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刘统 135个笔记
第1章 飞返太行
◆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当时全国7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4个分区。所辖地域西起同蒲铁 路，与晋绥根据地相邻；东至津浦铁路，与山东根据地相接；北至正太路、石德路，与晋察冀根据地相依；南至黄河。到抗战胜利时，这4个分区基本上已连成一片，控制了80多个县城，拥有2400万人口，军队近30万人，民兵40万人左右。这个战略区处于与其他根据地四面呼应的中间地带，又是华北的大门，正堵住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之路。用刘伯承的话说，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
◆ 正是看到晋冀鲁豫地区的重要性，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为中央局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八同志为中央局常务委员，并指定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
◆ 在中央局领导下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第一滕代远、第二王宏坤，副政委第一薄一波、第二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副主任王新亭。
◆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1892年生。早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投身国民革命，以骁勇善战成为川军名将。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时在丰都县受伤，右眼致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苏军作战理论，并注重联系中国的实际。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央协助周恩来培训红军干部，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参谋长，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因反对洋顾问李德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刘伯承又恢复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中革军委取得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的胜利。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他和朱德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到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时，他与邓小平开始合作，指挥部队连续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敌军对129师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他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与敌军周旋，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冀南平原上逐渐开辟了一块块抗日根据地。他注重总结经验，讲究战术，成为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优秀指挥员。1943年，他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一住就是两年。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16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相识，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6年到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曾在冯玉祥部队中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清党”，邓小平也被迫离开冯军，到汉口任中央机关秘书，参加了“八七”会议。随后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他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先后组织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7军和红8军以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损失惨重，邓小平等决定离开广西，与中央苏区红军会合。他与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转往江西。途中转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8月他被派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因为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的军事冒险，得罪了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1933年，他与毛泽覃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监禁。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第一次蒙受错误打击，险些遇害。当时毛泽东也遭到排斥和打击，邓小平的遭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通过了解和考察，他逐渐熟悉了邓小平，认为这个小个子年轻人将来是可以重用的。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的历史问题时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中三个人已死，希望邓要为党争气。(3)邓小平确实不负毛的期望，1938年1月，他接替生病的张浩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合作，在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结合根据地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总结经验，制订方针政策，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在彭德怀、刘伯承等赴延安学习期间，他一直奉命坐镇太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并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在“七大”上，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在抗战胜利的转折时期，他又受命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 历史出现了一个偶然的巧合。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却用飞机将共产党的一批重要将领送回根据地，使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据了主动
第2章 针锋相对战上党
◆ 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晋冀鲁豫军民在刘邓指挥下，以高昂的士气和英勇的战斗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这一战的胜利，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将近一半，使阎锡山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解放区。我军则大大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加速了我军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向解放战争时期的正规战的转变。
第3章 平汉战役军政双胜
◆ 秦基伟，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进入鄂豫皖苏区后，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1935年长征时，他已经晋升为团长。在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作战中，他与马家军浴血苦战，因寡不敌众，失败被俘。国共合作期间，他历尽艰辛，辗转返回延安，表现出革命者的坚定气节。抗战期间，他成为刘邓部下，任129师游击支队司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战斗。在抗战胜利大反攻开始后，秦基伟率领所属的三个团如同猛虎下山，连克赞皇、临城、内丘、高邑四县，围歼了盘踞县城的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大反攻也是大发展，部队士气高涨，群众参军踊跃。9月20日，秦基伟率部南下，与冀南4分区部队会合攻打邢台。
◆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如今又是平汉铁路的重镇。夺取邯郸就能切断平汉路，关闭国民党军北上的大门。邯 郸古城面积不大，东西约1华里，南北约3华里，城内东北角的丛台是制高点。
◆ 从8月大反攻到10月19日平汉战役开始前，冀南和太行1分区部队连战皆捷，攻占了平汉线上北至高邑，南至磁县的十几座县城，解放了邢台、邯郸两座中等城市。切断了华北与中原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冀鲁豫和冀南解放区联为一片。虽然刘邓正率主力进行上党战役，王宏坤、秦基伟指挥的冀南、太行1分区部队只是偏师，但他们抓住时机，大胆出击，发扬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打得所向披靡，扬眉吐气。为晋冀鲁豫主力进行平汉战役，完成中央军委阻敌北上的战略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
◆ 刘伯承心里明白，这是阻止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如果让敌军通过，局势将对我极其不利。他后来对编写战史的同志说：“掌舵不在平水时，在平水中掌舵偏差左十度右十度关系不大，主要在滩头。掌不好就会碰起。”“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掩护林彪在东北展开就位，敌人一路从同蒲路北上，一路从平汉路北上，如果敌人进到石家庄就门户洞开。那时我们除了不顾一切的打又有什么办法呢？”
◆ 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冯玉祥部下当兵，逐步升至师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失败，高树勋不愿投靠蒋介石，避居天津，与爱国将领吉鸿昌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后，他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军长，同盟军失败后，转至宋哲元部下。当日军侵略华北时，他坚持抗战，率部转入河南。当石友三等将领策划投降日军当汉奸时，他立场坚定，诱杀石友三。高树勋坚持五年敌后抗战，1942年带部队撤到大后方，不但没有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反而被架空，夺去了军权。这使高树勋认清了蒋介石的 真面目，开始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在高树勋的总部，有位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王是河南内乡人，1944年在宝丰组织抗日游击队时遭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围剿”。王被押送后方途中经过高树勋驻地，高在审问中感觉此人有学问，可能是共产党，设法将王保释出来，留在总部当参议。1945年8月，抗战即将胜利，高树勋感觉自己这支非嫡系部队早晚会被蒋介石搞掉，急需寻找出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委托王定南秘密前往太行解放区，找彭德怀联系。
◆ 但是打了两天，除一纵有所进展外，其他部队都进展不大，而且伤亡不小。主要原因是敌军依靠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利用村庄周围的树木做成鹿砦，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我军难以突破。在防御上，敌军是比较有经验的。一般进村后两小时，就能完成鹿砦障碍和前沿工事的构筑，并利用村庄的高大房屋构成明堡、暗堡，组织有层次的火力网。为防止我军夜袭，在村庄边上点燃草堆，一夜通明。
◆ 就在双方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候，新8军方面出现“新的有利情况”。高树勋准备战场起义。
◆ 虽然这些部队有很大的新兵与俘虏成分，并缺乏训练，但由于他们经过反攻以来的胜利战斗，特别是上党战役声势和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坚决，政治情绪极高，将士用命；加上后方广大群众热烈支援前线，并有后方指挥部所组织之十万余民兵群众的直接参战与担任后勤，遂造成我军战力上的绝对优势。
