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天下：一本书读懂东晋门阀
《共天下：一本书读懂东晋门阀》
关河五十州 72个笔记
三公宝刀
◆ 参与玄学活动者，多为儒士，为什么却热衷于谈论道家的东西呢？原因是汉末以来，儒学受到巨大冲击，一些基本价值观已摇摇欲坠。当年魏主曹髦被司马氏派人杀害，群臣都只敢表面哀悼，唯有王祥不顾得罪司马氏，当场涕泗横流，大声号啕，说：“这是老臣的罪过啊！”然而王祥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晋武帝司马炎上位后，他也不得不跟着捧场。
◆ 王祥临终前留下《训子令》，诫子孙后代以“五者”为立身之本，此“五者”分别是“信、礼、孝、悌、让”，里面并没有提到“忠”字。这绝非无意遗漏，可以想见，王祥终其一生，所目睹亲历的一切变故，都让他觉得已无“忠”可言——作为皇帝的司马炎首先不忠，还怎么要求别人“忠”？缺少了“忠”，儒士又怎么摆出正经面孔示人？
◆ 一群孩子在外面玩耍，看到路边有一棵李树，树上结着很多果实，把枝头都压弯了。大家争着跑过去摘李，只有一个七岁的孩子站着不动。有人问这个孩子，你为何不去摘李，回答是李树长在路边，却居然还有这么多果实，说明果实肯定是苦的，不能吃。大家把李子摘下来一尝，果不其然，全都是苦的。这个被时人称为神童的孩子，就是王戎。
◆ 胡人本就精于骑射，内迁后，逐渐接受中原骑兵最先采用的冲击战术，再加上马镫等技术的运用，使得胡人骑兵的战斗力早已远超中原骑兵，只是以往还未有机会展示而已。
◆ 在此过程中，皇帝和大臣都失去了自主权，只能任由颖、颙以及张方等人驱使摆布。王戎先随晋惠帝参加讨邺战争，荡阴溃败后，他被颖抓到邺城，继而又跟着惠帝四处奔波，“苟全性命于乱世”。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已古稀的老臣，却开始一改先前摆烂躺平、吝啬鬼、守财奴等不堪形象，不但始终不离不弃地跟着皇帝，而且危难时甘冒白刃之险，亲自与乱军交锋，其间谈笑自若，毫无惧色。后来王戎在关中暂住下来。等到战乱间隙，他有时也召集亲戚宾友，欢娱终日，恍惚间，重又让人在他身上看到了昔日“竹林七贤”的风采。
◆ 随着惠帝生命的终结和东海王越独掌朝政的开始，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总算结束了。这场大规模战乱的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都可谓空前绝后。细究起来，在“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也即所谓“贾后乱政”的十年里，晋朝政局其实还是稳定的，之后赵王伦矫诏杀贾后即自立为帝，大混乱大动荡才真正开始，并延续了整整六年。说来说去，该为“八王之乱”负责的，还是司马家自己。司马氏是靠施展暗黑术和大肆杀戮曹魏忠臣上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自己以及拥戴他们的人中很少有正直忠诚者。
◆ 按照干宝的观察，整个司马氏集团内部，人们相互之间只有一种非常阴险恶毒的杀夺关系：见利必夺，以杀助夺，一直要杀到天下大乱，不可收拾才罢休。此说可谓入木三分，在“八王之乱”中，除长沙王乂、汝南王亮等可能稍有例外，其余宗王及帮助其争斗的僚佐，几乎个个都是这样的角色，他们居庙堂之高不能忧其君，处方镇之重不能安其民，既无君臣之义，亦乏兄弟骨肉之情，唯知为各自利益互相残杀。
◆ 到了汉末魏晋时期，北方突然出现了一次“小冰期”，塞外气候变得异常寒冷，草场环境趋于恶劣，很多胡族的原居之地，开始越来越不适宜居住。
◆ 面对所谓的“胡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纷纷提出解决办法。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疏建议乘天下初定，用武力将胡族重新迁回故地，并以汉人塞边。
◆ 晋惠帝登基之初，山阴令江统作著名的《徙戎论》，也主张将内迁胡族重新徙于塞外，并指出此事已刻不容缓，若不加紧施行，晋室将岌岌可危。
