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
作者: 老子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译者: 张景 / 张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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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s
道没有任何神秘性，道就是所有规律、真理、原则的总称。
指万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
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老子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
所谓“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
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由此可见，“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是个别，是主观存在。
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
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属于个别。
“道”作为所有规律的总称，其内涵就显得异常的丰富深奥、微妙复杂，所以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庄子和佛教也认为难以用语言表述大道和佛教真理，就是因为“言不尽意”。“言不尽意”的意思不是说语言不能表达思想、情感，而是说语言不能完全地、彻底地表达清楚思想、情感，特别是真理中的精髓部分和感情中的细微体验，用语言根本无法讲清。这一看法符合事实。
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向尔道，是第二义。”（《文益禅师语录》） “第一义”是最高佛理，而最高佛理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所以，只要一张口去解释“第一义”，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第二义。
道家提倡清静无欲，认为如果一个人多欲，那么他在认识事物时就会受到这种主观欲望的干扰与蒙蔽。而只有那些没有个人欲望、内心虚静的人才能领会到宇宙间的真谛。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 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卢藏用就是靠隐居终南山当了大官，所以当司马承祯要归隐远方时，卢藏用就建议他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而司马承祯则讽刺说：“根据我的观察，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一条当官的捷径啊！”从而为我们留下“终南捷径”这条成语。
夫鱼见饵不见钩，虎见羊不见阱，猩猩见酒不见人。非不见也，迷于所美，而不暇顾也。
老子的“虚其心”，就是把心中的各种欲望和杂念（如害人之心）清除掉，使心处于一种虚净的状态。有了这种虚净的心态，不仅有利于我们与人相处，而且即使一人独处，这种心态也是非常有益的。
所谓的“虚舟”，就是“虚心”，就是没有主观成见和害人之心。
对于一个“无心”的人做出的“无心”之事，又有谁会去计较呢？
“虚舟心态”不仅有利于我们与别人相处，即使一个人生活，这种心态也是非常有益的，能使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
许多文人对“虚心”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白居易有四句诗：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达理二首》其一）
一个人无法违背命运的安排，只能按照命运的指令过完自己的一生。但命运对一个“方寸（心）如虚空”的人同样无可奈何，因为“虚心”之人，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高官厚禄无法使他欣喜，穷困潦倒无法使他悲伤，命运无法给他带来丝毫的痛苦。从这个角度讲，命运也拿他无可奈何！
后人把“和其光，同其尘”浓缩为“和光同尘”一词，成为古人十 分重视的处世原则。
“事不要做到十分”讲的道理与“而用之或不盈”是一样的。而这一道理大概只能与智者言，常人很难理解。
本段中的“和其光，同其尘”二句，被后人压缩为“和光同尘”一词，成为颇受欢迎的保身原则。
刍（ ch ú）狗：草和狗。刍，草。一说“刍狗”指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用草扎成的狗。
老子认为提倡仁义本身就标志着人类道德已经堕落。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当社会提倡、赞美某种品质的时候，刚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缺乏这种品质了。《道德经》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
既然仁爱是人的天性，就不用再去提倡它。为什么呢？《道德经》四十章认为：“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竭力提倡、奖赏仁义的结果，就会使一些阴谋家假借仁义之名以欺世谋利，这样就会使人性发展到它的反面——不仁不义。
简言之，本章的“守中”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反对正常的发展，而反对过度发展。
庄子说，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也会受伤，但他受伤的程度要比别人轻。为什么喝醉的人身体与别人的身体一样，而受伤的程度却会轻一些，这就是因为醉酒者已经置生死于度外，没有任何恐惧感，当车子翻倒的时候，醉酒的人身体会软绵绵地顺势掉在地上。而清醒的人不同，当车子翻倒的时候，他们恐惧、挣扎，整个肌肉、骨头都是僵硬的，因此，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会严重一些。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统一中国后，李斯身 为宰相，他的儿子皆娶秦公主为妻，女儿也全部嫁给秦皇子。一次李斯置酒宴于家，百官都来祝贺，门前的车辆有数千。李斯看到这种情况后感叹说：“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百姓），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归宿）也！”李斯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却做不到急流勇退，结果被赵高诬为谋反，最后被灭三族，李斯本人受尽酷刑，“论腰斩咸阳市”。他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来诗人胡曾在《咏史诗·上蔡》中感叹道：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老子提倡愚民，则是站在全人类的利益之上。因为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如此动乱，就是由于人们过分聪明，人们把这些所谓的聪明全部运用到了争名夺利方面，正如《庄子·人间世》中所说：“知也者，争之器也。”智慧成了人们争斗的工具。由此可以推论出：人们的智慧少一分，社会就会安定一分。其实，按照道家的观点，少点世俗智慧，不仅有利于社会安定，对个人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苏东坡《石苍舒醉墨堂》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忧患意识强烈，心绪难宁，是从读书认字开始的，所以道家笔下的圣人是“居无思，行无虑”（《庄子·天地》），无思无虑，自然也就无忧无愁。
只有得道的人才能像混浊的大水那样包容一切，而世人有谁能做到这些呢？他们总是斤斤明察，要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正如二十章讲的那样：“俗人昭昭”，“俗人察察”。
