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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构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李碧妍 133个笔记

第二章 序

◆ 中国历史上由一个统一的政权分裂为两个或更多政权的例子,其实只有汉末与唐末。

第五章 绪论

◆ 本书以唐代后半期的藩镇为考察对象,不过,它并非一部与藩镇有关的专题史或断代史著作。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唐代后半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群体的实证性考察,来对唐帝国得以成功渡过安史之乱这波危机,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成功建立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在这一目标下,我将对以下四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 首先,我将对安史之乱这场改变帝国政治走势的重大事件进行一次较为细致的梳理。

◆ 其次,我将对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与帝国的新政治对抗,以及帝国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艰辛而又成功的政治努力进行一番探究。

◆ 再次,尽管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我仍旧希望对帝国在成功化解了朝藩矛盾后的控制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 最后,借助对过去一百年来藩镇研究成果的整理,我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其研究思路进行一些总结与反省。

◆ 在研究资料的利用方面,除了传世文献外,我也会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已出土的唐代碑志资料,努力将对碑志资料的解读运用并融入整体研究的肌理脉络中。此外,除了以历史学知识为本书研究的基础外,地理学也将是我们必须加以利用的一个知识领域。

◆ “唐宋变革”更已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外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

第七章 第一节 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 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45],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

◆ 有关河南三镇的军团构成情况,辻正博等学者很早便进行了考察,无论节帅、军将还是士兵,淄青、汴宋、淮西三大镇核心的军队构成都是来自乱前河北的平卢节度使麾下。[162]换言之,河南现在已经成为平卢系军人的天下,三大平卢系军阀分别占据了河南东、中、西部的主要版图。随之而来的,则是这些新兴的河南藩镇开始逐渐显露出一种自立化的倾向。

◆ 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节帅的废立由本镇内部产生或决定,而不由中央主导。

◆ 这份以情自疏的上表不仅将令狐彰始终未及入朝的原委及愧疚之情一一道来,读之令人动容。更重要的是,令狐彰决意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并将节帅之任命彻底还归中央,显示了与其他两河藩镇决然不同的态度。

◆ 虽然李勉在赴任之前,滑亳镇也出现了“三军逼夺情礼”[171]、令令狐彰之子建继任节度的骚动,但由于令狐建的“誓死不从、举家西归”[172],骚动也就很快平息了。

◆ 总之,令狐彰特殊的举动现在为藩镇的权力交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代宗的赐滑亳为永平更显示了唐廷对于这种举措的赞扬与鼓励。

◆ 同样作为藩镇内部的实力军将,李正己与李希烈得以成功胁逐节帅,并获得中央认可获得旌节的前提条件,不仅是他们都获得了当镇内部大多数军将的支持,而且也是因为他们都将当镇的矛盾消化于藩镇内部。

◆ 这样一来,他们既对稳定当镇的形势做出了贡献,并且也未对邻镇的局势造成影响。然而,李灵曜的策略却是适得其反,身为“都虞候”,他当然也有资格尝试成为节帅的努力[178],况且田神玉已死,其所面对的境况似乎还要好于之前的李正己与之后的李希烈。但是他赢得当镇同仁的支持可能还不够,孟鉴的挑战就是个警讯。更重要的是,他错误地将汴宋镇内部的矛盾扩大到了邻镇的永平军,并且还引来了河北的田承嗣,而后者又恰恰是唐廷在当时极力要压制的对象。

◆ 虽然淄青、永平两大藩镇的成长主要都是得益于李灵曜之乱,但是两者的成长道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不同的。淄青的成长依靠的是平卢军旧有的功勋,其成长途经依循安史之乱以来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惯例。而永平军的成长则不再是依靠当日的勤王之劳,更主要地则是大历时期其为诸镇所营造的奉国忘家的典范作用。于是其成长途经就已不再是旧有的朝藩惯例,而是新型的朝藩模式。而当大历十四年帝国的新君主德宗即位之后,这种新型的朝藩模式就已经不再只是唐廷渴求的榜样,而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 唐德宗李适的即位,标志着安史之乱后唐廷重振其威望与权力的开始。虽然德宗的意愿最后因“泾师之变”的爆发而中道受挫,但二十多年后,其孙宪宗李纯却又一次将中兴唐室的意愿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远较其祖德宗更为显著的成绩。

◆ 发生在河南及其周近地区的战役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主题,即围绕争夺运路而展开。

◆ 乘白塔之胜,李希烈径趣宁陵,开始了对宁陵的攻势。发生在兴元元年夏季的这场宁陵之役持续了约三个月的时间,是李希烈攻克汴州后最为重要也是史书描述最详尽的一次战役。[266]据说其时李希烈亲自率领了五万人马对宁陵的三千士卒实施围攻[267],而守城的将领刘昌已经四十五日没有解甲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张巡。事实上,著名的诗人杜牧后来就是将两者进行对比的。然而与张巡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刘昌总算等到了援兵,诗人在《宋州宁陵县记》中记载:韩晋公(指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宁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宁陵不可取也。”[268]夜入宁陵的江东士兵鼓舞了宁陵将卒的气势,次日凌晨,宁陵将士夺城而出,“希烈大败,(唐军)取其旆,斩首万计,追北至襄邑,收贼赀粮而还。”