◆ 遗憾的是，晋武帝及晋惠帝时的当权人物，均因未能接受这些建议，致使“胡患”愈演愈烈，呈难以逆转之势，直至匈奴借“八王之乱”起兵反晋。
◆ 令人颇有些啼笑皆非的是，刘渊居然还上尊汉高祖和后主刘禅。汉高祖曾为匈奴赐名，又曾派公主出塞和亲，就此而言，他与刘渊之间勉强还能扯到一点关系，刘禅就完全谈不上了。刘渊之所以要把他们两位都给供起来，无非就是要以接续汉朝帝统为名，行与晋朝争夺天下之实。
◆ 王衍不无得意地告诉王澄、王敦：“荆州有长江汉水之固，青州有背海之险，你们两个在外，我留京师，这就是保证安全的三窟！”
◆ 除了“狡兔三窟”，王衍的政治设计还另有深意。在王澄、王敦赴任，向王衍辞行告别时，王衍暗地叮嘱他俩：“王室将要衰败，所以我才派弟等居于齐楚之地。你们两位弟弟赴任后，对外可以建立霸业，对内足以匡扶王室，这就是我寄望于你们的地方。”这说明，王衍经营“三窟”，并不仅仅是消极地效仿狡兔，求免于死，他同时也有乘王室卑微，寻机图谋霸业的意图。
◆ 王旷所说的“江东”，就是他任丹杨太守时，被反叛者陈敏打得灰头土脸，以致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因为从今天安徽芜湖至江苏南京间，长江的流向大致是从南向北，故而从秦代起，人们便将芜湖、南京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称之为“江东”，亦称江南、江左。
◆ 自东汉末年以来，与南北政权长期对峙相对应的，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轻视。由于北方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北人在南人面前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三国时身为北人的关羽，就曾骂吴人为“貉子”（此处的“貉子”即成语“一丘之貉”里的“貉”，表示轻蔑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关羽的独创，在其他场合，北人也经常如此攻讦南人。
◆ 面对北士和官吏的冷落、歧视、羞辱乃至迫害，江东士族本能地产生出逆反心理，北人以歧视羞辱相待，他们亦报之以冷漠和傲慢，北人骂他们为“狢子”，他们便反唇相讥，蔑称对方为“伧鬼”（意谓粗俗下贱之人）。
◆ 吴郡（今江苏苏州地区）的吴县有“四姓”之说，所谓“顾、陆、朱、张”，实际就是江东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四大家族。
三定江南
◆ 石勒起初杀了司马端，独留苟晞。苟晞是极少的能屡破强敌的晋朝武将，石勒自己就曾多次为苟晞所败，所以他很看重苟晞，不仅免其不死，还委为左司马。值得一提的是，苟晞明明可以偷生，但他自居汉人晋臣，不愿为异族所用，为此暗中计划对石勒发起反戈一击，可惜最后不幸被石勒发觉并遭到诛杀。
◆ 事实上，如王衍这样身居高位，同时又挖空心思“为门户计”，最后仍不免家破身灭者，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 江南毗陵郡所辖的京口（今镇江）、毗陵（今常州）一带，靠近长江，“缘江为境”，为南迁流民渡江后的第一落脚点。此处丘陵榛莽，荒芜贫瘠，土著也绝少，但因其地广人稀，恰恰能够安纳相当数量的流民，而要解决当地发展滞后，土地开发水平甚低的问题，也正要借助流民之力。
◆ 当时的南迁北人也被称为“侨人”，“侨人”皆有“怀土之情”和“归本之心”，大家都觉得自己只是暂寓江东，日后终究还要还乡，回到中原故土。王导自己就是“侨人”，自然非常能够理解，为了照顾“侨人”的这种感情，他没有将南迁北人编入土著民户的永久性户籍——黄籍之中，而是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白籍侨户不仅区别于原居民，而且在经济上也受到优待，可以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的待遇。在此基础上，王导又亲自制定了“侨寄之法”，规定“侨人”可以在南方占地群居，并按北方原籍郡县名，另设流亡政府，称侨置郡县。此举目的是要让北人虽居南方，却仍有如在中原故土的感觉，同时亦借此表达抗击胡族南侵以及收复回归中原之志。
