这一原则下，随才录用，所以，向朗、杨仪那样以吏能见长而德行稍逊的人，用于北伐前线，以趋进取；而董允、向宠、蒋琬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则委以宫府之事，以其为政治的根本，也是复兴汉室大业的根本。
◆ 概言之，在当时蜀汉，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乃是最大的政治。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还是整合内部力量的大局。
第三十八章 北伐是信念之战
◆ 一种政治势力的兴起，往往是顺应一种潮流，更推动这种潮流，直到把自己推到历史的浪尖。顺应潮流又推动潮流，即是争取认同更塑造认同的过程。但顺应潮流与推动潮流，往往交融在一个难以分厘的浑厚流程里；同样，高明的战略家往往将争取认同与塑造认同彼此内置到浑圆不着痕迹。高明的策略是在议题和行动中显明彼此的善恶归属，而不只是一纸虚文
第四十一章 首次北伐的战略检讨
◆ 上述史料，在在显示，魏军反攻时，蜀军发生了崩溃的效应。
◆ 寻常读史，多将注意力放在街亭与马谡身上，以至于忽略了诸葛亮疏文中在战略层次反思的信息。疏中所言“临事而怯”“《春秋》责帅”，都是援引儒家经典。“临事而怯”，典出《论语》。
◆ 诸葛亮引《论语》中的话，应该是取孔子之意。诸葛亮是在反思自己未能做到“临事而怯”。有意思的是，后世多批评诸葛亮用兵过于谨慎，诸葛亮却是在反思自己用兵不够谨慎。
◆ 厘清诸葛亮反思的两个层次，他是把未能做到“训章明法”和“临事而怯”作为“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的根本原因。
◆ 蜀军在遭遇反攻时发生“离散”“星散”“诸营遗迸”“兵将不复相录”诸情形，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训章明法”，还好理解；他为什么把未能做到“临事而怯”也作为兵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 在曹魏毫无战略预警的情况下，在事前联络凉州诸胡得到积极响应的情况下，诸葛亮兵出祁山，即有三郡叛魏响应，蜀汉北伐，开局大好。消息传来，不惟关中响震，洛阳也一时“朝臣未知计所出”。
◆ 诸葛亮反思自己未能“临事而怯”，对应的情形是过于乐观。
◆ 魏延可能因此而认为自己应该像韩信那样，自率一军，独当一面。
◆ 诸葛亮与魏延的分歧，与其说是对北伐的战略见解有不同，不如说是对魏延本人的才能与地位的评价有差距。
◆ 若单就战略思维而言，奇正之用，可以说是诸葛亮军事思想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之时，即曾规划在“跨有荆益”之后，以一军出宛洛，一军出秦川；第一次北伐，即以偏师出斜谷，大军出陇西。这些都是典型的奇正之用。只是在第一次用奇失利之后，认识到陇山与秦岭对蜀军行动的制约，所以在他此后的北伐中，未再分兵用奇。
◆ 但这也只是战略层次。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二次出陇西时，自率主力围攻祁山，另以王平统领蜀军中作战最骁勇的无当营，“别守南围”。在那年五月与魏军的交战中，王平的无当营吸引、牵制住魏将张郃所部，诸葛亮则督魏延、高翔、吴班诸将迎战司马懿主力，取得“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的战绩，这何尝不是奇正之用！
第四十二章 蜀汉的战略软肋
◆ 褒斜谷道全长达四百七十里。曹操本人在放弃汉中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蜀汉十万大军要携带粮草、辎重穿越数百里秦岭谷道，困难可想而知。秦陇地理形势对蜀军交通的制约，构成蜀汉在战略上最致命的一大软肋。
◆ 为改善粮草运输，诸葛亮研制了木牛、流马。木牛在建兴九年出陇西时首次投入使用，流马在建兴十二年出斜谷时首次投入使用。战史专家多推定木牛为一种小推车，流马为一种狭长的快船。
◆ 此处作一点补充。《诸葛亮集》载有木牛和流马的规制。按其描述，流马多孔，且孔径较大，而木牛则并未如此详细描述其孔径与间距，推测流马多孔的设计应该还有木制器械接榫之外的功能。考虑到它适用的环境，推测流马应该是一种方便于临时拆卸和重新组装的快船。
第四十四章 北伐的挫折