◆ 对于李希烈来说,虽然没能及时联合李纳,并使得宣武军得以一心西顾是个不小的失策[276],但他对永平、宣武的打击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只是他可能并未料到,在他成功遏制了河南的势力后,竟然会遭到这些南方藩镇的沉重打击。这一点,可能也出乎当时逃难在外的德宗的意料。甚至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当代学者来说,他们似乎也未曾措意此一时期南方的强势崛起。[277]因为在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中,南军北上,并如此之大地影响中原的局势也仅有此一次。

◆ 总的来说,“四镇之乱”爆发后战局的一系列改变,使得帝国的君主们开始以更为现实的地缘政治视角来考量他们与两河藩镇间的关系,而不再仅凭诸如“借我土地,假我位号”而“欲革前弊”的意气之情为其理解朝藩关系的圭臬。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安史之乱对河南的影响正在逐渐褪去。

◆ 总之,德宗致力于结构的河南新政治格局到贞元四年全部完成,这种新政治格局是通过建藩政策得以实现的。(见图7)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造就这一新政治格局的种种措施并非德宗偶尔感性的产物,其背后实有保障运路、孤立叛藩、打击逆命等战略目标。而也正是得益于德宗创立的这一战略格局,此后的宪宗才得以实现其“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余孽”的“中兴”功业。

◆ 对于宪宗来说,其成功铲平了淮西与淄青,实现了德宗当年未尽的志愿,重振了帝国在河南的权威与控制力。而对于河南来说,淮西与淄青的覆亡则标志着河南政治版图大动荡的时期已经结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河南的藩镇版图将不再有大的调整。当然,一同结束的还有平卢系藩镇对河南的长久统治。平卢军,这支曾经在河北无法找到其容身之地的安禄山集团中的偏师,却经由其勤王将士们的不懈努力,成为帝国抵抗叛军的中坚力量,并最终在河南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点与发展空间。帝国凭借平卢军的力量瓦解了由安史叛乱带给河南的危机,而又在应对平卢系危机的斗争中重构了河南的地缘政治。我们关于河南的论述实际上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盛衰为主线展开的。现在,我们的论述将告一段落,因为伴随着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实现,平卢系时代的大幕也随之落下了。

◆ 所以我们认为,较之上述学者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出发讨论“骄兵”产生的原因,孟彦弘先生从军政体制角度入手对“骄兵”出现所作的解释或许更为合理,即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才是“骄兵”产生真正的根源。他认为: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

◆ 在平卢系时代结束后,中央与藩帅的关系其实变得比之前更为紧密,但他们与地方军士的关系实际却是愈益疏远了。而在藩帅的调任变得相对容易和频繁时,藩镇的武力基础却是由地方军人长期把持着的。换言之,平卢系时代后河南变乱的根源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许可以称为“铁打的士卒,流水的帅”。

◆ 我更愿意将“元和中兴”对河南的意义定为帝国“去平卢化”的成功,同时将其视为平卢系时代结束的标志。而帝国在去平卢化的同时,实际上也正在加速河南藩镇的地著化,尤其是军队地方化的进程。而以“骄兵”问题为表征的地方化运动,也正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帝国后期,即平卢系时代结束后河南藩镇问题的一条线索。

◆ 时至唐末,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中央控制河南的纽带终于被彻底切断了,而地方军人集团则受其激励,真正走上了历史前台。

第一十一章 小结

◆ 宦官把持神策军的控制权成为人们对晚唐神策军最为诟病也是最记忆深刻的地方。然而,晚唐神策军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出在这里,因为宫廷政局无论多么跌宕不稳,却终究无碍,甚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唐祚的延续。[438]而神策军性质的改变,才是这支原本被期望培养成帝国倚靠的军事力量最终走向湮灭的根本原因。

◆ 这种自德、宪时代发展而来的边军遥隶神策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末。[447]而无疑,它的存在肯定为神策军人数的膨胀注入了不少水分。

◆ 并且,这种本质上为边兵的神策军除了消耗帝国的财税外,也无法提供给帝国,尤其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时真正嫡系军队所应有的那种有效帮助。

◆ 德宗初期的神策军因以关东藩镇军队为核心改编,因此尽管数量有限,但仍旧体现出相当高的战斗力。这一点仍旧一定程度地延续到了神策军镇大为扩张的贞元时代,也造就了宪宗朝初期神策军仍能在关中和关中以外的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特点。但也同样从贞元时代开始,边军为得禀赐厚赏,诡辞遥隶神策的情形大规模绵延开来了。而以卫军与近畿八镇为核心的神策军虽然仍在关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与边军相比,它们仍是唐廷必须依靠的中坚力量。但其中,在城神策已因屠沽商贩的挂名窜籍而落至百无一堪的地步。[464]而在最后尚能发挥一定作用的神策军,其实主要是由博野军这样的藩镇军队构成的一部分近畿诸镇。[465]神策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退出了征讨叛藩、控扼异族,甚至守卫长安的舞台。而这,本是帝国培养它的初衷所在。

第一十四章 第一节 安禄山叛乱与河北

◆ 其实,安禄山在他叛乱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从没有完全控制过他的这个“统内”。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安禄山丧失河北控制权的同时,唐朝就长久并有效地控制过它。事实上,河北在这一年时间里始终反覆于朝、叛两方之间。

◆ 和位于并海地区的平原郡不同,常山郡位于紧邻太行山的河北中西部。之所以说常山郡的起事将对河北的形势影响至大,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常山控扼着一处对河北而言犹如命门的重要关隘——井陉关。