◆ 蒋介石则是挨了当头一棒，他一贯认为我军是一群“游而不击”的“土八路”，没想到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国民党当局研究对策时，军统特务头目戴笠认为上党和平汉作战都是“送礼的打法”。众将领也认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的部署尚未完成，嫡系主力还没有到达 指定战场，仓促与共军决战是不明智的。行政院长张群建议：把接收的重点放在东北。以东北为基地再来争夺华北，更为有利。蒋介石采纳了这些建议，暂时停止了对华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第4章 “和平民主新阶段”
◆ 主要精神是：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各解放区在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同时，要抓紧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指示》强调：“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 现在看来，当年“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天真的，甚至有点一厢情愿。如果处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这些思想是反映了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也是中共中央真实的愿望。久经战乱的中国，太渴望和平了。政协会议后，中国大地上还真吹来一阵和平的春风。
◆ 后来的谈判变成了扯皮，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无理狡辩，背地里调兵遣将，准备内战。我方也撤回了军事主官，换了一批政工干部和地方干部对付他们。(17)
第5章 黄河归故斗争
◆ 从1946年1月到1947年6月与国民党方面围绕黄河回归故道展开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黄河下游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挫败国民党政治阴谋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第一战区长官部责成驻在郑州附近的新8师炸堤。师长蒋在珍派一个工兵营于6月9日在花园口南岸黄河大堤实施爆破，炸开缺口。开始因水位不高，流量有限。几天后上游洪水滔滔而下，将缺口 冲开数百米。汹涌的河水一股沿涡河经通许、太康至安徽亳县，由怀远入淮河；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开封、尉氏、西华、淮阳、周口入颍河，由正阳关夺淮入洪泽湖，再经运河、新中山河入黄海。改道后的黄河流经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大片平原都成为黄泛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淹没耕地84万公顷，死亡89万余人，造成难民390万人。至于财产损失、土壤沙化、水利破坏的后果更是无法统计。国民党“以水代兵”的决策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一些暂时的效果，但对广大民众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1)
◆ 布告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的响亮口号，并说：“我们冀鲁豫的同胞不是孤立的，太行、太岳、冀南区的同胞，出钱出人来大力支援我们，我们反对蒋、黄的进攻是一定能胜利的！”
◆ 黄河归故斗争，不仅维护了下游解放区人民的利益，而且在谈判和复堤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掌握了水利知识和治黄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回到人民怀抱。根据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当年参与归故斗争的干部，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治理黄河的干部和专家，继续着他们当年的事业。
第6章 坚持中原
◆ 1939年初，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带领160多人，仅有90条枪，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到达湖北应山（今广水）北部与河南交界的四望山。在那里组织当地和钟祥的游击队，编成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组建新四军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以挺进纵队为基础，合编了应城刘少卿、洪山张文津等游击队，以大悟山为中心，向长江沿岸的汉阳、黄梅等地发展，开辟小块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5师一部分渡江，在鄂南10县建立游击区。在对日军的反“扫荡”和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作战中，5师克服了远离中央和抗日根据地的种种困难，孤军奋战，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建立起一块块根据地。1943年，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代表身份来到5师任政治委员。他重视党组织和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使5师的工作有新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5师已经发展到5万多人，控制了豫南信阳、罗山、光山、正阳等十几个县和桐柏山、大别山区，建立起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巩固的根据地。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人都是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的老干部。李先念，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入党。到鄂豫皖苏区后在红四方面军中逐渐成长起来，长征前升至红30军政委。在长征中，他于1935年6月率部攻占懋功，迎接中央红军会师。8月包座之战，红30军作为主力，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进，打通国际道路。30军是西路军的核心力量，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在青海“马家军”围攻下，西路军失败。李先念率领部分干部战士顽强西进，翻越雪山，走过沙漠，终于到达新疆，为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1937年底回到延安学习。他敢于承担艰苦任务，不计个人得失，曾受到毛泽东的赞扬。郑位三也是湖北黄安人。知识分子出身，1925年入党。他是1927年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到鄂豫皖苏区从事根据地建设，先后任内务部长、财经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主席。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他仍在苏区坚持斗争。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任军政治部主任。红25军到陕北时，他在陕南开辟鄂豫陕苏区。担任特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又回到鄂豫皖老区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到张云逸部，任新四军2师政委。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他和李先念都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在鄂豫皖地区威信很高，人称“位老”。他与李先念合作开辟中原解放区，在政治路线上起着决策作用。
◆ 三支部队会合后，郑李考虑四望山地区范围狭窄，地瘠民穷，几万军队的给养相当困难，不易持久。所以想借此机会向西打出去，往鄂西北发展。而中央的考虑是让他们立足中原，牵制国民党军力量，对北方解放区起战略配合作用。
◆ 李先念回忆：“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候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14)但是中原部队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坚持。因为国共双方的和谈取得了进展，即将签署停战协定。
第7章 中原突围
◆ 有意思的是，中原局机关转移后，我方还在宣化店唱了一出“空城计”。鄂东独2旅政委张体学率领警卫排和两个连于25日奉命赶到宣化店接防，掩护中原局机关行动。在中原局机关附近，住着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其中有美方代表怀德中校，国民党代表何柱坚上校、陈谦中校和我方代表任士舜。28日怀德来到军区机关，要求会见李先念。张体学通过任士舜说：李司令员身体不适，改日再见。怀德见我军战士照常站岗，一切正常，就回去了。谁知我军2万多人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已经走了。29日下午，估计大部队已经通过平汉路，张体学在宣化店设宴招待第32小组全体成员，宣布李先念将军已率中原部队突围。美蒋代表目瞪口呆。宴会后，张体学将第32小组成员送上去汉口的汽车，礼送出境，然后率领掩护部队迅速转移。(18)
◆ 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是皮定均和他的1旅。皮定均，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多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到陕北后任团长。抗战期间在129师任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5、第7 分区司令员。1944年8月他任豫西支队司令员，南下开辟豫西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他的部队改编为中原军区一纵1旅。这支号称“皮旅”的部队以作风顽强著称，在国民党军围困中原军区时，皮旅一直在白雀园的一线阵地担任防御。
◆ 接受掩护中原局和主力突围的任务后，1旅的干部们研究行动方案。掩护就意味着他们要孤军奋战，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存自己，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突出去，确实没有什么把握。许多担任掩护的部队就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对于坚守白雀园阵地，大家没有异议。三天之后向何处去，倒是很难下决心。向西追赶主力，必然会把敌人引来；向南是长江，几千人过江谈何容易。徐子荣政委考虑再三，说：“我想这样，等主力过了铁路，我们是否可以先虚晃一枪，伪装跟在主力后面走，它一天或半天，就很快隐蔽起来，闪过敌人的锋芒，然后出其不意地来个回马枪，向东前进。这样使敌人对我们捉摸不定，等它摸清我们的动向，我们至少已走出好几百里了。(20)政委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皮定均在日记中自勉道：“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你个人不要表现悲观、没有主张和无能，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智谋和胆识。”“不悲观，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解决的。”
第8章 铁流千里
◆ 以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对西进的李先念、王树声两支主力部队进行“围剿”，使其陷入艰难境地。而担任掩护的一纵1旅皮定均部则大步东进，创造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
◆ 越过津浦路后，皮定均赶紧收拢部队，继续东进。上午到达三界的一座小山脚下，只见山顶上有人喊：“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淮南大队。”皮定均不知道这是什么番号，派人上 去联络，才知道他们是淮南军区嘉山支队的同志。皮旅将士们欢呼着冲上山去，与战友紧紧拥抱。欢呼：“到家了！”“到家了！”淮南同志看到的这支中原部队，衣不蔽体，瘦骨嶙峋。头发又长又乱，长裤烂成了短裤。多数人没有鞋，用布包着溃烂的双脚。就是这些干部战士，24天来跋山涉水，跨越平原和铁路，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历大小27次战斗，行程1500里。除掉队、失散和伤亡外，保存了约5000人的骨干力量，胜利地到达华中的苏皖解放区。
◆ 皮旅中原突围，是中原军区各部队中最成功的范例。他们最后离开中原解放区，走的是原来估计最困难的路线，却最先回到了华中解放区，部队保存得最完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1旅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在生死考验关头，他们不分散、不惊慌，全体干部战士攥成一个拳头，坚决向东突围。在行军过程中，他们不停顿、不犹豫，避实就虚，从敌人合围的间隙中机动灵活地钻出去。全体干部战士发扬了不怕疲劳、英勇顽强的作风，连身体衰弱的女同志都跟上了部队。皮旅中原突围，成为解放战争史光辉的一页，被人们长期传颂。