◆ 自“八王之乱”起，南方虽得偏安，没有遭受过中原地区那样大规模的战乱，但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和冲击。司马睿初到江南时，这一带已是一片萧条，由于财政空荒，物资匮乏，司马睿君臣一度窘迫到连肉都吃不起，古人以羊肉为肉之上品，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偶尔弄来一头小猪，便视之为佳肴。杀猪后，总算可以难得吃回肉了。“脔”在古语中是小块肉的意思，猪脖子上的“脔”被大家认为最好吃，于是在吃肉时，王导等人都不敢先尝那片“脔”，一定要把它献给司马睿。这就是“禁脔”一词的由来。
◆ 魏晋时南方有个叫盘瓠蛮的古族，盘瓠是上古传说中的神犬，盘瓠蛮以之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始得其名，又因该族杂处五溪之内，故也称五溪蛮或溪族。
◆ 湛氏有着一头长长的秀发，拆开高髻后，可以一直拖到地上。为了儿子的前途，她忍痛将秀发剪下，做成两段假发，卖给邻居，从而换来了几斛米和酒肴。有了吃的，陶侃动手砍下家中的几根屋柱，全都劈开来当柴烧，又将坐卧用的草垫铡碎，作为范逵马匹的马料。到了傍晚时分，一桌饭菜就这样准备好了。
◆ 王导对司马睿的这些劝导，被他归纳为给司马睿的四条重要建议，“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可称为王氏“四谏”
宣诏
◆ 公元313年8月，祖逖率领挑选出来的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古代长江有“天限南北”之称，长江口阔达四十余里，江面上波涛汹涌，声势骇人，因此那个时候过江犹如泛海。当祖逖一行船至中央，望着滚滚东去的大江和原野茫茫的北岸，祖逖心潮起伏，但见他猛地站起身来，举起手中的船桨（楫），叩着船舷，慷慨激昂地誓言道：“我祖逖此番要是不能收复中原，就让我像这大江之水，有去无回！”随祖逖出征的部曲都被这一幕所打动。众人在慨叹之余，也都不约而同地效仿自己的主帅，做好了不复中原便誓不回头的心理和精神准备。这就是成语“中流击楫”的由来。祖逖那种严辞正色，壮怀激烈的豪情，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解除国家之困和民族危机的侠肝义胆，就此被深深刻印在了民族记忆里，直到近代，许多理想主义者仍奉之为圭臬，毛泽东笔下著名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即源出于此。
荀灌救父
◆ 荀氏开始向司马睿靠拢，杜曾则与第五猗抱团取暖，荆州由此面临着一场又一场错综复杂的争斗。
◆ 尤其是在王浚被石勒所杀后，北方能够有效抵御匈奴汉军的大将，只剩下了刘琨一人。
◆ ：刘琨一系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琨的祖、父在魏晋之际历仕高官
◆ 晋阳南面就是匈奴汉国的实控区。刘渊以并州作为匈奴汉国的老巢，在刘琨崛起于并州后，就立刻将其视为大敌。刘渊纵兵推进，刘琨难挡其兵锋，只得退保晋阳。刘渊在离石建立大本营，此处距晋阳仅三百里，匈奴骑兵可以在一天内便驰至晋阳城下。那段时间，晋阳城外经常胡骑纷纷，气氛非常紧张。
第五章 王与马，共天下
◆ 司马睿在即晋王位时曾大赦天下，但又明确那些杀祖父母、父母的人，以及刘聪、石勒，均不在大赦范围之内。该限制条例的前半部分对内。不赦不孝之人，体现的是对儒家孝道的维护，这也是司马睿对王导兴儒建议予以特别重视的结果。可以看出，兴儒已被司马睿作为为政的重点，他希望通过重兴儒学，通过强调“以孝治天下”，来恢复内部正常的道德伦理和家国秩序。
◆ 后半部分对外。显然，司马睿非常清楚，其政权存在的正当性和正统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伐胡”，以及“伐胡”的成效，因此，他才借助大赦令，把刘聪、石勒定为敌手，这样一来，“伐胡”也实际成了江东政权今后对外的主要奋斗目标。
祖家军