◆ 作为“训章明法”，诸葛亮戮马谡以谢众，斩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免向朗丞相长史之职，贬赵云为镇军将军。通过“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蜀军“厉兵讲武”，“戎士简练”。日后蜀军作战，再未出现崩溃的情形。虽然屡以粮尽退兵，但都能作有序的撤退，还以伏击挫败追兵。从陈仓撤军时，射杀魏将王双；从上邽撤军时，射杀魏将张郃；就算是诸葛亮本人病逝于疆场，蜀军也未因危疑而慌乱，尚能上演一幕“死诸葛走生仲达”。蜀汉退军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见其规矩法度，感叹“天下奇才也！”
◆ 诸葛亮治下的蜀军，堪称前人之所谓节制之师。司马昭灭蜀后，特地派陈勰去学蜀汉的兵法和兵制，“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太康末，晋武帝司马炎曾率百官出游射雉，至天黑始还，却迟迟难以整队。时陈勰以都水使者随行，晋武帝遂诏陈勰来整队。陈勰持白兽幡指挥，三下五去二便完成了整队。此事可为诸葛亮治兵作一注脚。后世如南宋陈亮称诸葛亮的军队为“节制之师”，殆无溢美之处。
◆ 巍巍秦岭都没能阻挡诸葛亮北伐的意志，司马懿自然不能使诸葛亮的意志屈服。但若是苍天的意志呢？那年秋风起时，诸葛亮病倒了。一天夜里，有人看到，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长空，从东北飞向西南，坠落在诸葛亮的大营里，落下又腾起，腾起又落下，落下再腾起，腾起再落下。一次比一次微弱，第三次落下后，再也没有腾起。
◆ 三年前初冬的一天，有人看到，从江阳至江州，有鸟群从江南飞往江北，却怎么也飞不过长江，无数的鸟儿堕水而死。这两件事作为不祥的征兆，被录入《宋书》天文志和五行志。
◆ 这两件事的最早记述可能都来自有关蜀汉的口述历史。孙盛于东晋永和二年（346年）随桓温征蜀，在蜀期间，多就蜀汉旧事，访寻蜀中故老。
◆ 同样被录入《宋书》五行志的姜维报母以“但有远志，不在当归”，出自孙盛的《杂记》。诸葛亮送司马懿妇人服饰的事，则出自孙盛的《魏氏春秋》。孙盛记述的这些近乎逸闻的蜀汉旧事，应该是来自他访寻蜀中故老而作的口述历史。
◆ 飞鸟堕江一事，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习凿齿与孙盛均曾为桓温幕僚，习凿齿并未曾入蜀，但他与桓温所召蜀中知天文者有过交往，此事很有可能是他从蜀中知天文者那里听到的；另外，习凿齿与孙盛同为桓温幕僚，二人都很关注蜀汉旧史，习氏很可能就此事询问过孙盛。
◆ 孙盛入蜀，距蜀汉灭亡已有八十多年，距诸葛亮病故则有一百一十多年，孙盛所能访寻的蜀中故老，不大可能亲眼见过流星投营之类的异象。这些事应该是来自蜀汉遗民的口耳相传。
第四十五章 第十七章 蜀政的衰落
◆ 蒋琬还屯涪城，意味着蜀汉不再大举北伐，而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的象征。
◆ 国策调整后的蜀汉，不再大举北伐，总体上向内收缩，加强四境的防御，而仅以姜维率偏师伺机北出，作为北伐的象征。
◆ 调整之后，蜀汉国策的基本目标是“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第四十六章 蜀政的衰敝
◆ 频繁用赦，显示蜀汉社会矛盾的加剧。蒋琬和费祎“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在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为何便有如此差异呢？
◆ 史料中频见诸葛亮用法峻严的记述，
◆ 在他身后，蜀人却对他充满怀念。陈寿本人就曾耳濡目染巴蜀遗民对诸葛亮的追思。他在给晋武帝的上书中写道，“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他评价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所以，“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他还引孟子之语称赞诸葛亮行政：“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
◆ 诸葛亮是以复兴汉室的信念，提领蜀汉的内政，又以公忠平允的为政风格推行他的政策，他的信念和政策能获得蜀人的认同，所以，他虽然“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社会矛盾却相对较少。诸葛亮之后，复兴汉室的信念渐渐弱化，政治认同也就愈渐疏离。蒋琬和费祎虽然“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所以，在用赦这点上，蒋、费二人也不得不一改诸葛成规，频频用赦。孟光指责费祎妄用大赦，费祎“但顾谢踧踖而已”，仍然实行大赦。他必须面对政治现实。