◆ 井陉关又称“土门”,是“太行八陉”中最重要的一陉。[6]由常山所在的井陉西出便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太原府。

◆ 除了拥有井陉之险外,常山郡的另一个军事价值就在于它正处于“地控燕、蓟,路通河、洛”[9]的河北驿路上。

◆ 安禄山当然不会不知道常山郡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此前提拔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并在此时依旧令后者镇守该地,看中的正是颜杲卿的才干。

◆ 安禄山一方面在常山安插了大将李钦凑镇守井陉关;一方面又委任其手下的另一员将领,也是安禄山的前任幽州节度使,一手提拔安禄山登上河北政治舞台的前府主张守珪之子张献诚权摄紧邻常山的博陵太守。

◆ 但是安禄山的这些控制常山的措施并没有取得效果。到十二月下旬,颜杲卿不仅已经计斩了李钦凑,部分合并了井陉之众[14],还设计生擒了时诣幽州征兵还至藁城,以及自东京来至赵郡的禄山心腹高邈与何千年。并从千年之计,声云朔方军将东出井陉,并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15]史称张献诚听闻此语,果然解饶阳之围遁去,其团练兵皆溃。

◆ 常山郡的归顺与传檄极大地改变了河北的形势,除了临近河南的汲郡尚在安禄山的直接控制内,位于河北中、南部的常山、博陵、上谷、文安、信都(冀州)、巨鹿(邢州)、广平(洺州)、魏(魏州)、赵、邺十郡,连同此前与颜真卿相约据贼的并海七郡,此时都回到了唐朝一边。[17](见图23-2浅色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安禄山现在所能实施其有效控制的河北地区,其实只剩下了北边诸郡,而这离他的起兵才只有两个月。

◆ “禄山方自率众而西,已至陕,闻河北有变而还,乃命史思明、蔡希德率众渡河。”

◆ 本欲趁东京之捷顺势直趋潼关的安禄山可能连陕州都未到达,就不得不因常山之变而撤回洛阳:

◆ 史、李二人连同此前的蔡希德确实完成了安禄山布置的任务,不仅范阳、常山的兵变已被消除,而且由于常山的陷落,河北一十郡在天宝十五载(756)正月的时候再次“复为贼守”

◆ 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河北成为整个帝国朝叛对抗最激烈的地区,而且其形势开始变得愈有利于唐廷。

◆ 但遗憾的是,嘉山一役其实也是唐军在河北最后的绝唱,因为几天后潼关失守,趁嘉山之胜还未来得及继续推进的郭、李二人不得不由井陉还师[32],河北形势至此大变。

◆ 河北地区在叛乱发生的第一年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反覆。但反覆的地区主要是燕南诸郡,并且,最早反抗安禄山的也是这一地区。

◆ 随着突厥的衰乱,大批的东北外族迁移到河北境内,河北就此成为一脱离汉化的胡化区域。这是此后具有粟特种族特征的安禄山得以崛起,并被玄宗赋以东北诸镇重任的主要原因。

◆ 大批的蕃将能集中在安禄山麾下并为其所用,既是玄宗时代蕃族内迁河北境内的结果,也是安禄山凭借其胡人资格,利用其种族与宗教信仰笼络胡族的产物。

◆ 无论是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的起用蕃将,还是安禄山致力于对这些将领的笼络,不光是他们对这些蕃将个人能力的看重,更重要的则是借机将蕃将所领的部落兵收归麾下为其所用。

◆ 部落兵构成了安禄山军团的核心,而安禄山军团的主体则是来自边州的军队。具体来说,就是范阳(幽州)、渔阳(蓟州)、柳城(营州)、北平(平州)、妫川(妫州)、密云(檀州)这几个边州的军队。

◆ 我认为,在安禄山叛乱时期,同样作为其“统内”的河北北部与中、南部之所以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其实源于早在乱前就已经形成的河北军事结构。虽然安禄山在天宝九载获得了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的身份,但与他的历届前任一样,幽州节度使的控制范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境地区。因为它的任务是防范自武后朝以来就一直威胁着帝国东北边境的突厥与两蕃。因此,安禄山并没有像他经营边境地区一样,对燕南实施过有效控制并产生太大的影响。

◆ 河北北部的边境诸州,在武后、玄宗时代设立了一系列的军镇。而自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原本设于营州、处置蕃族的羁縻州开始逐渐迁入幽州。在玄宗收复营州,两蕃内附、突厥衰落的开元时代,大批的东北蕃族内迁至幽、营二州的羁縻州内。在与两蕃等作战中逐渐增强的边境军事力量,尤其是幽州、平卢二节度的设置,为安禄山的崛起打下了牢固的军事基础。而在开元初期迁入唐境的安禄山则利用他的种族文化优势,将大批的蕃族将领及其部落吸收到他的麾下。于是,以幽、营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为核心,以边州军镇为基础的骑兵,成为安禄山此后南征北战的主要力量。

◆ 而同样自武后朝契丹叛乱以来就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传统和相当实力的河北团结兵,则在安禄山叛乱初期的燕南地区表现出相当活跃的性格。尤其对于勤王一方来说,他们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具有民兵性质的兵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坚持着与叛军的对抗。这其中,河南中部团结兵的表现更为显著。燕南地区所具有的这种团结兵传统,正是其能与安禄山反复抗衡,并无法为后者彻底掌握的原因所在。不过,以步兵为主体的团结民兵终究无法抗御精锐的骑兵,这也正是不少燕南州郡始终徘徊在两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支持唐廷的朔方军与源于北边的安禄山叛军之间,缺乏自身独立立场的原因。 总之在河北,一种早在安禄山崛起之前就已形成的具有地域差异的军事构造,不仅直接为此后的安禄山军团所继承,影响着它们在安禄山叛乱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所担负的不同使命,也直接左右着河北地区在叛乱时代的政治地理走向。