◆ 7月23日行军途中，国民党飞机扔下传单，说军调部第32小组（即宣化店小组）已来此调处停战，要李先念派代表来龙驹寨或西安联系。李先念也想借谈判求得喘息时间
◆ 经李先念方面批准，7日，王震派中原军区干部团团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楚雄（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烈士之子）三人携带军调部证件，打着军调部第9小组的旗子，由一名陕西籍战士作向导，从镇安出发前往西安。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遭胡宗南部第90师181团无理扣留，竟于10日将张文津等4人秘密杀害。
◆ 从1944年11月9日359旅南下，到1946年9月27日返回，历时两年，转战八省，行程22000里，作战160余次。出发的时候是4000多人，回来的只有半数。但是排以上干部仍有480人，骨干力量保存下来了。(11)
第9章 艰难岁月
◆ 鄂西北军区建立的时候，拥有10个团的建制部队，1万多人，应该是有战斗力的。但是经过中原突围进入武当山区后，他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当地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生存相当困难；二是部队经长时间行军，得不到休整，许多人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军区主要负责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整顿部队，争取在武当山站住脚，而是采取避战方针，结果是更为被动。
◆ 留在陕南坚持的游击队，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家乡的房子都被毁掉，敌军不断进行“清剿”，乡里国民党保甲也疯狂报复。巩德芳等无处立足，只得在深山老林中隐蔽露宿。艰苦的生活使巩德芳身体很快垮下来，3月23日，这位英雄的游击队长不幸因病逝世，年仅38岁。临死前，他还坚信“商洛一定会红起来”。敌人找到了巩德芳的墓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商县城门示众。为了斩草除根，敌人残暴地杀害了巩德芳一家6口，只有8岁的女儿藏在竹筐下幸免于难。掩护过李先念的张孝仓老人，也被敌人杀害。连他1岁的小孙子也被敌人踩死。解放后，当地人民深切怀念巩德芳，把牺牲的烈士们埋葬在金凤山商洛地区烈士陵园。汪锋撰文赞扬巩德芳：“在中原不断突围进陕南的紧要关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接应中原部队，以自己的人和地利为突围部队找粮吃、找衣穿、看护伤员，使其得到养息，无私地把部队交给中原军区合编。正规军、游击队团结战斗，共同创造了根据地。他还亲自安排掩护中原局领导同志，使他们身居虎口而无危险，并最终胜利返回延安。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南游击队的杰出代表。为了革命他全家六口均被杀害，可称是满门忠烈。”(16)
◆ 这三支部队一直坚持到1947年8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才与野战军主力会师。
◆ 陈毅热情、直爽、豪迈的讲话，极大鼓舞了12纵同志的情绪和斗志，也是对中原突围的公道、合理的评价。12纵在刘邓指挥下，与野战军其他纵队密切配合，杀回大别山老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第10章 两路出击
◆ 陈赓，湖南湘乡人，早年参加湘军，1922年入党。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曾在战斗中救过蒋介石的命。1926年去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回国，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转到上海中央主管特科工作，负责保卫中央机关、惩治叛徒、搜集情报，作出重要贡献。1931年转到鄂豫皖苏区任师长，负伤后又到上海就医，不幸因叛徒出卖于1933年初被捕。蒋介石曾亲自劝降，陈赓坚贞不屈，后经宋庆龄和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回到中央苏区。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1师师长。抗战爆发后，他来到刘邓的129师任386旅旅长，参加了多次战斗和反“扫荡”作战。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赓的传奇经历和身经百战的经验，使他成为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刘邓主力转至冀鲁豫平原地区后，他与政委谢富治搭档，在晋西南独当一面。
第11章 鏖战鲁西南
◆ 军和整11师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与新1军、新6军和整74师号称“五大主力”。5军军长邱清泉，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等战斗。5军是在原陆军装甲兵团基础上组建的，第一任军长杜聿明。邱清泉作为属下的新编 第22师师长，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和远征缅甸的作战。抗战胜利后，邱清泉升任5军军长，奉命从南京北上进攻我苏中、淮北解放区。5军凭借美式装备，气焰嚣张，我淮南、淮北地方部队缺少主力，被迫向山东撤退。邱清泉傲慢地说：共军是“逢五（5军）不战”，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
◆ 整11师原为国民党第18军，是陈诚的老部队。师长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四期。参加过“围剿”江西苏区的作战，抗战期间参加过武汉保卫战和湘西会战。抗战后期，胡琏升任18军军长，全军配备美式装备，归王耀武指挥。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整军，18军改为整编11师，辖11、18、118三个旅。与邱清泉不同的是，邱善于组织炮火和坦克的攻击作战，而胡琏作风比较稳重，擅长防御作战。
◆ 巨野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王牌部队的第一次交手。双方打得相持不下，对国民党军来说是个极大的震动。战后胡琏召集整11师军官开会检讨：两支美械装备、以五大主力著称的王牌部队，一个攻不下龙固集，一个守不住张凤集。为何打得如此蹩脚？杨伯涛认为主要是“战术上墨守成规，不适应解放军擅长的新战法。我们这两支部队和日本鬼子打了八年的仗，养成了一整套对付日本鬼子的战略战术。日本鬼子恃其武装优越于我，战场行动一般是慢腾腾的，我们可以从容对付。他们不采取夜间攻击，我们可以安心睡大觉或加强工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炮击，什么时候开始冲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炮击，什么时候开始冲锋，我们心中有数可以事先准备。他们更不会打埋伏或突然袭击，我们勿须小心翼翼，谨慎行动。以上这些规律，我们都习惯了。但是我们转过面来，一秉旧章地对付解放军，就不能不大触霉头，被动挨揍了。”其次，“对解放军 战力估计过低，妄自尊大，失于轻躁”，也是原因之一。国民党军认识到这些问题，在部队编制、装备和战术上都作了调整。(14)
◆ 从9月刘邓大军南下陇海线到11月底鄄城战役结束，我军连打四仗，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条件下，取得歼灭敌军5万余人（包括豫北配合作战）的战绩。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菏泽、定陶等17座县城，但战略的主动权却一直掌握在我军手中。11月20日，刘伯承对记者发表谈话，精辟阐述了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那些城镇，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这种战法为牛抵角战术、挨打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此次鄄城战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18)
第12章 歼灭“天下第一旅”
◆ 也有头脑清醒的国民党将领，认为他们的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整编后的体制不符合战争需要。原来国民党军部队都是三三制，整编后一个旅只剩下两个团的编制。真正打起仗来，三点才能形成支撑和互相援助的态势。所谓“鼎足之势，固若金汤”就是这个道理。我军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包围敌军两个团，还有部队可以阻击打援。敌军只有两个团，没有预备队，只有挨打不能相互支援。这些教训积累多了，迫使蒋介石又将整编师恢复为军，编制改为三三制，这是后话。
第13章 乌云笼罩的日子
◆ 内战开始后，国民党正规军占领了陇海路沿线、鲁西南和豫北的一些城镇。组织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保安队占领村庄，对解放区展开军事“清剿”，恢复保甲政权。所谓“还乡团”是国民党当局组织国统区的逃亡地主、伪军、原各县党政人员、商人，成立同乡会，以还乡的名义回到我解放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他们有的以回家悔过的面目，骗取我方宽恕。冒充积极分子混入农会，制造过火行为，在党和群众间制造矛盾。战争开始后，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自卫团、保安队，利用亲戚和社会关系，拉起武装，瓦解民兵，举行暴动。国民党军进攻时，他们提供情报，作向导，随国民党军跟进。解放区沦陷后，他们建立起保甲组织，搜寻我方寄存的粮食、物资，残酷杀害我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诱降、瓦解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军所过之处，一时乌云翻滚，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
◆ 在我们自己方面，自卫战争开始时，因我初由和平转入爱国自卫战争，干部中和平享乐思想严重，各处均发生了取消游击战争、编并游击队的现象。在斗争具体准备工作上做得很差，坐等主力打天下的观念很严重。敌人既来，即纷纷后退，脱离群众，擅离职守，形成农村秩序严重混乱，物资损失亦重。群众悲观失望，唉声叹气；民兵消极动摇，普遍发生携械投敌事件。”(2)
◆ 这种大搬家式的撤退，当时称为“大拉”。
第14章 翻过山顶
◆ 1946年6—11月，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期。国民党军依靠武器装备和人数的绝对优势，侵占了解放区大片土地。这是解放区最艰难的时刻，当时李先念部中原突围刚刚脱险，晋察冀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承德失守，东北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加上山东菏泽、两淮、苏中等地相继失守，我方丢失了105座中小城市。蒋介石洋洋得意，召开象征独裁统治的“国民大会”，逼迫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南京。在常人看来，共产党处于明显的劣势，似乎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消灭了。但是毛泽东表现了卓越的远见，从不利中看到了有利因素。国民党军虽然攻城略地，但战线越来越长，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我军不争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四个月中已经歼灭国民党军32个旅。如果我军能保持这样的歼敌速度，过不了多久，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方转化。10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号召全党坚定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总结了自7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歼敌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危机，提出了军队今后的作战任务。《三个月总结》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 自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大踏步机动作战，连续实施了滑县、巨金鱼和豫皖边战役，收复县城25座，主动放弃24座，共歼灭敌军八个旅和地方杂牌武装44000余人。既粉碎了敌军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又拖住了王敬久集团，有力配合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在国民党军密集平推，稳扎稳打的时候，我军没有与敌军硬顶，而是集中主力，敌进我进，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虽然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和装备有限，还不具备大规模歼敌的条件，因协同不好蒙受了一些损失，但刘邓敢于指挥部队向敌人纵深实施远距离突击，以其机动灵活的作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民党统帅部感到兵力有限，对解放区实施全面进攻力不从心，从而改变策略，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形势相对稳定，对刘邓来说，他们已经翻过了“山顶”，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了。