◆ 26日，守丧结束，群臣请求司马睿加皇帝尊号，这次司马睿没再忸怩，很痛快地就答应下来。后世所称的东晋王朝由此建立，司马睿也就是晋元帝。当天，人们便为元帝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典礼自然相当隆重热闹，鸣钟击玉之中，文武百官皆列队陪侍，可就在这时，现场却发生了众人谁都没有想到的惊人一幕：元帝没有直接上殿，而是拉着王导，非要让他和自己一起坐御床！
◆ 查诸史料，“共天下”一词并非首次出现于东晋。战国末期，大商人吕不韦去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发现秦国的王子子楚正在那里当人质，且前途渺茫。吕不韦认定子楚“奇货可居”，遂决定倾其财力让子楚回到秦国，并助其成为新一代秦王。子楚感激万分，当场磕头跪拜，承诺一旦事成，将“分秦国与君共之”，即与吕不韦共有秦国。后来吕不韦果然运作成功，使子楚得立为秦庄襄王，子楚亦未食言，他按照约定，封吕不韦为丞相，由其“综理百事，赏罚百官”。
◆ 司马氏皇权反过来成为门阀政治的装饰品，即所谓“祭则司马，政在士族”。
◆ 元帝登基伊始，即给予王导以重赐，加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是指自置幕府，自汉朝开始，只有三公、大将军、骠骑将军等重臣，才有资格开幕府。“仪同三司”是说开府规格比照三司也即三公）。至此，在东晋的文臣之中，已无能出王导之右者。
◆ 顾和明确主张“网漏吞舟”，反对“察察为政”。
◆ 听了顾和的话后，其他从事皆面面相觑，若有所失，但王导却对顾和大为赞赏，他认为顾和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王导施政，以“四谏”即“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为纲，顾和的“网漏吞舟”，正是对其中“以清静为政”的极好诠释。
◆ 陈寅恪的结论是：王导之力。他也由此给予了后者以史家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民族之功臣！”
冷箭
◆ 东晋建立后，元帝拜刘琨为侍中、太尉，赠宝刀一把，对其寄望甚殷。刘琨答谢称，他要把元帝所赠宝刀佩戴在身上，并且用它取下刘聪、石勒的首级。刘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和段匹磾一致决定将段部鲜卑的力量聚合起来，对盘踞于襄国的石勒发起大规模攻势。段匹磾随即传檄其兄、大单于段疾陆眷，以及叔父段涉复辰、堂弟段末柸，让大家会师于固安，之后，刘琨、段匹磾率部先行进驻固安，以等待各地义师。
◆ 刘琨从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一刻起，就已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他矢志抗胡，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虽“自知必死，神色怡如”，唯一感到不甘心的，就是自己没有倒在讨伐石勒的疆场之上，却即将冤死于盟友之手。为此，刘琨写了一首诗赠予其部属同时也是他的外甥卢谌，暗示和激励卢谌，希望对方能明白自己的处境，设法予以援救。然而卢谌居然都没弄明白刘琨诗中真意，收到赠诗后，只是写了一首不咸不淡的诗相酬和。刘琨哭笑不得，只得又写了一首五言绝命诗送给卢谌，这就是著名的《重赠卢谌》。在诗中，他除了引用秦末汉张良在鸿门宴，陈平在白登解救刘邦等典故，继续表达希望卢谌能施以援手的心曲外，也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而忽遭摧残的遗憾和忧愤，其中最后一句，尽显其悲愤之情，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没想到百炼而成的精钢，竟变成了柔软无用的线团！）
◆ 青年时代的刘琨、祖逖，皆一身肝胆意气，后来他们萍飘蓬转，各奔东西，刘琨曾经对亲友说过：“我天天枕戈待旦，立志消灭敌人，就这样，还常常担心祖逖走到我的前面。”成语“枕戈待旦”即源出于此。