◆ 史思明固然解决了河北的勤王军队以及团结兵的问题,但他不得不面对威胁远较前者之上的叛军核心——蕃族将领及其部落的问题。

◆ 安庆绪在唐军收复两京后所面对的这种叛军集团迅速分裂,或者再次集合却仍旧各怀二心的情势,并不仅仅是因为安庆绪的资历与其弑父的举措为这些将领所不齿,更重要的乃是叛军集团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

◆ 乾元二年(759)春天,背唐南下的史思明大败围剿安庆绪的九节度,并在成功统一河北的同时,杀安庆绪自立,叛军就此进入史氏的时代。

◆ 和安禄山父子一样,史思明接手的也是一个以蕃族部落为核心的松散的叛军共同体。

◆ 史思明自乾元二年三月由相州返回幽州,到九月率大军再次南下,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在幽州进行所谓巩固根本的工作

◆ 如果说,安禄山的价值观还是侵润着东北边境独有的种族文化特质的话,那么史思明仿照唐制而建立的一整套体制就真的是有所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应该不是史思明出于一厢情愿的个人喜好的结果,恰恰隐含着他的某种政治心态。

◆ 努力整合具有分裂倾向的叛军,并使自己获得叛军新领袖的地位,应该就是史思明在半年里稳固根本的宗旨所在。

◆ 但遗憾的是,史思明的上述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和安禄山一样,南下后的史思明在一年多后也死于其子之手。

◆ 史朝义对河北控制力的丧失始于幽州。本来,在史思明死后,史朝义只是密敕在幽州的张通儒等将领杀史朝清及朝清母辛氏等不附己者数十人。但在朝清诸党被顺利剿灭后,幽州却爆发了将领火拼的事件。其时留镇幽州的高级将领——张通儒、高鞫仁、高如震、辛万年、向润客、阿史那承庆、康孝忠等纷纷陷入其中。

◆ 上元二年(761)春夏之际的这次蓟门内乱,不仅导致了这些幽州将领及其部曲的逃亡殆尽,而且还因阿史那承庆等与高鞫仁的相互攻杀,引发了著名的杀胡事件

◆ 幽州的内乱最终被史朝义派遣的大将李怀仙在两个月后平定,但是,一个由史思明所安排的幽州军政体系却至此不复存在了。

◆ 和安禄山麾下许多蕃族将领拥有自己的部属不同,史思明却原本只是一寒素胡人,“(其)既无宗族又无党援,故与当地汉人势力结合,娶大豪辛氏之女。[146]观其遣辛万宝领恒州以制张忠志。以辛万年辅史朝清,均以妻族为其腹心。立辛氏为后,以朝清为皇太子,虽有感情成分[147],但亦为客观形势使然。朝清之族实乃汉人势力之代表。故朝义弑父称王之后,即遣张通儒返幽州(笔者按:张通儒本就留守幽州)[148]诛朝清及其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及事成之后,通儒又嘱鞫仁、如震诛辛万年。此事件乃为从政治之事而转变成胡汉之争的关键,因鞫仁、如震,与辛万年同为汉人集团之代表,张通儒乃代表朝义集团,故不从通儒而立斩之。

◆ 此事件自如震被杀而扩大,因此壁垒分明,即康孝忠与阿史那承庆为中心的蕃羯集团,与以鞫仁为中心的汉人集团对立,结果蕃羯大败,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

◆ 一个始终不稳定的后方,让安、史两人到最后连退守的后路都没有。而那些投降唐廷的安史降将,却在唐廷“厌苦兵革,敬冀无事”[166]的心态下,于叛乱结束伊始即被授予河朔方面大任。

◆ 广德元年,一个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薛嵩为相卫节度,领相、卫、邢、洺、贝五州;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四节度分镇河北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 河朔藩镇的诞生,标志着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统一的河北时代的终结。

◆ 当然,它同样标志着一个唐后期最为活跃的藩镇集团至此将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并且注定将吸引后代研究藩镇问题的学者最为集中的目光。

◆ 代宗初年创设的河北四镇格局,经大历十年(775)魏博吞并相卫一役被改变,演变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分占河北的格局。

◆ 在位于会府恒州的成德军军团构成中,左右厢马军的将领人数要明显高于步军将领。

◆ 在李宝臣时代,成德确是拥有相当数量且精锐的骑兵部队。

◆ 作为最具安史集团后身代表的成德镇,虽然继承了安史叛军精锐的骑兵、蕃族与战斗力,奠定了它在叛乱结束初期雄厚的实力基础。但是,它同样继承了安史集团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众多具有自主意识和强大实力的将领。

◆ 魏博牙军原是以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不过其随后很快就转化为以“丰给厚赐”为利益主旨的雇佣兵集团。[259]地域意识强烈、“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是魏博牙军的主要特点。