第15章 从“高树勋运动”到“王克勤运动”
◆ 晋冀鲁豫军区对“民主建国军”是非常关照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凡起义部队均保留原编制，我党只派部分政工干部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在生活待遇上尽量优厚，甚至超出主力部队的标准。这样做与蒋介石排斥非嫡系部队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使起义部队感到我军一视同仁。当时华东对苏北起义的郝鹏举部，东北对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都是这样，确实使起义官兵深受感动
◆ 搅得人心惶惶，主其事者不能自拔，于是发生了‘6·14’事件。”1947年6月14日早晨，高树勋所在的长治王村突然响起枪声。邢、张遵照军区领导的指示，率领一个团的士兵冲进王村，迅速将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团以上主官解除武装，予以扣押。次日，高树勋一家被送往军区所在地冶陶，名为保护，实为软禁。副司令范龙章以下军官则被送往潞城神泉村，以“训练班”的名义进行审查。荒唐的是，为我党策动邯郸起义的王定南同志，也被带上“参与高树勋暴动”的罪名，五花大绑关押起来。在神泉训练班被吊打、背铐56天，酷刑逼供。王定南坚持原则，既不承认“叛变”，也没有乱咬其他人。因为没有证据，只好将王释放。王定南反复找组织上诉，又被指责为“反党”，关进监狱，直至1953年才释放。(4)
◆ 肃反的结果是，对大多数民主建国军军官的指控缺乏证据，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再也不提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被撤消，所属士兵于1947年9月在安阳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高树勋本人经此打击，变得谨小慎微。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比1949年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低。1953年4月，毛泽东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帮了我们的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这是对高树勋历史功绩的肯定。1965年高树勋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总算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死而无怨了。可是起义后据说有人说我想叛逃，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误会那就是无中生有。”
◆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对三支起义部队的改造，无一成功，引出一个教训：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起义部队官兵很难保持坚定的立场，动摇反复都是难免的。另外，保留旧军队的建制，以提供优待的办法感化旧军队官兵，不是一个好办法，往往事与愿违。人家吃饱喝足，一看风向不对，拉起队伍就跑。所以，要想把国民党军官兵改造成为革命军队的战士，关键要使他们从思想上转变立场，真心实意地为革命事业去战斗，去流血牺牲。晋冀鲁豫野战军创造的“王克勤运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 徐庄保卫战整整打了一昼夜，国民党军向村里打了2500发炮弹，全村30多间房子被夷为平地。有的同志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好几次。王克勤的机枪班在一线阵地坚守，竟然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个新战士逃跑。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被评为模范班。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抓住王克勤这个典型，在野战军中开展了“王克勤运动”。(10)
第16章 横扫晋南
◆ 吕梁地区是指晋西南以隰县为中心的大宁、汾西、蒲县、永和、孝义等地区。吕梁山横贯其间，是一片黄土高原。东边越过汾河与同蒲铁路是太岳解放区，西边越过黄河是陕 甘宁解放区。1937年八路军曾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乘机占领这个地区。
◆ 吕梁战役结束后，陈赓、王震前往离石高家沟，参加彭德怀主持的高干会议。受毛泽东委托，彭德怀、习仲勋与晋绥军区贺龙、李井泉、张宗逊等开会，共同商讨保卫延安的问题。
◆ 晋南攻势作战，我军解放和收复22座县城，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等重要渡口，歼灭敌军正规部队、杂牌军约14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改善了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国民党军则被压缩在运城、临汾、安邑几个孤立据点内，切断了胡宗南与阎锡山的联系。晋南局面的变化，不仅有力地支援了陕北，而且使太岳、晋绥解放区冲开了封闭状态，为日后南下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第17章 豫北攻势
◆ 蒋介石对解放区半年多的全面进攻，虽然占领了300多座城市，却损失了66个旅。这样的战绩实在不能令他满意，原来以为可以绝对优势将我军一口吃掉，不料我军表现得如此顽强，居然可以将现代化装备的国军整师整旅地消灭。2月的山东莱芜战役，我军一举歼敌5万人。蒋介石气愤之极，在2月26日南京举行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开口就是一通臭骂：“我今天可以老实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我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你们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中往往表现出来，这就证明你们矜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如果不能革除，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 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地，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老实告诉你们，对于前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1)
◆ 孙殿英是集土匪、军阀、汉奸于一身的人物，早年就以盗掘清东陵臭名昭著。抗战时期当汉奸，盘踞豫北的新乡地区，犯下许多罪行。
第18章 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 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后，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56000余人。其中俘虏43000余人。缴获坦克2辆、野炮12门、山炮52门、迫击炮等各种小炮700多门、机枪1483挺、长短枪13619支、汽车56辆和大批弹药物资。收复了黄河南岸的鲁西南解放区，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有力配合了陕北、山东我军的作战。鲁西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仗打得相当漂亮。战役结束后，刘伯承的心情相当激动，挥笔写下《记羊山集战斗》诗一首：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 蒋介石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鲁西南作战失败，王敬久应当负首要责任。他对战局的判断失误和犹豫不决，导致三个师的覆灭。王仲廉是援军，虽然畏缩不前，未能解羊山集之围，但也不致承担全部责任。不管怎样，蒋介石一发火，王仲廉和32师师长唐永良是倒了霉，被撤职查办，送上南京的军事法庭。王仲廉被判8年徒刑，经汤恩伯营救被保出来。唐永良险些被枪毙，多亏老上司孙连仲说情营救，军事法庭也睁只眼闭只眼，将唐取保释放了。蒋介石想杀鸡给猴看，下面一齐糊弄他，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愤慨地说：“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里找不出一个来！而匪军之所以可怕，即在于他们的干部大多都有自动的精神和能力，能够自动的发挥力量，达成任务。……他们独立作战，自力求生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国军之所不及。”(22)
第19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 要大兵团远离根据地，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这样的战略方针只有毛泽东才想得出来，当时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富于浪漫色彩。
◆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2)
◆ 在部署上，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三纵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一纵和中原独立旅（张才千部）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直插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直属队和二纵、六纵为中路，沿虞城、亳县、界首经息县渡过淮河，直插大别山腹地。十一纵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北返的假象。豫皖苏部队和华野西进兵团各纵队在鲁西南运动，牵制敌军，掩护大军南下。刘伯承一口气讲完了自己的决心与部署，邓小平 表示完全同意。
◆ 为了保证长途行军的隐蔽性，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进军大别山的计划只有少数纵队首长知道，对下级暂时保密，只是布置每天向南行军的任务。行军期间，部队不断变换番号，对老百姓自称地方部队。电台一律停止使用，保持静默。鲁西南国民党军用20多部电台监听我军动向，几天之内竟然毫无动静，仿佛十几万人的大军突然消失了。
◆ 月28日，当我军后卫部队全部渡河后，罗广文、张淦两部追赶到淮河北岸。也许是天意，淮河突然涨水，无法架桥。国民党军又找不到船只，只好眼睁睁看着我军南去大别山。这样的巧合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吴绍周叹息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但是，如果没有刘伯承的胆略和细心侦察，恐怕偶然因素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 经过二十昼夜的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终于胜利到达大别山，完成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第一个壮举。多年之后，邓小平回忆跃进大别山的行军，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
第20章 在大别山站住脚
◆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后，分三路进入光山、罗山和潢川境内。这里的风景与淮河以北相比，真是不一样。杨国宇描述说：“这里有山有水，山上林木葱郁，鸟雀翻飞，溪流潺潺，其清澈底，游鱼时上时下，白鹤高空翱翔，莲花随风飘扬，田里稻谷累累，留出几条窄窄的小路。这样新的境地，已经大有江南风味了。”陈再道、范朝利、刘华清这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的老战士，二十年前离开鄂豫皖苏区，今天回到大别山就是回家，心情更 是激动。许多北方同志看到青山、稻田和水牛，都感到新鲜。说太行山石头多树少，还是大别山好。然而陈再道回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同志的兴奋热情渐渐消失了”，等待他们的是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1)
◆ 蒋介石为了抹掉人民的记忆，连苏区的地名也改了，用当时扫荡苏区的国民党将领刘峙、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新店集（今河南新县）改名经扶（刘峙的字），金寨改名立煌。
◆ 到达大别山区，我军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刘邓部署一纵攻罗山、二纵攻商城、三纵攻立煌、六纵攻光山，军直准备进至经扶地区。刘邓清醒地考虑了大别山的实际情况，今后部队主要在山区行军作战，条件要艰苦得多。千里跃进的疲劳尚未恢复，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为了保证部队的灵活机动，必须最大限度地轻装和精简机关。9月19日刘邓下达指示：“（1）纵直、旅直大量缩减，团直酌情缩减。（2）每纵只带一个山炮连，每旅只带两门山炮，其余暂时分散埋藏安全地方，准备有可能对组织一两个炮兵团送回老解放区训练。（3）每纵编一辎重营，完全用驮载，准备运棉衣。（4）各级减少马匹至最少限度，多余马匹暂放在山上放青，不吃粮食，准备送骑兵团或送回老解放区。凡不好的马一律杀作肉食。（5）所有裁减人员一律到战斗部队。如尚有多余干部交工委领导，进行土地改革。”各纵队稍事修整，进一步轻装。找地方建后方医院，安插伤员。几天后部队开始分头行动，炮兵历尽辛苦拉到大别山的大炮，此时只好忍痛掩埋。大车在渡淮河时全部留在了北岸，原来拉大车和重炮的牲口被集中起来，隐蔽到有草有水的山沟里，由炮兵看管。一纵炮兵团的干部战士带着牲口隐蔽在经扶境内一个叫黑石崖的地方，牲口把沟底的草吃光了，又往山上爬着去吃，结果摔死了。战士们沾着盐吃马肉，过着艰苦的生活。后来逐渐熟悉当地情况，与党组织接上头，炮兵团改为经扶游击大队，开始新的战斗。
