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果麦经典）》

斯蒂芬·茨威格 37 个笔记

1 太平世界

◆ 当时的情况跟人们后来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时期大不一样。在通货膨胀时期，节俭的人辛苦积攒下来的钱财反而会被偷走，脚踏实地去工作生活的人们反而会遭遇欺诈。相反，在当时那个景气年代，唯有那些最具耐心的人、完全不投机的人，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收益。

◆ 父亲对享受财富这件事抱持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拥有财富，而不是炫耀财富。

◆ 在这个唯有通过诡计和逃避才能保住自由的世界里，在这个诚如歌德老爷子所言——“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插图]的世界里

◆ 自己唯一可靠的财富：那种内心真正获得自由的感觉。

◆ 我母亲的家族绝非意大利式的，恰恰相反，他们早就具备了国际化的意识：布雷陶尔家族起初只从事银行方面的业务，不过他们很早就开始了以霍恩埃姆斯这个瑞士边境小地方为起点，将家族散布到四面八方的壮举——这实际上是在以那些犹太银行家大家族为榜样，不过规模上自然要小得多。家族的其中一支去了圣加仑[插图]，另外几支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有位舅舅去了纽约——这种国际化联系的存在赋予了他们比身边其他人更显文雅高贵的社交举止，以及更为广阔的视野。除了这些之外，一种显而易见的家族自豪感也自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从此以后，这个家族里再没有小商小贩，也不再有中介掮客，而是只有银行家、工厂主、教授、律师和医生。

◆ 所谓出身“名门”这样一个概念——当然，这种“名门”在当时我们这帮小伙子看来，完全就是一种滑稽可笑、冒充贵族的拙劣表演——从本质上反映出了犹太人心中藏得最深、最难以理解的一种倾向。人们普遍认为，发家致富才是犹太人最根本也最典型的生活目标，这可真是大错特错。对于犹太人而言，发家致富不过是人生的过渡阶段，是一种达到自己真正目标的手段而已，绝不可能是他内心的归宿。作为犹太人的根本意愿和内在理想是心灵层面的提升，让自己有机会进入比眼下更高的文化层次里。

◆ 在集中反映了民族全部弱点和优点的东方犹太教正统派[插图]文化当中，这种将精神世界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认为其远远凌驾于单纯物质享受之上的意志，早已得到了形象而具体的表达：作为虔信者、圣经研究者的一个人，他在犹太人居住区里的地位比富有的人高一千倍不止；在那里，即使是最富裕的人，也情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精神世界丰足的男人当妻子，哪怕这个男人穷得好似街边乞丐，都比让女儿嫁给一个商人强。

◆ 这种将精神世界看得高过一切的态度，在犹太人的所有阶层当中都是取得了一致认同的；

2 上个世纪的学校

◆ 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皇帝，还有一群垂垂老矣的老大臣来进行统治。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野心可言的国家，它只希望通过抵制整个欧洲范围内一切激进的变化，来保证自身地位不发生动摇，保持长期以来安稳太平的状态；可是另一方面，年轻人出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天性，总是希望能够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就被认定为必须尽可能长期消除或压制住的不安定因素了。照此观之，国家根本就没有让我们的校园生活过得轻松愉快的理由；无论我们想在哪些方面取得哪种形式的提升与改善，都只能通过耐心等待来实现——等到我们年岁渐长了才可能获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 国家本来就打算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身权威的工具，对于这点，只有在细细探究过上述这种对待青少年时的古怪态度之后才能够理解。我们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当中，居于首要地位的任务是，要通过教育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教师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父亲的话语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的、永恒永续的。

◆ 至于报纸上的体育版面，在我看来也像是用中文写的，内容当中遍布着莫名其妙的密码，无从解读。

◆ 在那一天里，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过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工人们头一次向世人展示出了自己的力量，显露出了自己这一阶层所具有的雄厚群众基础，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理应宣布五月一日这天为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为此，他们决定举办一次大型的游行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将游行队伍安排在普拉特游乐园所辖的区域内，而且，游行队伍还必须通过那条每年都会举办花车巡游的主干道。[插图]他们宣称，如果他们不主动去安排，那这条美丽又宽阔、两旁长满了高大栗子树的主干道，就永远只会允许贵族和中产阶级富人们的马车和彩车在上面游行了。

◆ 可是，彼时已经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矢车菊。这是俾斯麦[插图]最喜爱的花卉，也是德意志国家党[插图]的标志，该党派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激进变革意识的民主政党——只是当时的人们尚且不能理解它的这一本质——其目标是以残酷的武装斗争彻底摧毁奥地利的君主制，从而建立起一个由普鲁士和新教徒共同领导的大德意志国家——这恰恰是如今的希特勒梦寐以求的。

5 巴黎，青春永驻之城

◆ 人们从来都不可能通过书本来认识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最终极、最隐秘的部分，甚至也不可能通过哪怕最勤奋的实地漫步来获得这种程度的认知。事实上，想要真正把握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最终极、最隐秘的部分，永远都只可能通过扎根于它的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唯有与活生生的当地人建立足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深厚友谊，才有可能洞悉人与国家之间的真实联系，一切基于外在表象的观察，始终都只可能是些虚假而草率的画面。