◆ 北方胡族政权出现大动荡，先是刘聪病卒，其子刘粲即位，但刘粲刚登上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就死于政变。也就在公元319年4月，刘粲的堂叔刘曜继承匈奴汉国衣钵，并迁都长安，将国号由“汉”改为“赵”，史称前赵。这时原本作为匈奴汉国大将的石勒，则开始与刘曜交恶，两人一东一西，等于把原本匈奴汉国的力量分成了两半，而石勒的这一半力量，仍是祖逖北伐收复失地的最大阻力和最主要对手。
◆ 王敦年轻时即有高名，然而据说其族兄王戎却非常讨厌他，每次王敦去看望王戎，王戎总是假托有病，拒不见面。当年的王戎被认为擅长识人，有先见之明，他讨厌王敦，应该是看出了此人骨子里人品和格局的低下——陶侃、周访都对王敦有大贡献，王敦在不断加以利用后，给予他们的回报，则是将二人先后逐至广州、梁州。
◆ 元帝虽于渡江之初就全部接受了王氏“四谏”，但就内心来说，他对“四谏”并不完全认同。晋室南渡后，因西晋京都在中原地区，故称西晋为中朝。王导把骄奢淫逸所导致的法制和道德大衰退，归结为中朝出现大乱乃至覆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主张像当年刘邦建立汉朝那样，实施“无为政治”，从而达到由乱到治的目的，这也是“俭以足用”和“以清静为政”的源起。然而也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元帝幕僚出身的陈頵就认为，中朝士风浮虚，崇尚老庄学说，以及赏罚不明，吏治废弛，才是其垮台的主因。他为此还给王导上书，建议王导厉行改革，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并从下层而不是士族中选拔人才。与陈頵观点基本一致的，还有同样出自元帝幕僚的熊远，他也主张加强对官吏的考核，“明试以功”，甚至还提出应摒弃官吏队伍中那些任诞放任的士族名士，转而从寒门中选拔官吏。陈頵、熊远等人的观点，除了“俭以足用”，很明显与王导“四谏”中的“谦以接士，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都不在一个调上，王导自然不会听从和采纳，可问题是元帝很听得进去，而且心有戚戚。
◆ 陈頵、熊远之说，其实都可以用“申韩之说”来加以概括。所谓“申韩之说”，“申”是指申不害，“韩”是指韩非子，二人皆为战国晚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申韩之说”也就是法家所主张的以法治国，甚至是以苛法治国之术。元帝所倾心和推崇的正是“申韩之说”。“申韩之说”强调如何驾驭和管理群臣百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通过厉行督责之术，借以伸展君权，直至实行君主集权专制。
◆ 从让王籍之、颜含丢脸，到处分宋挺、阮抗，再到奏免戴渊、周顗，直至剑指王氏，刘隗的这些做法，既是他作为丞相司直的职责所在，更是因为他要为元帝所欲，可又不便直接出手之事。换句话说，元帝为了更好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必须借机对当权的门阀士族，特别是一家独大的王氏敲打敲打，可是他又不敢弄到与对方决裂的程度，故而将自己撇开在外，由刘隗出头做恶人，以保证随时点到为止，见好就收，乃是上上之选。
司马承
◆ 公元321年5月，元帝下诏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大族要向政府申报其佃客、僮客的人名和数量，同时政府还要给佃客、僮客“注以家籍”，即将他们附籍于主人户中。
◆ 给客只是第一步操作，其隐含用意在于，这些庇托于大族的流民，既已被著籍，朝廷征发他们也就有了依据。同年，元帝再颁诏令，宣布在扬州诸郡范围内，凡已沦为私家僮客的北方流民，均可放免，“以备国家征战徭役之用”。
◆ 这就是所谓的发僮客为兵，也称“征客为兵”或“以奴为兵”。僮客在恢复平民身份后，随即便被编为兵户，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世兵，由此得到的大量兵员，算是暂时缓解了东晋政府所面临的兵源困境。