◆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城镇，土顽均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
◆ 这几次战斗的胜利，果然镇住了敌人。国民党军主力停留在大别山以北，因大别山山高路窄，机动受到限制。敌军怕进山遭到我军伏击，不敢轻举妄动。大别山南敌军兵力薄弱，一时难以集结大部队与我军决战。夏威在张家店之战后匆忙赶到六安，无计可施，只能等待白崇禧前来指挥。这样，刘邓大军越过大别山后，在黄安、麻城地区得到一段休整机会，开辟根据地。
◆ 后来，二野的同志认真总结了教训。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动群众实现土地改革的策略步骤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曾经有一段普遍地实行了分浮财的办法，在某些地区又过早地实行土地改革，犯了急性病的错误。分浮财的办法，虽然一时可鼓舞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但是并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特别是粮食）发生困难，很快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过早地实行土地改革，由于条件并不具备，不仅大部分是假分田，并且易使敌人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地区，使这些地区遭受摧残。这种急性病的错误虽然时间不长，但也给开创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18)
第21章 挺进豫西
◆ 函谷关位于黄河南岸豫陕交通要道上（今已被三门峡水库淹没），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地。唐朝地理书《元和郡县志》记载：“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略通，东 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岸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陇海铁路开通后，地形有所变化，但是崤函古道依然狭窄险峻。
第22章 大别山反围攻
◆ 为了缓解大别山的严重局面，支援刘邓。中央军委指示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中原出击，大破陇海、平汉路，吸引国民党军增援。没想到白崇禧不为所动，坚持对大别山的“清剿”。12月22日，刘邓致电军委：“此次我陈粟、陈谢大破平汉、陇海，战绩辉煌。但敌仍图保持其大别山的重点主义，而不抽兵北援。……其意图似在兼顾南北，而不变重点。甚至对我王、赵两纵出江汉、桐柏也置之不理。故大别山的形势在长期内虽时紧时松，必较严重。我们对此已作思想准备，并采取以纵队为单位，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仗。强调军队、地方抓空深入土改的方针。这次敌人不管陈粟、陈谢，不管王纵、赵纵，使我奏效江汉、桐柏展开。而我大别山野战兵团又已分别跳出包围圈（我伤亡减员两三千），于全局仍属有利。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灭敌两三个师，使敌人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只要抽出两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 据统计，从鲁西南出征时全军共124000余人。其中野直6370人，一纵33357人，二纵31000人，三纵26468人，六纵26322人。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野直1938人，一纵17042人，二纵12418人，三纵13208人，六纵14016人，共计58600人。在减少的人数中有行军掉队的、伤病就地安置的、作战阵亡的、留在地方工作的，当然还有逃亡的。 武器装备还有机枪1518挺，山炮23门、迫击炮74门。山炮、野炮、榴弹炮等重炮都损失了。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急需休整补充。(17)
第23章 出击平汉克洛阳
◆ 洛阳是九朝古都，中原的战略要地。洛阳城北靠邙山、南有洛河、龙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24章 从宛西到宛东
◆ 老河口战斗，我军在装备极差的条件下取得胜利，令国民党军深感震惊。104旅战后的报告中指出：共军弹药缺乏，“此次攻河口山炮发射不到50发，迫击炮亦仅发射二三百发。一般匪军直冲至我守兵前，均使用其土制手榴弹。此等弹黑烟涌冒，状甚凶猛，实则一弹仅有破片数块，几无杀伤力可言。如光化城门外匪军投掷手榴弹千枚以上，我仅伤亡士兵十余名。非亲历其境者必难置信”。既然如此，国民党军为什么守不住呢？他们承认：共军战术运用颇佳。“匪军对我无工事之部队，不惜蜂拥扑来。对我凭坚固工事部队，进攻时运用外壕步步逼近，火力与作业配合恰到好处。”“匪军因弹药缺乏，只准狙击手射击。此等狙击手技术确实优良，我军稍一不慎，暴露目标，即为命中。”(5)
◆ 刘邓主力由大别山转至中原后，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和加强各大区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调整和改变原有的大区体制。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渤海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由华北局领导。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和地方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
◆ 经过宛西、宛东战役，中原野战军在平汉路两侧打开了局面。由大别山转出时的疲劳和低迷状态一扫而光，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张轸兵团经此打击，再不敢轻举妄动。胡琏面临陈唐兵团和刘邓主力，也是孤掌难鸣。陈赓兵团在豫西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各军区也在积极开辟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原逐鹿的新局面到来了。
第25章 战襄樊
◆ 刘伯承分析敌情说：“敌人分为五个集团，即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张治中集团、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
◆ 刘伯承从地理角度分析汉水区的情况：“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
◆ 白崇禧连电催促胡琏北上解围，胡琏与11师师长杨伯涛商量：救兵如救火，当然越快越好。但在我军拉后腿的情况下，不能疏忽置之不顾。如果转移注意力，延迟北上解围，上边要追究重大责任。胡琏决定冒险，他和杨伯涛带两个团，全部轻装，采用游击战法，在主力先头猛进。觅缝钻隙袭击阻拦的我军，主力在后面跟进。胡琏用这个办法摆脱了陈赓的四纵，由周口越过沙河，直趋太康。(3)
◆ 在豫东战役期间，中野配合华野阻击胡琏、张轸兵团北上，起到了保障作用。虽然华野第三阶段的作战没有完成，也取得了歼敌94000余人的辉煌胜利。刘邓主力在中原的作战，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制在平汉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国民党军力量相当空虚。这为我军进行襄樊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 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连接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襄阳古城在汉水南岸，城池坚固，三面环水。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可 以相互增援。东汉末年，刘表为荆州刺史，治襄阳。三国时期，这里是曹操、刘备、孙权三方争夺的军事重镇。曹操得荆州，便可南下威胁江南，西进夺取巴蜀。刘备或孙权得荆州，便可北图中原。以后历代南北争端，襄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晋统一战争中，大将羊祜、杜预分别镇守襄阳，以此为南下攻吴的战略基地。东晋时期，前秦大军南下攻襄阳，太守朱序的母亲在城西北建起一道内墙，称“夫人城”，前秦军猛攻襄阳，在夫人城前屡次受挫。元军攻襄阳，水陆夹攻不克，围困五年才最后破城。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
◆ 18旅冒着被敌军炮火杀伤和背水作战的危险，突入东关。此举大大震撼了敌军，14日，康泽全面收缩阵地，将樊城的164旅全部撤过汉水，固守襄阳。外围阵地的羊祜山、虎头山等也全部放弃。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昏招，国民党军后来承认：“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祜山离城西南角仅400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凡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13)从我军攻打城南高地时起，康泽就不断向蒋介石和白崇禧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豫东和平汉线的作战上，认为我军打襄阳不过是“声东击西”，命令康泽“弃山守城，固守待援”。白崇禧则坚持守城必守山，责令康泽夺回真武山阵地。待襄阳告急，白崇禧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丢了襄阳将直接威胁武汉的安全。
◆ 当时南阳第13绥靖区王凌云的部队离襄阳最近，但白崇禧 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不敢从南阳出援。而让信阳的整7师和确山的整20师救援襄阳。如果取捷径兼程前进，20师从确山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奔襄阳，急行军5天可到。然而白崇禧怕共军阻截，让20师从确山乘火车到孝感，再徒步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增援襄阳，这样需要7天时间。15日，整7师的172旅到达钟祥，但不敢孤军深入，停下来等20师。而20师行进中遇山洪暴发，耽搁两天。这就为我军总攻襄阳提供了时间。(14)
第26章 巩固中原解放区
◆ 中原军区下属的七个军区，由于敌情和我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敌情严重，我方处于游击状态，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如鄂豫、皖西和陕南军区。一种是已有大片控制区，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江汉、桐柏军区。一种是基础较好，我军主力经常行动，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的地区，如豫西、豫皖苏军区。这三类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为了坚持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在1948年都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第27章 新式整军与秋季攻势
◆ 蒋介石决定修改防御战略，裁并“绥靖区”，将整编师恢复军的番号；扩编新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少则五六个旅，多则十几个旅，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使共军“吃不掉，啃不烂”。以白崇禧华中“剿总”主力组建黄维的第12兵团，驻驻马店；张淦的第3兵团，驻九江；宋希濂的第14兵团，驻沙市。另外以王凌云部为第13绥靖区，驻南阳；霍揆章部为第16绥靖区，驻咸宁；张轸部为第5绥靖区，驻信阳。以刘峙徐州“剿总”主力组建四个机动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驻商丘；黄伯韬的第7兵团，驻新安镇；李弥的第13兵团，驻蚌埠；孙元良的第16兵团，驻郑州。对机动兵团进行重点整补，完备兵员建制，调拨新武器装备，加强机动作战能力。黄维兵团是1948年9月编成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它的前身是整编第18军，辖整编第11、3、10三个师，军长是胡琏。整编11师是胡琏的骨干部队，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在组建机动兵团时将胡琏的三个整编师恢复为军。11师为18军，3师为10军，10师为14军，后又调入85军，并配属第4快速纵队。这样，第12兵团共有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达12万人，是白崇禧手下最强大的兵团。当兵团组建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司令官一定是胡琏的。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在用人问题上大搞任人唯亲。白崇禧不喜欢胡琏，陈诚则推荐自己的亲信黄维，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黄维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曾到德国短期留学。1938年任18军军长，是胡琏的上级。抗战结束后任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任命黄维为第12兵团司令官的命令下达后，18军上下舆论哗然。大家认为黄维多年没上战场，根本没有与共军作战的经验。他的司令部幕僚也是其旧部，让这样的人做司令官，其命运实在险恶。胡琏的部下愤愤不平，胡琏本人不甘心在黄维手下当副手，撂挑子不干了；18军军长杨伯涛也称病住院。黄维为了笼络人心，在驻马店上任时就表示：他与共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是过渡，几个月就走，司令官还让胡琏当。可见12兵团组建之始，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1)