◆ 在我所得到的全部教诲当中，这就是第一项：真正伟大的人物永远都是最善良的，对他人充满善意。

◆ 第二项教诲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他们所过的生活也往往都是最简朴的。

◆ 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看到了一切伟大艺术的永恒秘密，那其实同样是在这人世间创造出一切成就的秘密：专注。将个体的所有力量、所有感官集中在一处——将这一切的总和凝聚起来，挥洒自如。在每个真正艺术家的身上，都能看到这种超然于自我之外的创作激情，看到他们毅然决然地步入物我两忘的境界：那是不属于这凡俗尘世的伟大境界。就此，我得到了这项能够令我终身受益的教诲。

6 探寻自我道路上的迂回曲折

◆ 德国最伟大的两位演员，在排练过我所写下的诗句之后相继去世。

8 笼罩于欧洲之上的光辉与阴霾

◆ 1912 年的巴尔干战争危机中，俄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大国之间一直都在进行针锋相对的部队动员，以便在万一爆发大战的情况下能够及时部署。

9 1914 年，大战来临之时

◆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到了 1939 年，上述这种对自己国家政府的无限忠诚，或者至少是近乎宗教崇拜般的信任，已经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逐渐消失殆尽了。

11 在欧洲的心脏

◆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它存在的重要意义，即瑞士人那种全心全意支持各民族在同一空间里摒弃敌意、共同生活的立国理念。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并真诚推行民主的方式，使语言和种族上的差异升华为血溶于水的兄弟情谊，这正是瑞士人最明智的地方——这个中立国家的存在，为我们乱成一团的欧洲树立了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啊！

12 重返奥地利

◆ 回到在如今的欧洲地图上才渐渐开始显露出捉摸不定、黯淡无光、毫无生命力可言的一团残影的那个奥地利——这是前朝帝国的残影，是过去那个显赫君主国的残影。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已经将属于他们民族自己居住的地方给割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残缺不全的躯干，所有血管都在朝外流淌着鲜血。在被迫自称为“德意志奥地利人”[插图]的六七百万人当中，仅首都[插图]所辖区域内就挤满了两百万人，正在受冻挨饿。曾经使国家富裕起来的大批工厂，它们所在的位置如今已经变成外国的领土了[插图]；铁路上飞驰的火车，如今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列；国家银行里储备的黄金被战胜国掠夺一空，与此同时，奥匈帝国时期战争债务的巨大负担也被加在了它的身上[插图]；新国家的边界线划分仍未确定，因为和平会议才刚刚开始筹办，各国需要承担的责任还没来得及拟定；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也没有灯油。

◆ 从现存的各种客观情况来预计，这个由战胜国一厢情愿地制造出来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下去的，而且——新国家里所有的政党，包括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对外宣扬的都是这种论调——它根本就没有独立生存下去的意愿。

◆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矛盾案例，即一个国家被迫需要独立，但它自己苦苦拒绝，不愿独立。奥地利希望自己要么跟老邻居们重新统一[插图]，要么与同一民族的亲戚德国合并[插图]，无论怎样都好，但绝对不希望以眼下这种残缺不全的状态过屈辱的乞丐生活。

◆ 周边国家的想法却完全相反，它们完全不愿意跟现在这个奥地利保持同盟关系，哪怕只是在经济上联盟也不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认为现在这个奥地利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们担心哈布斯堡家族恐怕会找机会复辟。至于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与德国合并，同样是不可能办到的，协约国为了不让刚战败的德国增强自身实力，是绝对不会允许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

◆ 于是，战胜国便在和平协议中明确规定：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就这样，一个根本不想存在下去的国家——注意，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被人强制命令道：“你必须继续存在下去！”

14 日落

◆ 我终于能够以更强的力度、更广泛的影响力来促成那个多年以来一直陪伴着我、早已成为我毕生追求的至诚理念：整个欧洲在精神上的一体化。抱持着这样的理念，我开始在瑞士、荷兰讲学；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美术宫[插图]演讲；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那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Sala dei Dugento 大厅[插图]内演讲——遥想当年，米开朗基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也曾在同一间大厅里就座[插图]；用英语在美洲进行巡回演讲，从大西洋这头一路讲到太平洋那头[插图]。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旅行。

◆ 列车行驶不停，终于来到了那座边境车站——涅戈洛耶[插图]。进站的铁轨上方高悬着一道血红底色的横幅，上面写着一长串我读不懂的西里尔字母。有人将这句话翻译给我听：“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插图]

◆ 莫斯科本身就已经是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宏伟的红场，围绕着红场的是高大的围墙，还有一个个洋葱形圆顶，这些都是奇妙的鞑靼式、东方式、拜占庭式的内容，因而也等同于是属于俄罗斯民族悠久历史的一类东西。紧挨在旁边的却是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就像美国那种由摩天大楼聚集而成的建筑群，乍一看去，简直犹如发现了神秘泰坦巨人的部落一般。旧的与新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能够相互匹配之处。