◆ 王敦给刘隗写了一封信，此信颇具王敦一贯的权谋特点，即将威胁、利诱相结合，主动抛出希望刘隗、周顗等能与自己一道，“勠力王室，共静海内”的方案，向对方进行试探。刘隗在回信中引用庄子的一句名言“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作为给王敦的答复。所谓“鱼相忘于江湖”，是说两条鱼被带到陆地上，因为没有水，它们只能“相濡以沫”，用吐沫的方式互相润湿彼此。于是庄子就说，你们快忘掉对方，各自去找江河湖海吧，那样最后才能生存下去。至于“人相忘于道术”，则是前一句的衍生，意谓人在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不要总是停留于过去的生活模式（“相忘”），而应主动调整自己，适应新的变化（“道术”）。刘隗以此正告王敦，人各有志，大家不是非要意见一致，也不是非要在一起干事，不如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与此同时，他又声明，古人所说的“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也正是他刘隗的志向，以此含蓄地指斥王敦怀有不臣之心。
◆ 然而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甘卓看上去气势十足，又是出兵讨伐，又是遍撒“英雄帖”，可到了这种在他看来前景尚不明朗的关键时刻，他那多疑和缺乏担当的性格又跑出来坏事了，即总想着大家一起上，不敢独自出头。素来兵贵神速，乐道融的计策也是让甘卓急袭武昌，但他却在等待各方反应，以致行动拖延，费了好长时间，才带着梁州兵到达猪口（今湖北仙桃境内）。
◆ “枯鱼之肆”的原意为卖干鱼的市场，它源自庄子所说的一个故事：路上车辙中有一条鲫鱼，向路人求升斗之水以救命，路人却说自己要去游说国君，派兵开凿运河，引西江之水来救它。鲫鱼气得脸色都变了，说你明明去提个升斗之水就能救我，却居然说出这种话。如果真照你所说的办，那你还不如趁早去卖干鱼的市场去找我呢！
大义灭亲
◆ 所部进入建康后，王敦不但不朝见元帝，对之不理不睬，还纵兵四处劫掠烧杀。建康城内顿时乱成一团，皇宫人员、朝中的百官公卿皆奔逃一空，元帝身边最后只剩下两名侍从，宫外也尚有一名叫刘超的将军，仍旧屯兵不动，当值护卫皇宫。
◆ 至此，元帝当初为扩大皇权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不但统统付诸东流，而且就连他作为皇帝的尊严也扫地以尽。
◆ 考虑到王敦此次出兵，打出的旗号就是讨伐刘隗、刁协，二人若是不走，便只有死路一条，元帝劝他们赶紧出逃以避祸。
◆ 刘隗、刁协与元帝洒泪而别。刘隗原想在江淮之地潜藏下来，但行至淮阴时，遭到此地的戍军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儿老小和亲信两百余人投奔后赵的石勒。石勒还挺器重他，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后来直到元帝离世，刘隗也没有再回到东晋，六十一岁那年，他随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
◆ 元帝本已安排刁协逃生，万不料他仍不免遭遇毒手。联想到刁协离京时宁死也不肯离去的画面，元帝痛彻心扉，为了给刁协复仇，他不顾王敦知情后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秘密下令，派人逮捕并处死了凶手。
◆ 公元322年5月，王敦回到武昌，临行前他又在建康设置了留府，显示他随时还会重返京城。从头至尾，王敦都没有朝见天子，当然也未再瞅过那位曾有过“管鲍之交”的皇帝一眼。
◆ 天啊，我都做了些什么！王导痛悔交加，他拿着周顗亲笔所写的那篇表章，禁不住泪如雨下：“我虽没杀伯仁，伯仁却是因我而死，黄泉之下，我对不起这样的好友！”
◆ 如若让王敦看出温峤自己有意于丹杨尹，就会对他产生疑忌，温峤推荐的是钱凤：“我认为没有谁能比得上钱凤。”钱凤眼馋丹杨尹，但他总也要自谦一下，既然温峤在王敦面前鼎力推荐他，他便也装模作样地反过来推荐温峤。钱凤此举，本在温峤意料之中——王敦应该非常清楚钱凤几斤几两以及在朝野的名声，在他已视温峤为自己人的前提下，一定会觉得把温峤安排在建康附近，比钱凤更合适。果然，王敦属意温峤。温峤佯装推辞，王敦不由分说，上表奏请温峤出任丹杨尹，并且交代他要注意替他窥察朝廷动向。