◆ 因此与上述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地域型藩镇”。由于兵士由节帅征募、直接对节帅负责,所以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就成了这些藩镇的权力中坚。节帅培植这些兵士的初衷原是为了获得直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因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及父子相袭的特权,但是,这反倒成了这些地方军人从军入伍的根本目的。于是,为了维护与巩固本集团的特权利益,他们不乐频繁作战,而一旦节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会倒戈以向前者,这些藩镇内部的动乱多半都由此而来。这也就是旧史所谓“骄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藩镇中,越是主帅的亲信部众,比如负责宿卫的那部分牙军,越容易成为搅扰政局、变易主帅的根源,也最为跋扈。

第一十五章 第四节 帝国的东北地区

◆ 总体而言,虽然和成德的军事构造颇为相似,但幽州的军将层由于蓟门内乱等原因,总体的资历和背景不及拥有众多安史旧将的成德,加之朱希彩首开部将取代节帅的先河,使得幽州的节帅继任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稳定性。而这一情况随着长庆元年幽州结束刘氏家族的统治变得更加突出。到唐代中后期,威胁节帅位置的将领已由治所的牙将逐渐变成了属州或外镇的将领。由于军将对节帅的威胁始终是幽州没能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无论是节帅还是实力军将,为了获得稳定的地位或自身的保障,他们对唐廷的态度大多较为恭顺。另一方面,与诸如魏博这样典型的兵农分离的藩镇不同,幽州的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兵农合一特色,但这并不妨碍其军事实力的强大。幽州这种独特的军政构造与阶层结构,除了安史之乱留给它的影响外,更与其所处的边地环境及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到了唐代末年,在新一波东北蕃族内迁形势的推动下,具有典型兵农合一特色的山后诸军、州逐渐成为幽州军事力量最强大也是矛盾最突出的地区。而首先与幽州发生矛盾的,就是其西面由沙陀部落建立的河东政权。实际上,正是在后者的打击下,幽州这个曾经深刻影响过唐帝国命运的老牌藩镇,结束了它在乱后变乱不断的150年历史。而与幽州一同走向终结的,还有始终作为其变乱根源的诸将势力

◆ 。

◆ 在“党争”框架影响下的史学家,常会将牛僧孺与李德裕对待藩镇态度的不同视为牛、李二党的差异之一。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至少在对待河朔藩镇的态度上,牛、李二人并无本质的差别。[427]李德裕与牛僧孺的不同只是在于,李德裕坚持唐廷在放弃河朔实际控制权的同时,必须要维持名义上的“朝典”或“事体”[428],即必须由唐廷主动授予河朔内部推选出来的藩帅以名位,而不能由河朔方面以跋扈或威胁的态度来邀求唐廷的旌节。而自河朔一方来说,如果其能够承认唐天子的天下共主身份,并愿意促成唐廷这种主导地位的获得,那么,对于河朔三镇的世袭,唐廷也可以给予公开的承认。

◆ 总之,以唐廷承认藩镇帅位世袭为核心的“河朔旧事”[431],并非安史之乱结束后不久就已奠立的一个传统。它是唐廷与河朔藩镇历经八十年左右的较量后才逐渐形成的。其过程概言之就是:“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藩镇,由两河以外缩小至两河,形成所谓“两河旧事”;进而又缩小至河北;最后则是只有幽州、成德、魏博三镇才可以享有的“河朔旧事”。

◆ “河朔旧事”形成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个唐廷的控制力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退出河朔的历史。

◆ 至于唐廷为什么会退出河朔,固然,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唐廷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得它力图收复河朔控制权的行动无法取得成功。

◆ 然而,我更想强调的是,唐廷的退出河朔,不仅是因为上述问题的日益严峻迫使它“被动”或“无奈”地放弃对河朔的控制权,而是在主观上,唐廷也已经不想再去干涉河朔了。换言之,唐廷的离场,既是一个关涉其政治能力的问题,更关键的,则是一个关涉其政治理念的问题。

◆ 这背后,暗藏着的其实是一条现实的地缘政治考量逐渐压倒旧有意识形态桎梏的逻辑链。

◆ 杜牧所批评的,是那种默认河北自立、不愿再去尝试经营河北的心态,至于收复河北的前提,杜牧同样认为,甚至还特别强调,依旧是必须先处理好法令、人才、武备、财赋等内部问题。

◆ 政权的频繁迁变当然是导致边地政治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通过上文的分析我更想指出的是,无论对于哪个政权,如果它仅是将边地视为边缘,而无法对这个因历史等原因以致通行的常规原则无法实现其价值的地区投以更多的尊重和理解,那么,这个地区游移甚至脱离中央政权也许就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尽管在地理的疆界内,它可能仍是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但在身份的疆界内,它却对这个政权再无认同感了。

第一十八章 第一节 永王东行的图景

◆ 尽管永王确实在江陵网罗了一批荆楚士人,造就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军政集团,但托故离永王而去的重要人物实际上也不会只有李岘一人,另有一位此时离永王而去的官员也很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他并非原在江陵任职的官员,但他离开永王的意义却也不在李岘之下,这位官员就是高适。

◆ 如果我们承认正史的这种编撰模式,即当史料记载一位士人曾先后在玄、肃两个行在任职,但是对他们如何由玄宗行在到达肃宗行在的过程却语焉不详,那我们就应当注意了,因为这很可能表明,他们不是从蜀郡的玄宗处直接赶赴肃宗行在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的环节。而这一中间环节即便不是位于江陵的永王处,也很可能就是在江汉一带,比如说,第五琦的经历就是如此。