15 希特勒肇始

◆ 德国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有着对秩序的巨大渴望，对他们而言，秩序永远都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那些公开承诺可以给德国带来秩序的人，眨眼之间就会有几十万人起来支持他——连歌德都曾经说过，无秩序甚至比不公正还要令他反感[插图]。

◆ 一决雌雄的时刻即将来临，大家都感觉得到，因为空气中已经充斥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感。我也陷入到了这种普遍的紧张情绪当中，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不由得想起了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So foul a sky clears not without a storm.（这样阴沉的天空是必须要等一场暴风雨来把它廓清的。）”[插图]

16 和平的垂死挣扎

◆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再没有什么比限制个人行动自由、减少个人获取自由的权利更能够让人明显感觉到世界的巨大倒退的了。在 1914 年之前，地球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书面许可，也不需要附带任何准入条件。每当我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在 1914 年之前，我到印度和美国旅行的时候，身上没有护照，甚至连护照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时，他们脸上显露出来的惊讶表情总是能将我给逗乐。进去就进去，出来便出来，什么都不需要问，也不会有人专门过来盘问。如今需要填写的上百份文件和表格，当时连一份都不必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没有为难和骚扰；时至今日，边境线还是同样的边境线，但因为大家相互之间近乎病态的不信任，已经被数不尽的海关官员、警察、宪兵哨占据，成了一道又一道由铁丝网构成的围墙

◆ 想想看吧，在这些年里，我们每个人费尽心力去学习、去了解的官方法令，岂不是比我们认真研读过的思想著作还要多？到了一座国外的城市，在异国他乡踏出的第一步、走过的第一条路，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前往博物馆，是探访风景名胜，而是到领事馆去，到警察局去，先办好一张“许可证”，再来考虑其他。当我们大家齐聚一堂时，同样的一群人，过去我们会畅聊波德莱尔创作的诗句，胸中满怀知识分子的激情，探讨各种新奇有趣的问题；而现在呢，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是入籍宣誓书应该怎样写，居留许可应该如何办理，申请长期签证和旅游签证孰优孰劣；在从现在算起的过去十年里，认识在领事馆里工作的一名小职员，居然成了比与托斯卡尼尼或者罗兰保持友谊更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名小职员能够显著缩短你在领事馆内苦等的时间

◆ 人们不得不反复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虽然灵魂生来自由，但人本身说到底也只是个客体而非主体，我们根本没什么天然权利可言，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当局的恩典罢了。

◆ 接下来就是那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议上向议员们汇报，说自己已经打算再次出面，与希特勒重新展开会谈并尽力达成谅解。再来一次，即第三次[插图]向希特勒提出外交斡旋的建议，只要对方愿意，他可以在对方选择的任何地方拜会他，再去一次德国，以挽救受到如此严重威胁的和平局面。他的提议还没来得及在国会内部取得任何态度一致的答复意见呢，因为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竟然传来了——这部分实在太戏剧化了——那封著名的电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举办一次谈判会议。在消息公布的那一秒钟——这是英国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情况——英国国会彻底沸腾了。议员们激动得跳了起来，他们大声号叫，掌声雷动，廊下一片欢腾。多少年以来，在这座庄严肃穆的尊贵大厅里，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以一种瞬间爆发的方式来传达如此激动而喜悦的心情。从人性上来讲，那可真是一出奇妙的场面：得知和平极有可能获得拯救的这一瞬间，人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狂热，竟然完全压过了英国人通常都会恪守、时刻牢记并视为自身美德来行使的绅士风度与极端克制。可是在政治角度上，这种毫不掩饰的爆发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国会、国家的狂欢彻底出卖了自身对战争的憎恶，为了取得和平，它是多么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放弃自身的利益，甚至放弃自我的威信。因此，打从一开始起，张伯伦去慕尼黑谈判这件事就已经被打上了不可更改的烙印：不是为了去争取和平，而是去乞求别人将和平恩赐给自己。但当时并没有任何人知道前面正在投降。每个人都认为——包括我自己，这点我不会否认——张伯伦是去慕尼黑谈判的，而不是去搞什么投降主义。

◆ 我所认识的这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是一位伟大而严肃的思想巨匠，深化并拓展了关于人类心灵方面的知识——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还没有其他人能够望其项背。我跟他是在维也纳认识的。在当时，他的那套理论依旧饱受争议，无数人对他评头论足，甚至没来由地憎恨他，认为他是个冥顽不灵、会令人感觉到难堪的怪人。他是真理的狂热追求者，但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其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百分之一百的真理，就跟百分之一百的酒精一样少！”

◆ 在这位老人旁边，有个人非常急切地询问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怎样才能到上海去，因为他不知从哪里听来了这样一种消息，说如今中国人还是很愿意接受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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