◆ 发现王敦蓄意谋叛，大家都紧张起来。王导和温峤一道去见明帝，明帝问了温峤一个问题：前代国君也就是他的先辈，缘何能够打下江山。显然，明帝是想从中汲取点成功经验，但还没等温峤来得及回答，王导就抢先对明帝说：“温峤年纪轻，不熟悉旧事，臣愿为陛下讲述这些过往。”接下来，让温峤都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王导并没有按照常理，大谈司马氏创业的事迹，反而详细叙述了司马懿在创立大业时，如何杀戮名门大族，培植亲信势力，以及司马昭公然杀害曹魏皇帝曹髦的暗黑往事。明帝对他们司马氏的创业史肯定也不陌生，但他从小接受的，应该是被有意删削处理过的历史，因此王导所讲的这些事，对他而言，可谓是闻所未闻。现在一听，原来司马氏的天下竟然就是由篡夺而来，一时间，震惊和羞愧的情绪一齐涌来，明帝整个人都不好了，他掩面倒在榻上，非常难过地对王导说：“如果真像您所说的这样，那我们这个王朝的命运又怎么能够长久呢！”
◆ 峄山，又名邹山，此地控扼着自北向南的交通要道，北方军队只要越过峄山继续往南，便可进入徐州。北方势力特别是刘渊、石勒的胡骑，因此屡屡进攻峄山坞，好在峄山的地理条件非常特殊，峄山是一座由怪石堆垒而成的石头山，石头间多孔穴，且彼此相通，那些孔穴里面往往都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民间谓之“峄孔”。这种易守难攻的地形，为郗鉴大打山地游击战创造了条件：敌人大部队一旦攻来，守军既可避入峄孔，使其无处寻觅，又能利用峄孔相通的特点，出其不意地杀伤对方，等到敌人被迫退走，大家便再走出峄孔进行耕作。
入京
◆ 苏峻、刘遐诸军后来被史家统称为“北来兵团”。虽然史书中没有作详细记录，但史家通过对零散史料进行汇总和分析，深信郗鉴不但为明帝擘画引援北来兵团，以灭王敦之策，而且暗中做了苏峻、刘遐等人的工作——日后叛军兵临建康，北来兵团火速进卫建康，对比之前苏峻的犹豫不前，转变居然如此之大，若没有事先的铺垫，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 众所周知，元帝在当晋王的时候，曾因喜爱次子，想废长立幼，幸被王导谏止。然而对于童年时代的明帝，元帝其实是非常宠爱的，原因是明帝自幼就表现得特别聪明。那是明帝才几岁大的时候，有一天，元帝闲坐无事，便将他放置在膝前逗弄，正好来了长安使者，他就问明帝：“你说长安与太阳哪个近，哪个远？”明帝回答道：“长安近，太阳远。”问他理由，明帝说：“长安来人了，但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会从太阳那里来，所以根据这个，我就知道，长安近，太阳远。”元帝本以为明帝的答案是他信口说的，然后也会据此瞎编个理由，没想到明帝居然能够认真思考，而且逻辑上也没问题，不由大为惊异。第二天，元帝召集群臣宴饮，席间就把前一天和明帝的对话给大家讲了一遍，接着又问了明帝同样的问题。出乎他的意料，明帝这次的回答却是：“太阳近！”元帝猝不及防，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连忙问儿子：“怎么你今天说的，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呢？”明帝答道：“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现在抬起头就能看见太阳，可是看不见长安啊！不但是元帝，举座皆惊，大家都觉得明帝是妥妥的奇童、神童。说奇，是因为明帝两次不同的回答，完全可以理解成一种政治隐喻：如果用长安指代西晋，太阳指代元帝登基称帝，前一阶段，“长安近，太阳远”，就是西晋还没有最后完结，元帝要称帝还没到时候；后一阶段，“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不就是说元帝即将登基，西晋已然谢幕吗？说神，是因为这种近似于天启的谕示，居然出自一个几岁孩子的口中，简直匪夷所思。
◆ 眼看就要正式撕破脸与王敦干架了，察觉到朝野及军中还有不少人存有疑虑，王导突然心生一计：王敦生了重病，此事人人皆知，既如此，何不趁势制造一个王敦已经因病身死的新闻？王导没有片刻犹豫，即率兄弟子侄号啕痛哭，为王敦“举哀发丧”。