◆ 济南失守对国民党统帅部震动极大。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认为：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徐州“剿总”握有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4个机动兵团13个军，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插图]4个绥靖区8个军，加上中原地区的黄维兵团和徐州的特种部队、二线部队，共计29个军，70万人。杜聿明认为，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在9月下旬，他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陇海沿线城市，集中机动兵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后，交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刘峙原则上同意。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10月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如果国民党军主动进攻，解放战争决战阶段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出发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一同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8)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淮海战役的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 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黄河南岸。因其位置四通八达，自古以来是多战之地。市区西北的荥阳、广武、虎牢关，楚汉之际、南北朝时期曾是激烈厮杀的战场。因此这里很长历史时期没有建起稳定的城市。20世纪初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成为中原交通枢纽，地位超过河南古城开封、洛阳，迅速上升为河南第一大城市。解放战争初期，郑州作为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基地，曾设绥靖公署和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由顾祝同亲自坐镇指挥。然而此时国民党居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防御，可见其兵力调遣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 郑州的解放，使长期以来物资弹药十分困难的中野部队得到很大的补充和改善。也标志着我军在中原地区的形势有了根本转变。我军控制了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在徐州国民党军集结收缩的态势下，白崇禧也被迫停止对豫西解放区的扫荡，将黄维兵团调回确山，准备参加徐蚌会战。中原敌军兵力的东调，为江汉、桐柏解放区的出击和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野主力紧接着投入了淮海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第29章 堵截黄维兵团
◆ 11月24日，黄维兵团的第18军渡过浍河，继续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逐渐进入中野预设的袋形阵地。这天，18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报告：宿县公路上发现共军大部队运动。11师的先头部队在浍河以北的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并发现共军的大纵深阵地。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他们的侧后，有形成包围的态势。85军军长吴绍周刚刚到达黄维的兵团部，也告急说蒙城被共军占领，兵团的后路已被切断。黄维意识到情况严重，当天晚上召集各军军长开会。介绍了情况后，黄维说：“兵团的任务是打到宿县，与徐州杜聿明会合。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杨伯涛说：“兵团所处境地，形势非常严重！共军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有意识地放弃涡河、浍河。现在我们已经陷入圈套，但还没有到四面被围的绝境，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如果按照国防部和刘峙的瞎指挥，不加灵活变通地闯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他建议趁东南方还没有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西南靠拢。南坪集到固镇只有80里，急行军一夜就可赶到。到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黄维初任兵团司令，不请示国防部就自己改变行军方向，是要负重大责任的。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后半夜，才下达向固镇转移的命令。杨伯涛接到黄维的命令一看，上面说要14军由南坪集东南到浍河南岸，85军到南坪集，掩护10军和18军转移。10军和18军与共军脱离接触，10军沿浍河南岸向固镇前进，18军由双堆集向固镇西北的湖沟集前进，兵团部随18军行动。他感到这个命令对迅速甩掉共军转移战场的目的背道而驰。两个战斗力差的军上去掩护两个战斗力强的军撤退，完全是浪费时间的瞎折腾。10军和18军完全有能力自己撤下来，14军和85军原地不动，同样可以稳妥地掩护兵团转移。杨伯涛虽然不满，还是按照黄维的命令将浍河北岸的部队迅速撤回南坪集，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双堆集进发。25日早晨他到兵团部请黄维下命令开始行动，黄维神态万分焦急地说：“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杨伯涛吃惊地问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决心，黄维说：“兵团转移的命令，叫一个参谋给吴绍周送去，但是这个参谋和所乘的吉普车都失踪了。正派人寻找，等一等再说。”杨伯涛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重要的是部队赶快行动，赶快离开，不要等着挨打。但是黄维在这紧要关头，既不进也不退，就在南坪集干等。整个兵团部队荷枪列队等待，心急如焚。(17)
◆ 黄维在南坪集干等了一个白天，不见参谋的音信。到25日16时才命令各部开始行动。18军实行有掩护的撤退，先以炮火猛轰南坪集，然后逐次撤退。行军到双堆集，已是日暮黄昏。本来可以夜间继续行军，甩掉我军，但是兵团的战车和上百辆卡车行动不便。这一带没有像样的公路，战车和卡车都是在田野中行驶，白天还可以横冲直撞，到夜间水沟洼地都成了障碍，动弹不得。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宿营。没想到这一住下来，就再也跑不掉了。
第30章 双堆集大血战
◆ 在淮海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术一方面体现在人数上，我军以超过敌军几倍的兵力围歼敌人。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武器上，即以优势的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为步兵的攻击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中野顺利地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由于火力不占优势而无法达到迅速歼灭的目的。在这方面，中野与华野的实力有明显的差距。作为指挥员，粟裕是深有体会的。他在淮海战役总结中说：“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十八军比五军强，不弱于七十四师，而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6)
◆ 为了克服火炮不足的弱点，中野部队在围歼黄维兵团战役后期，普遍使用了一种土造的“炸药发射筒”。这是依据民间烟花爆竹的原理，用空汽油桶改造成筒身，内置炸药包。筒身下用铁管制成发火装置，填入发射药。点火后如同迫击炮一样将炸药包射出，在百米外落地爆炸。在战斗中大家不断改进，用发射药量多少来控制射程，提高命中精度。一个炸药包射出去，威力可以摧毁一个地堡，并震塌附近的工事。邓小平政委在1949年1月3日致军委的《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要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方便。”国民党军惊呼解放军有了“飞雷”，被炸得魂飞魄散。一纵战斗总结说：炸药发射筒在实战中是最有效的武器，“虽杀伤力不大，但震动的威力很强，破坏力较大。攻击前集中三、四十个发射筒，在很短时间内发射一、二千斤炸药，爆破震动可在十分钟内使敌人完全昏迷，失掉战斗力。我纵攻占小马庄（不到六七十人家）经过三十个发射筒，发射两千斤炸药后，该地没有完整堡垒，村子墙角都被打掉了。因之我攻占该地伤亡很少。”(21)
◆ 国民党军使用后才知道，所谓的“毒气弹”就是催泪瓦斯弹，并不能置人于死地。国民党的军工厂并没有生产剧毒瓦斯的能力，所谓的“毒气弹”是吹牛的。
◆ 黄维、胡琏求生心切，在16时就分头爬上坦克，在11师和战车营掩护下提前行动。他们从双堆集西边打开缺口冲出去后，黄维的坦克发生故障，黄维只好下来混杂在溃兵中奔跑，被我军追上生俘。杨伯涛率部队冲不出去，跳入小河自杀，河水冻得他受不了，又爬上岸来，被两个解放军战士架到指挥部里烤火。10军军长覃道善也在乱军中被俘。兵团 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比较明智，黄维、胡琏乘坦克先逃，把浮桥压坏。吴绍周乘坐的坦克不能通过，他索性带着参谋长、师长和卫士坐在附近的小庙里，等着解放军来收容。只有胡琏逃到鲍集附近，被李延年兵团部队救起，送到蚌埠，算是漏网之鱼。到16日，黄维兵团4个军、1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全部被歼。
◆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溃退而结束。
第31章 打过长江去
◆ 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尚未结束，他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规划。12月12日，毛泽东给总前委领导人发出指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1)毛泽东在电报中谈了他的初步设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华野休整两个月，然后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然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为了保守机密，这份电报只发给了刘邓陈。
◆ 对比一下，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敌我双方伤亡比例为2.8∶1；第三阶段敌我伤亡对比为9.8∶1。