◆ 蒋琬之后的蜀汉，与其说后主自摄国事，不如说陈祗和黄皓弄权擅政。
第四十七章 第十八章 蜀汉的灭亡
◆ 诸葛亮时代遗留下来的宿将中，王平于延熙十一年卒，马忠于延熙十二年卒，邓芝“惟器异姜维”，亦于延熙十四年卒。军中宿将唯有张翼和廖化。《王平传》注引《华阳国志》载：“后张翼、廖化并为大将军，时人语曰：‘前有王、句，后有张、廖。’”张、廖二人在蜀汉末年并迁左右车骑大将军，故称并为大将军。但张翼和廖化二人均反对姜维北伐。
◆ 张翼和廖化均反对姜维北伐。军中宿将对北伐的态度如此，则属下将校和士卒对北伐的认识可想而知。张翼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廖化反对北伐的理由是，“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二人反对北伐的理由，与谯周《仇国论》的论调如出一辙。
◆ 《仇国论》的基本观点，主导了蜀汉末年的舆论，为日后谯周一言而决投降之策奠定
◆ 谯周在《仇国论》中将蜀汉称之为因余之国，意谓因袭两汉之余绪；将曹魏称之为肇建之国，意谓新兴的国家。文中虚构高贤卿这个人物，以代表主张北伐者，而自称伏愚子，与之辩论，反对北伐
◆ 张翼称“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廖化称“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观点几乎直接取自《仇国论》。
◆ 蜀汉灭亡的前一年，姜维最后一次出征。他轻军出侯和。再也没有人跟他并肩作战。他再一次失败。他再也不敢回成都。成都方面，黄皓等人正谋以阎宇取代姜维，剥夺姜维兵权。
第四十八章 蜀汉的败亡
◆ 蜀军主力收缩在剑门险要以内，这并不是姜维的本意。姜维将诸围守的守军集中为机动兵力，原是想伺机再出，以规进取。延熙末年，中州每有变故，姜维必定出军。景耀元年，姜维作此调整，以便“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但是，景耀三年（260年），曹魏发生弑君之事，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此事震动天下，姜维却没有出军。看来，景耀初年，蜀政的迅速衰败已使姜维的意图落空。从诸围守中抽调而保留下来的“游军”既未用于北伐，也未部署回诸围守，而是收缩到了剑门以内。
◆ 随着《仇国论》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姜维的北伐主张已经得不到支持。景耀四、五年间，姜维的兵权其实已被削弱。黄皓想以阎宇取代姜维，诸葛瞻和董厥也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而欲将姜维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景耀五年，姜维轻军出侯和，兵败后以“危惧”而不敢还成都。景耀六年（263年），姜维侦悉钟会治兵关中，建议后主派张翼、廖化增戍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两处入蜀要隘，也因黄皓“谓敌终不自致”而让后主压下此事。如此攸关存亡的事，也能因黄皓一言而废，可见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政”一语，并非史官归恶之辞。
◆ 按照司马昭的部署，邓艾率军趋沓中，以牵制姜维；诸葛绪率军趋武都，以截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这时，姜维倒是表现出了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
◆ 叩头谢恩的人群中，没有诸葛亮子孙的身影。诸葛瞻及其长子诸葛尚在绵竹阵亡。蜀人印象里的诸葛瞻，主政不能矫弊，统兵不能御敌。父子在绵竹城下陷阵而死的孤勇，不过是聊以殉先人之志。诸葛瞻的次子诸葛京和诸葛攀的儿子诸葛显被内迁到河东郡。随诸葛瞻战死的还有黄权的儿子黄崇、李恢的侄子李球和张飞的孙子张遵。赵云之子赵广已在沓中战死。另如张翼、蒋琬的两个儿子蒋斌和蒋显以及姜维的家小，都死于成都的兵乱之中。关羽的后裔则被庞德之子庞会所灭。叩头谢恩的人群中，也没有北地王刘谌的身影。刘禅的子孙亦多受封。刘禅的太子刘璿在成都的兵乱中为乱兵所杀。刘谌则在刘禅投降的那天自杀身亡。随后自杀的还有刘禅的后宫李昭仪。魏人打算将刘禅宫人赐给无妻的诸将，李昭仪说，“我不能二三屈辱！”于是自杀。最令人动容的是刘谌之死。《汉晋春秋》载：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刘谌希望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但是，成都那班君臣的心里早已没有了汉室社稷。社稷不再，谁与同死？刘谌只有自己一死以殉社稷。昭庙里的哭声，成了汉室最后的回响。