◆ 李希言的“大署其名”、“平牒抗威”看来也确有过分之处,以至于李璘会忍不住发出“汉仪隳紊,一至于斯”的愤慨。

◆ 给李希言等人捎去肃宗反对永王东巡信息的官员,很可能正是曾由永王处投奔肃宗,并为后者“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的高适。

◆ 在分析了季广琛加入与离开永王集团的可能心态后,我们现在要来谈谈究竟是什么诱因促使季广琛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最有可能的便是高适、韦陟这两位节度使在一方面试图游说淮西节度使来瑱率兵平定“永王之乱”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在积极寻求招谕永王将校的可能。

◆ 但是,对于那位曾对永王东行报以期许,哪怕只是些许希望的河南抗贼将领张巡来说,“永王之乱”对于他和他的军队又将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在“永王之乱”结束后,已退至睢阳的张巡仍旧在那里与叛军对抗了大半年。不过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肃宗几乎没有为张巡送去任何来自南方的支援。这并非南方没有可以支援的军队,至少季广琛的军队就是极重要的一支,但我们看到,肃宗没有这样做,他更愿意将季广琛的军队留在南方。此外,其时御史中丞宋若思似乎也曾受命欲率吴兵三千救援河南。[156]但这位帮助李白脱离牢狱之灾的官员在随后看来也没有立即赶赴河南[157],反倒是借李白之手向肃宗上达了欲都金陵的表章。[158]直到至德元载八月,肃宗才正式任命宰相张镐都统江淮诸军北上救援重围中的睢阳。但我们知道,当张镐一行到达睢阳时,睢阳城已陷三日矣。乾元元年五月,高适这位几乎全程经历“永王之乱”,也几乎全程见证睢阳之役的著名诗人[159],终于在成功履行了肃宗对他的任命后被召回长安。在其途径睢阳城的时候,他特意写下了一篇《祭张巡许远文》。我想,无论对于高适还是其他很多士人来说,“东巡”的记忆不会只蜕化为一段无足轻重的哀思,但它也许永远不会像人们纪念睢阳一样,令人心生下述这番壮士扼腕的感叹: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黄蒿连接,白骨填委。思壮志于冥寞,问遗形于荆[插图](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160]只是讽刺的是,就在高适写下祭文的半年前,长安城内却还在为张、许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这种吊诡的气氛也许注定了,尽管“永王之乱”已经平息,但更大的悲剧却还将在肃宗朝继续上演。

◆ 孙氏此语,充分表明了当时的将领对中央反复无常态度的困惑与不满,“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一语正是对刘展被逼反与李藏用被诬反两事最恰当的注解。

◆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孙待封所感受到的这种看似反复无常的态度,是唐廷缺乏是非判断或者缺乏施政主导原则的一种体现,恰恰相反,其背后所隐藏的主导理念其实既明确又实际。那就是依靠着地方将领平息叛乱、重振唐室的肃宗政府,其实并不信任甚至充满怀疑和猜忌地时刻提防着这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在必要的时候,唐廷甚至会不惜削弱本方的军事力量而对后者进行打压。

◆ 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李适即位,拉开了朝藩关系转向的帷幕。随着德宗即位之初政府财政实力的恢复,以及对西北、西南藩镇掌控措施的落实,以重新树立中央威信与权力为己任的德宗决定改变其父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政策。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德宗欲革代宗之弊,遂不许宝臣之子李惟岳袭位。八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死,德宗同样没有准允其子李纳的袭位要求。于是朝藩间的矛盾一触即发,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镇连兵反唐,拉开了唐朝中后叶规模最大的朝藩战争“四镇之乱”的序幕。

◆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德宗在建中二年六月对江东所进行的安排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军政调整,其背后有着德宗为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进行战略部署的意图。而这个意图之于江东地区就是希望这一地区为削藩战争中的唐廷提供充足的财税保障。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是要挑选一位财政专才坐镇江东,而韩滉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另一方面,必须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必要的行政军事支持,以免当地发生骚乱或战争,阻碍财赋的供给。至于提高江东的军事实力,是否有希望江东军队出境北上勤王的目的,或许有,但当时的德宗肯定没有想到,战局的发展有一天会将远在浙西的镇海军也深深拖入其中。

◆ 以上所论大致反映了韩滉治理江东的政绩。概括起来说就是两点,一是恢复发展当地农业等生产,二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与豪强势力。

◆ 所以说,乘借建中四年“德宗出幸,河、汴骚然”的时机,韩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培养了一支“称为精劲”[268]的润师,从而使原本军事实力不强的两浙一跃成为当时南方实力最强大的藩镇

◆ 总之,在泾师之变发生后,韩滉遣兵镇徐州、平淮西、安淮南,稳定了东方的局势。如此看来,说南方战场的首功是韩滉与镇海军所创的当不为过。而东方局势的稳定对唐廷最大的意义,便是保障了漕运的畅通。