◆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鲁中南、苏北、冀鲁豫等军区部队共60余万 人。国民党参战的有徐州“剿总”的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约80万人。解放军以伤亡136000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共歼灭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000多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我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 经过认真研究，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依照这个规定，中原野战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是：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九个军、一个特种纵队，共28万余人。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辖第10、11、12三个军。第10军（原中野第二纵队）：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第11军（原中野第三纵队）：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第12军（原中野第六纵队）：军长兼政委王近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辖第13、14、15军。第13军（原中野第四纵队之10、13旅，豫西军区武装一部）：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第14军（原中野第四纵队之11旅、陕南军区22旅及淮海战役起义之110师，豫西军区武装一部）：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第15军（原中野第九纵队）：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6、17、18三个军。第16军（原中野第一纵队之1、2旅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第17军（原中野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军长兼政委赵建民。第18军（原中野第一纵队20旅、豫皖苏军区主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新组建）司令员兼政委：李达（兼）。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总人数为28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500余门。原来的中野十纵、十二纵、第38军和陕南军区第12旅等部队已在此前编入桐柏、江汉、豫西、鄂豫和陕南军区部队，统归中原军区指挥，担负巩固中原解放区的任务。此后，第二野战军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准备执行渡江南下任务。(3)中原军区工作由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委邓子恢负责。1949年5月四野南下后，中原军区并入华中军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为中南军区。
◆ 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张群、张治中、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都不表态，实际上都盼望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愤怒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6)
◆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中下游江面由西向东逐渐放宽。湖口至芜湖间宽1000—1500米，南京段宽2000—2500米，镇江至江阴段宽约3000米，江阴以东宽达万米。江身弯曲，其中芜湖至江阴段形成一个大弧形，水流受潮汐影响较大。枯水季节，江中有许多沙洲露出水面，为渡江提供了一定方便。每年4月春雨桃汛之后，水量渐涨。进入梅雨季节后，降水的增多导致江水水位上涨，道路泥泞，对作战就很不利了。在交通方面江南与江北条件也不一样。江南公路、铁路发达，便于部队运动。江北的公路、铁路条件要差得多。这些地理条件，使长江如同一条“天堑”，横在我军面前。
◆ 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以三野第八、第十兵团和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由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34、35军由仪征、扬州攻占瓜洲、浦口，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由扬中县的三江营至镇江以东的张黄港段渡江，切断沪宁铁路、公路，阻止南京敌军东逃和上海敌军西援。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二野部队九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然后以一个兵团挺进至衢州地 区，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二野主力沿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夺取芜湖、南京。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第32章 突破天堑追残敌
◆ 21日晨，张治中等把南京拒绝签字的电报交给中共代表团后，正在六国饭店里苦闷之时，街头报贩已经叫卖起“号外”。周恩来兴高采烈地来到六国饭店，告诉张治中等我军渡江的消息。并希望国民党代表团留在北平，不要再回南京。张治中对国民党当局极为失望，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脱离南京政府，站到人民一边。
◆ 守在二野正面的国民党军是刘汝明的第8兵团，两个军5万多人担任九江到铜陵400公里的江防。刘汝明在淮海战役中就打滑头仗，以保存实力为第一目标。江北安庆的守军是第8绥靖区夏威部一个师。当时夏威部调白崇禧集团指挥，汤恩伯要刘汝明去接防安庆，刘汝明就是不去。汤把李延年兵团的96军调给刘汝明指挥，要96军派一个师接防安庆。刘汝明表示：增了兵也不管安庆，不能把自己建制的部队留在江南，而把配属部队送到江北。4月21日拂晓，得知芜湖方向已被三野中集团突破，刘汝明便下达了撤退命令。所以当下午二野开始渡江时，刘汝明兵团只有少数部队进行了一些抵抗，大部分主力则掉头逃跑。刘汝明率兵团部和55军经青阳、徽州、屯溪向浙江境内撤退，我军居然没有赶上。(14)
◆ 6月6日，陈赓才进南昌城看了一眼。回想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匪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 不意被俘，押解南昌，蒋匪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第三次。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
第33章 向大西南进军
◆ 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退缩到华南、西南的几个省，企图利用这些地区深山丛林的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蒋介石将汤恩伯集团残部撤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岛屿上，留在大陆华南地区是白崇禧集团，西南是宋希濂、胡宗南集团，尚有70万兵力。消灭这些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彻底解放全中国，是摆在我军面前的新任务。
第34章 西南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 郭汝瑰率领第72军在宜宾起义，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在国民党军中升迁很快，1945年后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参与重要决策。他早年曾加入过中共，思想倾向进步。中共中央南方局了解郭汝瑰的情况后，派他的老朋友、地下党员任廉儒前来联系，并安排他会见董必武同志。这样，郭汝瑰与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方提供了重要情报。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曾怀疑郭汝瑰，使郭感到处境危险。1949年初，他主动辞去国防部三厅的职务，转往四川担任第72军军长。72军是王陵基的老部队，曾在山东泰安和淮海战役中两次被我军歼灭。郭汝瑰奉命重新组建部队，到泸州驻防，执行守卫西南的任务。在此期间，他与在香港的任廉儒继续保持联系，任将郭的情况报告了二野情报处。情报处长柴军武派赵力钧等三人秘密入川，他们长途跋涉，通过许多关卡，1949年10月8日到达重庆，与郭汝瑰接上了头，此后，72军的动向便在我方的掌握之中。11月底，我军解放重庆，西南国民党军呈土崩瓦解之势，溃不成军。宋希濂、罗广文部分别向乐山、成都方向撤退，郭汝瑰的72军也从泸州撤到宜宾。12月6日，郭汝瑰率军部到达宜宾后，得知所属新34师在纳溪被我军击溃。部下的团长、师长纷纷议论：“仗不能打了。”郭汝瑰见时机已经成熟，于12月9日召集师团长们开会讨论出路。会上多数主张和，少数主张打。郭汝瑰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留个‘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母。不打，那就起义。”结果因一个团长反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郭汝瑰争取了驻宜宾城内的第699团廖团长的支持，派代表去南溪找我军联系。代表徐孔嘉见到我16军政委吴实，通报了72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二野首长对此非常重视，立即通知五兵团和10军，指示他们接受72军起义。10日，72军通电起义，11日召开起义大会，并宣告宜宾的和平解放。12日，我18军到达宜宾，张国华军长与郭汝瑰亲切会见。(7)
◆ 各兵团长官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一片哗然。在这关键时刻，司令官抛弃十余万官兵逃跑，谁还愿意继续打仗？几天之内，成都周围的国民党军各部纷纷起义或投诚，形成了一个高潮。在胡宗南逃跑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川西工委曾派人争取国民党第16兵团起义。16兵团是孙震的部队，司令官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孙元良逃至四川万县后，收集散落的旧部，招收新兵，重组16兵团。我军由长江南岸向重庆进军，16兵团仓皇西逃到成都附近的绵阳、广汉地区。我地下党组织找到住在成都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希望他们争取孙震、孙元良起义。孙震因家属已被蒋介石接去台湾，对起义不表态，而于12月18日逃往台湾。孙震走后，孙元良遭到所属军、师长的反对，大家支持董宋珩、曾苏元尽快起义。19日，胡宗南命令16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布防，掩护裴昌会的第7兵团向成都撤退。董宋珩则通知部队向绵阳、什邡一带集结，并与邓锡侯部取得联系。孙元良察觉部队不稳，21日深夜率警卫团抵达什邡，想逮捕董宋珩等人。但他晚了一步，董宋珩等已召集军、师长开会，大部拥护起义。22日凌晨，董宋珩等起草了通电，率16兵团所部41、47、79军6万人起义。孙元良成了孤家寡人，匆忙乘车逃往成都，24日逃往台湾。(11)
第35章 进军西藏
◆ 1949年10月，第一野战军解放青海西宁后，驻在当地的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23日，毛泽东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同时他致电彭德怀，要西北局研究进军西藏的问题。电报说：“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 在西南大剿匪的同时，还有一颗钉子需要拔掉。这就是盘踞西昌的胡宗南残部。1949年12月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胡宗南从海口飞抵西昌，企图建立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基地。这里是西康省主席贺国光的地盘，他不欢迎胡宗南来控制。胡宗南用电台到处联络部队，其主力大部分已经起义投诚，只有27军军长刘孟濂、56军军长胡长清等率千余人的残部前来投奔。加上胡、贺在西昌的部队也不及万人。胡宗南召集会议，传达蒋介石要他们坚守西昌，建立反共基地的指示，部下都认为行不通。副参谋长沈策提出：退守台湾，保留骨干是上策；撤向云南，依托中缅边境，会合李弥是中策；固守西昌，等待毁灭是下策。这是大家的普遍看法，胡宗南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拒绝了部下的建议。1950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顾祝同、蒋经国飞到西昌，为胡宗南打气。在云南的李弥等也来开会，企图在西昌、滇西建立基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4)
◆ 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当权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加紧了制造分裂的步伐。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逼迫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代表陈锡璋等全体工作人员、家属和佣人等200余人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内地，造成严重的“驱汉事件”。1950年1月，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别去英、美、印度、尼泊尔等国，游说“独立”。(7)还想 派代表到北京来，“以便向中国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
◆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西南局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5月27日报中央。29日毛泽东批准了“十条”，西南局即以此作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战斗进军的政策依据。其主要内容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保护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化、农牧工商业，改革事宜采取协商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这十条政策是相当宽大的，邓小平在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这充分表达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