◆ 王敦杀心顿起，他大怒道：“你能活多久，你自己知道吗？”郭璞很平静地说：“我会死在今天中午。”恼羞成怒的王敦再也按捺不住，他立即叫人把郭璞抓起来，押到刑场处死。围绕郭璞的死，还有几个惊人的细节。一是他很早之前就常说一句话：“杀我的人是山宗。”事后有人回想，“山宗”应是一个人的姓，即“崇”，而王敦身边正有一个陷害郭璞的崇某。二是郭璞南渡之初，曾在路途中叫住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并将自己的衣服送给他，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表示不能接受，郭璞说：“只管拿去，以后你自会明白。”那人这才拿了衣服离开。等到他被带下去处死，人们发现，行刑的刽子手赫然正是当初被赠予衣服者。三是郭璞被押赴刑场时，问刽子手刑场在哪里，得知是南冈，他马上说那一定是在两棵柏树下行刑的。到了南冈，一看，果然有两棵柏树。接着，郭璞又说，树上应该有个喜鹊巢。众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绕着柏树找，却都没看到有喜鹊巢。郭璞说你们再仔细找，一定有。最后，喜鹊巢终于在树枝间找到了，原来是被密集的树枝遮蔽着，很难发现。郭璞就这样死了。他以术士面目出现于江左政坛，身前身后都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但郭璞的最可敬之处，还是他在攸关个人生死和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以占卜为武器，与王敦作了最后的斗争，直至慷慨就义。
◆ 东晋历史被一些史家视为荆、扬二州冲突的历史，王敦之乱是荆、扬的第一次冲突。作为京畿所在的扬州，整体实力上始终不如位居上游，兵强地广的荆州，然而王敦叛乱两次起兵，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王与马，共天下”，已为皇室与士族所共同接受：士族固然不容皇权将自己逼到走投无路，而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否则的话，不但其他士族将助皇室共讨之，该姓士族本身也会出现分化，进而对其予以有力抑制。
◆ 概言之，东晋支强干弱的现状，决定了权臣专擅一定会在某种情况下出现，但“共天下”仍是主流，一旦专擅者逾越范围，触及“争天下”的边界，门阀政治这台机器本身就会自行进行调节，以维持内部的平衡和秩序。
格局
◆ 郗鉴拥最强之兵，坐镇建康附近的京口，但终北府之任，不仅从未举兵干预中枢，还以自身力量，维护了东晋政权内部的安全和稳定，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尤其他两次反对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两次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确实难能可贵。无怪乎王夫之在读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述后，忍不住掩卷长叹：“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
◆ 仅仅半年之内，王导、庾亮、郗鉴三巨头都死了。他们的后人中虽再未能出现像他们那样，足以左右政局的人物，但是作为家族整体，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郗氏高平仍在东晋政坛持续发挥作用，他们与其他门阀士族一起，共同支撑着“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门阀政治模式，从而将东晋社会的和平发展局面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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