第一十九章 第四节 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

◆ 从贞元二年底到三年(787)初的短短数月,韩滉完成了从雄藩到权相的转变,入朝后的他秉政当国、统筹出入、兼领藩维,可谓人臣之极莫过于此,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 德宗与韩滉之间的分歧,固然与德宗的猜忌、韩滉的刚愎自用等两者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德宗与韩滉的矛盾,更多的还是朝藩矛盾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新兴的使职体系代替旧有的省部职能这一制度变革的体现。但不可否认,在中央与藩镇、中央政务机构与新兴使职系统的竞争中,前者都落了下风,因此德宗不得不屡次向韩滉作出妥协,也就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 大将的离镇对中央的意义可谓是多方面的。除了可以加强中央对禁军的控制外,中央还可以依仗这些久历战阵的将领镇守边境、抵御戎事。贞元四年,德宗以王栖曜为鄜坊丹延等州节度使,其后镇守塞垣十四年。又以李长荣先后为河阳、泽潞两地节度使,亦长期出守要镇。而就浙西方面来说,大将的离镇削弱了当地军将层的势力,使得中央在任命新的浙西观察使时不用再受地方将校的掣肘,因此可谓一举多得。

◆ 纵观德宗在贞元初期对江东所进行的改革,主旨还是在于弱化当地藩镇的势力,加强中央对江东的控制。就这一目的而言,改革总体上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军政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现在研究中唐历史的学者,大都已经不会再说德宗的削藩战争是彻底的失败,以及德宗在贞元年间对藩镇实行的是全然的姑息政策,并且因此质疑德宗的执政能力了。的确,我们从德宗在韩滉死后对江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也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不可否认,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一些安排也有失妥当,如在藩帅选任、财权分配上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而这些都将为此后的李锜叛乱埋下伏笔。

◆ 韩滉的形象何以会在唐人笔下有如此大的出入?仔细分析一下上述文本我们发现,其实唐人笔下韩滉形象的出入并非无迹可寻,其中其实存在着一个渐变的过程。

◆ 导致唐人对韩滉舆论转变的原因,或许还应该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中来寻找更为恰当。具体来说,就是当宪宗上台后,采取了与德宗后期对待藩镇不同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强悍的南方藩帅们在宪宗的打压下一个接一个地垮台,南方藩镇的性格也因此发生彻底的改变,而相应的,舆论导向自然也就要发生变化。如此,可能才能解释为何在德宗时期备受敬崇的功臣韩滉,其形象在宪宗以后的历史记载中会显现出愈来愈浓重的被诋毁的意味。加之笔记小说的记载本就大抵出诸传闻,往往又要经文人润色加工而辗转相抄,韩滉由功臣一变而成为叛帅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史料中所体现出来的唐人对浙西藩帅态度的游移不仅体现在韩滉一人身上,陆扬先生在讨论韩滉的后任李锜叛乱的问题时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李锜的身上。并且认为这正是中晚唐时期士人价值观紊乱的征兆,而这种价值观的游移不定又恰恰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造成的。

◆ 如果没有韩滉及其所领江东十五州的支持,德宗便不可能在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争中化险为夷,而此后的贞元之兴更无从谈起。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上韩滉的真实形象投射到文本中时却被歪曲了。这并不是说文本的作者要有意歪曲韩滉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态度与韩滉时代已经不同了。正如陆扬先生所指出的:“和唐前期相比,唐后半期的社会更是一个各种社会力量聚会纷争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冲突而颇为混乱的时代。这并不表示这一阶段的社会在政治文化上不再具有共识和凝聚力,而是说这种共识因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变得游移不定。”

◆ 在标志帝国对藩政策由德宗的贞元模式向宪宗元和模式转向的政治举措中,元和二年(807)宪宗讨伐宗室李锜——这位韩滉后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战事,尽管不是唯一,但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政治事件。

◆ 对于江淮而言,李锜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标志着帝国的对藩政策即将发生大的转向,而且,它同样标志着一种旧有的藩镇内部构造即将成为过去时。

◆ 松井秀一先生曾将李锜叛乱结束到宣宗大中末年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视为江淮的一个“平静期”。[515]在此时期内,江淮的官僚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藩帅任期已缩减至平均只有二到三年的同时,中央高级文官出任江淮藩帅,或由后者升迁入中央的比例也大为增加。[516]通过实现对江淮廉帅、刺史等地方主要官员的有效掌握,从穆宗到宣宗时代,这一地区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李锜叛乱这样的事件,甚至颇为强悍的藩帅都很少见。[517]与此同时,这些朝命藩帅的从政心态也已由关注地方转向希冀获得中央的奖擢,因为这是他们保证自身财富累积与仕途官界荣达的根本途径[518],于是通过克扣军饷、停废兵额等手段来向中央进奉更多财赋的事例频频发生。

◆ 这些人物吊诡的命运本身就说明,在一个中枢斗争紧张的年代里,个人的选择是一件多么艰难而又难以预料的事情。

◆ 而这一紧张环境本身又是与更为紧张的安史叛乱交织在一起的。于是,不仅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人变得无所适从,甚至简单的“是”“非”判断都可能变得模棱两可。

◆ 想我们不应该只将目光停留在藩镇节帅或军将这些上层人物身上。事实上,如果就底层社会观之,帝国在江淮的控制力反倒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而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其实也正是唐代后半叶地方权力结构重组的一种表征。而预此之流的江淮自然也不能免俗。只是不同于河南的地方军人集团,在未来的江淮地方权力结构中扮演主角的却是兼具了农、吏、军、商等多重身份的土豪势力。也许正如谷川道雄先生所说的:“看一看唐代后半期民众的动向,就会发现那种与唐代贵族相区别的土豪层所领导的民众的地域集团已在历史上明显出现。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就是宋以后那种新社会的原型。”