◆ 西藏上层中的爱国人士，是盼望西藏和平解放的。中共中央和西南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西藏爱国人士的支持，得到积极的反应。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夏克刀登土司，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与朱德、刘伯承等相识，并参加了红军组织的地方政权。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到甘孜后，他们主动拜访吴忠和天宝，表示慰问。吴忠向他们介绍中央关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他们表示完全拥护。格达说：他认识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需要，他本人愿意去西藏劝和。
◆ 但是，帝国主义分子是不愿意看到西藏和平解放的，他们想尽办法挑拨破坏，唆使西藏上层反动贵族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为敌。英国特务福克斯于1949年7月到达昌都后，即架设电台，为西藏当局和外国情报机构搜集我军动向和当地情报。1950年1月17日，他预感我军将进军西藏，致函藏军总司令部说：“共产党对西藏用兵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等。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都要埋设地雷。估计边境地带的百姓中将有一些共军间谍煽惑公众，制造谣言，讲些使他们变心的话，或将西藏军队的驻防地域告知共产党。这样共产党将据此进行准备，抢在西藏尚未开战之前消灭全部藏军，此危险极大。”“要将部队配置在免遭共军断路及包围的地方，并迅速议定防务问题。”格达活佛到达西昌后，福克斯手下的特务、英国人福特唆使西藏当局阻挠格达去拉萨，将其软禁。并于8月22日将格达毒死。昌都战役后福特被俘，才交代了自己的罪恶行径。(8)
◆ 西藏当局拒绝和平谈判的条件，并在昌都地区备战。他们将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七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共4500人，加上当地土兵3500人沿西藏与西康交界的金沙江布防，由昌都边使总署总督阿沛·阿旺晋美指挥，企图阻挡我军前进。看来不打一仗，进军西藏就无法实现。
◆ 在进军过程中，得到西藏同胞的大力支援。在张国华军长亲自动员下，玉隆、德格的藏族头人夏克刀登、降央白姆、孔撒、麻书、邦达多吉等组织了上万头牦牛为我军运送粮食和物资，并代为收购了70万斤青稞，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 8月下旬，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从拉萨到昌都上任。西藏当局从印度购买军火物资，经拉萨转运到昌都一部，给每个代本补充马克沁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冲锋枪10挺。但是藏军的素质与国民党正规军根本无法相比，据52师侦察的情况，藏军身强力壮，能吃苦，善骑马，射击准确，善于利用地形打冷枪。但是部队组织混乱，无指挥机构，没有通讯侦察人员，甚至没有地图，一切事务均由主官处理。作战 前先占卜，选择吉日出兵。战斗中身背噶乌，手持銮铃，口念佛经，不讲队形乱冲乱打。胜则猛追，败则溃散。藏军平日都带家属，生活散漫，家与兵营不分。每日除早晨集体念经一次，其余时间都是赌钱、做生意，纪律极坏。(10)总之，藏军的组织与军事素质相当原始落后，与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结局可以想象。
◆ 北路迂回行动是一场艰苦的强行军。为了按预定计划占领恩达，部队发动班、排、连、营开展比赛。不顾疲劳和行军掉队等困难，每人平均负重40公斤，在天气寒冷、空气稀薄的条件下，越过草原和山地，以日行6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兼程猛进。到18日，154团三分之一的人掉队，骑兵支队累垮战马500余匹，只剩骑兵100余人和弃马步行的100人，抢在藏军之前几小时占领恩达。
第36章 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 我军在昌都战役结束后暂停进军拉萨，除青藏高原的气候和交通等原因外，还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都在关注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战役指挥和后方供应牵扯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要的精力。另一方面昌都战役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特别是印度方面十分敏感，不断通过外交途径与我方交涉。新中国成立不久，需要打开外交局面，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进军西藏大趋势已经明朗的前提下，对西藏上层做进一步的政治争取，对国际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一场涉及当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的复杂斗争。
◆ 1950年10月26日昌都战役刚结束，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外长）梅农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的照会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所谓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的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梅农表示印度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答复：中国政府始终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向周总理报告此事经过，2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1)毛泽东的严正表态说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内各民族都是新中国大家庭的成员，绝不允许搞什么“西藏独立”，绝不允许外国插手西藏事务。经过一番外交斗争，英美和印度的态度软化，虽然在口头上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实际行动上则有所顾忌。达赖喇嘛原打算从亚东到印度，印度政府的答复是：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英美等国怕达赖出走后班禅回藏，也反对达赖出国。这使达赖一行在亚东进退维谷，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出路。
◆ 中共中央对西藏上层贵族是相当宽大的，进行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希望他们改变敌对态度，和平解决我军进入西藏的问题。留在昌都的18军副政委、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与阿沛多次交谈，阐述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以及党的各项政策。对被俘的藏军官兵实行优待，伤病者给予治疗，释放时发给足够的路费。起义的藏军官兵予以复员，每人发给40—60块银元。在冬季粮荒的困难时期，我军指战员每天只有6两粮食， 还保证阿沛吃小灶。藏军逃离昌都时炸毁了总督府内的许多房屋，王其梅把仅存的一座楼房让给阿沛住，自己和工委的干部住帐篷。我军的行动使阿沛深受感动，11月9日他与40多名藏族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叙述他们在昌都受到的优待，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要求速派代表和谈。几天后阿沛又写了第二封信，建议亚东噶厦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950年底，经中央批准在昌都成立过渡性政权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为主任，阿沛等上层人士任副主任。
◆ 谈判一共举行了六轮，谈判的核心与主要争论的焦点就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
◆ 李维汉说：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种设想，就是解放军开进去后，会慢慢整他们。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不谈判也是可以开进去的。既然公约十章登了报，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 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会见西藏代表团。他高度评价阿沛等人为和平解决西藏谈判作出的贡献，并对阿沛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犯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给我说，我们马上就改。”毛泽东的话使阿沛深受感动。(5)
◆ 当晚，毛主席主持盛大庆祝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朱德、李维汉、班禅和阿沛也先后发表了讲话。
◆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后，西藏代表团仍分两路返回。凯墨等经印度去亚东向达赖报告，阿沛回昌都，然后去拉萨。亚东方面从广播中得知协议签订的消息后，达赖手下的官员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一派主张逃亡印度，多数人表示应当拥护十七条，请达赖返回拉萨。因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请达赖亲自抽签，由神意决定去留。然而达赖恰恰抽到回拉萨有利的签，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 阿沛派人到家乡太昭，将庄园存粮运1万斤到嘉黎，为部队解决粮食困难，使先遣队顺利地完成从太昭到拉萨的最后一段行军。
◆ 有人作了这样的估计：解放昌都时，是一人进军，五人支援；进军拉萨时，是一人进军，十人支援。后方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多，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前后方的配合，进军拉萨的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 由青海方向进军拉萨的行动，西北军区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为书记，慕生忠、牙含章等为委员组成西北工委，率领青海骑兵支队进藏。其任务是打通青海入藏道路，护送班禅回西藏。后来考虑到西藏宗教界内部矛盾一时不易解决，中央决定班禅暂缓回藏，由范明率骑兵支队和班禅的先遣队入藏。
◆ 新疆进藏的部队实际上是最早进入西藏的。1950年夏季，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1团1连135人组成的先遣队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受王震的指示从于阗向西藏进军，8月29日进至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因对西藏地理情况调查 不够，在翻越海拔5000米的昆仑山后，部队发生严重高原反应，马匹倒毙。后因冬季大雪封山，与新疆方面只能保持通讯联络。新疆军区曾准备空投接济也没有成功。先遣队与后方隔绝长达240天，食品、药品和御寒物品均已断绝，指战员大多患肺炎和水肿病。1951年5月6日，新疆骑兵2团由副团长安子明率领从于阗出发，翻越昆仑山，经过藏北无人区，于5月21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队会合。这时，先遣队已牺牲55人，马死亡148匹，仅剩30匹。重病中的李狄三得知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字的喜讯后，于5月28日病逝。这支英雄部队被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 安子明率部继续前进，6月29日进驻普兰，8月3日进驻噶大克，在荒凉遥远的阿里地区插上了五星红旗。(11)西藏和平解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困苦取得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主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保证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给西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第二野战军暨军区部队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转战晋冀鲁豫、中原、西南地区，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最后直到喜马拉雅山，转战万里，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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