第四十九章 余论
◆ 德同天，乃能称帝。我们若剥去这一表述的神学色彩，不难发现，帝的合法性内核，就是天下为公。这是帝王政治合法性的源头。后世围绕它而衍生出的种种阐释，最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成为后世历代帝王们进行帝业合法性论述、争取政治认同的话语平台。
◆ 伐罪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中确定战争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支点。周官的设置中，代表国家行使武力的官职是大司马。《周礼》规定大司马的职能是掌“九伐之法”。九伐之法，一言以蔽之，伐罪。
◆ 从“虞夏之兴”和“汤武之王”中所阐发出的观念，铸就了中国古代政治游戏的基本规则。虞夏之兴，以“其德同天”作为帝王地位的正当性基础；汤武之王，以“恭行天罚”作为武力诛伐的正当性基础。在谶纬和符命之说兴起以前，其德同天也好，恭行天罚也好，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政治观念。其德同天，就是天下为公；恭行天罚，就是吊民伐罪。
◆ 写完本书，我越发感到，袪除神化色彩后的诸葛亮才更见其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当之无愧。在政治所关涉的几个层面，诸葛亮都堪称后世从政者的楷模。首先是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这也是政治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点，上节已然论及，后面还会再作阐发。其次是行政的层面。诸葛亮能够将蜀汉内政理顺，将不同类型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他处理宫府关系，可谓力矫汉末桓灵乱政之弊；处理中央政府与益州地方政府的关系，则兼顾政治意义与行政管理效率。虽然他主政后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成都，蜀政却非常畅通，内政清明，蜀汉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得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北伐的进取力量，也使蜀汉在困局中站稳脚跟。再次是诸葛亮的为政风格。他开诚布公，用心平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所以，他虽然“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蜀人却“畏而爱之”，“人怀自厉”。身殁之后，蜀人讴歌追思不已。至若他要求自己身殁之后，“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是他《诫子书》中所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修养的践行，也是他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人格基础。他身体而力行，赋予了一个政权以政治主题，也赋予了一个时代以政治主题。这大概就是前人之所谓“命世之才”。诸葛亮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的身影，卓然屹立千古，其意涵已然超越了政治哲学的层面。我愿在此三致意焉。
◆ 可以这样说，后世之所以尊蜀汉而赞诸葛亮，是把一种身处逆势而冀图复兴的希望投注在了诸葛亮身上；之所以作如是投注，还是因为诸葛亮在逆势里生死以之地致力于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卓绝身姿！历代之尊崇诸葛亮，若仅归结为他的忠君，实在是太过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