第二十一章 代结语 藩镇时代的意义

◆ “安史之乱”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

◆ 换言之,唐代人自己就已经意识到,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实际上是来源于体制本身存在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就是在唐朝的边境地区存在着军事实力强大的节度使集团。

◆ 传统的史观认为,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于内地普设藩镇是削弱自身统治力、助长地方割据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藩镇中的政治实体与乱前的边境诸节度使军团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很明显看到,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这些边境大军团的实力,无论是来自叛军方面的东北节镇,还是阻击叛军的西北节镇,其实都已经大为削弱了。并且,通过于内地普设藩镇的方式,唐廷也已经对这些旧有势力进行了分割。当然,唐廷对边境大军团的削弱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唐廷本身的权威也遭受了重创。但至少在解决杜佑所说的“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的危机中,唐廷确实是前进了一步。而实际上,这种前进的势头在安史之乱结束后依旧没有停止。因此,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定义“安史之乱”的意义,不妨把它看作一个帝国解决“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问题的契机。而安史之乱本身,也正拉开了帝国解决大军团危机的序幕。

◆ 综上所述,帝国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危机就是由原边境藩镇带来的大军团危机,而化解这一危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构这些藩镇空间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过程。至于“安史之乱”的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这一危机最明显的体现,也提供给帝国一个化解这一危机的契机。到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参见图33)。[插图]

◆ 图33 元和十五年藩镇图

◆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主张放弃河北的,比如杜佑之孙杜牧在《战论》中就强调收复河北的必要性

◆ 像陈寅恪指出的那样,唐朝在八世纪后期和九世纪的统治之得以幸存,实质上只是因为它成功地维系了西北—东南的轴心。

◆ 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不待“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随着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转运食粮,随着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一个原先主要依靠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而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所谓“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12]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 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

◆ 如果我们以“关中本位政策”来定义前者的话,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为“中央本位政策”。

◆ 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因此,虽然藩镇时代的帝国就表面来看是带有分裂倾向的,但实质上,帝国区域间的联系与依赖却比过去来得更紧密了。

◆ 随着削藩战争的胜利,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是唐廷重构藩镇权力结构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15]但是,这些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因为真正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主导藩镇未来发展的,是当地的基层势力。

◆ 就总体而言,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仍是一个大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后,通过控制藩镇上层,帝国“中央集权”趋强的势头已在藩镇身上有所体现,但是另一方面,藩镇真正的主导权却已下移到那些新兴的地方基层势力手中。而如果我们承认“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这些在大军团危机结束前尚不能对帝国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基层平民力量的崛起,与之前那种君主贵族共治政体有所区别,并且也承认由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具有“变革”意味的话,那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将这一转变过程视为一种“重构”,一种阶层的重构。而在阶层重构的同时,阶层的流动性也在加强。因此在这里,我尤其要强调江淮土豪层崛起的意义,因为兼具农、商、军、吏等多重身份的江淮土豪层拥有更为牢固和厚实的基层基础。

◆ 由中唐开启的藩镇时代,它见证了帝国社会阶层转变的这一意义总是需要肯定的。虽然“藩镇”一名本有“诸侯”的含义,但就藩镇时代的唐廷与“诸侯”观之,君主与贵族共治的意味,正在向君主专制与地方平民社会崛起的方向发展。

◆ 并不是说因为藩镇体制的存在才导致了这一转变,其实这一转变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是这一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革”阶段还是在藩镇时代完成的。

◆ “唐宋变革”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的一个变革,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唐是中古之末,宋是近世之始;“唐宋变革期”就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变革所经历的过渡期或转型期,起点在8世纪的中唐,终点在10世纪的宋初。

◆ “自中唐至宋初乃是一整个的藩镇时代。在这二百余年的长时期中,可称道的固然不仅有藩镇一件事,然而他(它)总不失为最重要者,因为政治的变革,宫廷的风潮,民族的兴衰,文化的迁嬗,差不多都和他(它)有关系。若以藩镇为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是最恰当不过的。”

第二十二章 附录

◆ 源于《实录》的《旧唐书·代宗纪》就明确记载,李怀让死亡的时间根本不是九月三日,而是六月二十二日(甲午)左右,也就是李怀让“入省”后的十数天。至于李怀让死亡的原因,旧纪也一并给出了记录:“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自杀,为程元振所构。”

◆ 就是李怀让的“自杀”必然会对帝国的上层造成负面影响,以至于代宗不得不通过伪造墓志的方式来对李怀让的死亡真相进行掩饰,并且极力渲染其对这位勋臣的“君臣之义”。

◆ 据传世文献记载,代宗初年为程元振“忌疾”的“诸将有大功者”至少有以下几位,除了在吐蕃入寇之际不愿入关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与光弼并称的佐命大臣郭子仪,身为元勋的宰臣裴冕,可能为元振构陷而“自杀”的李怀让,还有一位则是在广德元年初入朝谢罪而为程元振等所陷、最后为代宗赐死的平叛名将——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

◆ 而我也怀疑,之所以选择将李怀让下葬的时间放在十月四日,很可能就是想要故意利用吐蕃焚毁建陵一事。既凸显了怀让“勋臣”的地位,也是为其不明不白的死亡,以及根本不可能陪葬建陵的事实寻找一块天然的掩饰牌。而将一场根本不可能举行的葬礼,与规模隆重的两汉大臣孔光、邓宏(弘)的葬礼相提并论[25],其中掩人耳目的用意也是不难体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