但是老子并不认为世人有能力把是 非搞清楚并始终坚守正确原则，于是又感叹道，他们谁能够长期保持这种“静之徐清”的状态呢？不能，世人为了追求生活享受，总是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由于私欲蒙蔽，使他们总是以主观的得失去衡量事物，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公允的是非观。“静之徐清”是世人的主观愿望，“动之徐生”是世人的客观行为，二者刚好相反。
三种思想境界：最低层次的是追逐名利、是非不分的世俗人；高一个层次的是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批评谬误，如儒家；最高层次的是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一切，而包容的目的是为了感化坏人，把坏人也变为好人，
极力做到虚静寡欲，彻底坚持清静无为。
万物是那样的众多，但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回到出发点就是虚寂死亡，死亡后会重新获得生命，这种生命的获得过程是永恒不变的，懂得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可以叫作明智。不懂得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胡乱行动，就会遇到凶险。
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进行观察，事物的发展是递进式的；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进行观察，事物的发展是循环式的。
关于老子“公”的思想，《吕氏春秋·贵公》有一个形象的阐述：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太上 ①，不知有之 ②；其次，亲而誉之 ③；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④。信不足焉 ⑤，有不信焉。悠兮 ⑥，其贵言 ⑦。功成事遂 ⑧，百姓皆谓“我自然” ⑨。
大道废，有仁义 ①；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 ②，有孝慈 ③；国家昏乱 ④，有忠臣。
大道被抛弃之后，人们开始提倡仁义；智慧出现之后，就产生了严重的虚伪；亲人之间关系不和睦，开始提倡孝慈；国家动乱，才会出现忠臣。
本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能够通过值得肯定的事物看到它们背后隐藏着的应该否定的事物，并明确指出，这些值得肯定的事物正是由那些应该否定的事物中产生出来的。
关于国家混乱与忠臣出现的关系，《旧唐书·魏徵列传》记载的魏徵与唐太宗的一段对话说得十分清楚：（魏）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三种病症，三张处方，但归根结底仍然是要求人们恢复美好天性，做到清静无欲。
这就是说，“道”作为万物规律的总称，属于客观存在。而天地万物则是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在产生之时，都各自从“道”中得到自己的天性、本能，各自所得的这一份“道”，就叫作它们各自的“德”。
实际上，“道”即规律的总称，“德”即特殊规律及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也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本性和知识、修养。
曲则全 ①，枉则直 ②；洼则盈 ③，敝则新 ④；少则得，多则惑 ⑤。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⑥：不自见 ⑦，故明 ⑧；不自是，故彰 ⑨；不自伐 ⑩，故有功；不自矜 ⑪，故长 ⑫。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⑬。
【译文】忍受委屈则能保全自我，先弯曲反而能够伸直；低洼反而能够变得充盈，守旧反而能够创新；少取一些则有所收获，贪得无厌反而会变得迷惑。因此圣人能够同以上原则保持一致，从而成为天下的楷模：他们不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所以才能够看得清楚；从不自以为是，所以才能够彰显名声；从不自我夸耀，所以才能够保有功劳；从不自高自大，所以才能够成为领导者。正因为他们从不与别人争夺，所以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争得赢他们。古人所说的“委屈则能求全”这句话，难道是句空话吗？确实应该把保全自我的功劳归于这一原则。
本章首先要求君主做到清静无为，放手让百姓自由发展。接着提醒君主做事要按部就班，不要做一些跳跃式的暴烈行为。最后告诫君主，认识大道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要有诚心。
希，同“稀”。少。
但在先秦，“自然”没有“大自然”的意思。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孔子告诫他两条原则：一是办事不要急于求成，二是不要两眼只盯着小利。
“自伐”的内容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夸耀才能，二是自我夸耀功劳。这两者都会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喜欢自我炫耀是招人厌恶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物混成 ①，先天地生 ②。寂兮寥兮 ③，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 ④，可以为天下母 ⑤。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⑥。大曰逝 ⑦，逝曰远 ⑧，远曰反 ⑨。故道大 ⑩，天大，地大，王亦大 ⑪。域中有四大 ⑫，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 ⑬，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⑭。【注释】
关于道生万物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本章的“可以为天下母”以及四十二章的“道生一”理解为“道”可以直接产生万物。因为五十一章说得很明白：“道生之，……物形之。”如果“道”能直接产生万物，为什么还要“物形之”呢？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赋予万物生息的规律，……物质（如阴阳二气）才使万物具有形体。”
实际上，古人对自然的效法是全方位的，我们以政治、科技为例。儒、道两家都主张效仿自然的“生养”之德和无为清静。除此之外，在一些具体的政治措施中，也能明显看到古人效法自然的痕迹。如官制，人们很早就以天、地、春、夏、秋、冬这些自然概念来命名官职。周代的天官为百官之长，地官为教育之长，春官掌管礼仪，夏官统领军政，秋官管理刑罚，冬官负责工程。这种以天地四季为官名的制度，时断时续，一直到明代洪武年间，还曾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辅助皇帝处理政务。
在一些具体的政治行为中，比如刑法的使用，就是古人法天的典型一例。古人多在秋冬季节处决犯人，称“秋决”，那是因为古人认为上天在秋冬季节使万物枯萎死亡，所以人也应该在秋冬季节处决犯人；因此，对于春夏季节判处的一般死刑犯，不能马上处死，而是“斩监候”，关在监狱里等待“秋决”，这样做 的原因是因为春夏是上天让万物生长的季节，官府也应该尽量少杀人。刑律上还有一条，就是“斩立决”，对于那些犯下十恶大罪的人，可以马上处死，这也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根据：春夏之时，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也有一些植物死亡，比如小麦、荠菜即是。既然大自然可以在春夏“杀”少量植物，那么在春夏杀少量的人，也没有违背自然法则。
人们除了在政治方面模仿自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如此。文字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标志，而发明文字的灵感就来自鸟兽的足迹：“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古人认为，人们看到蓬草在地上随风旋转，于是发明了车轮；看到中心凹陷的木片在水上漂流，于是发明了舟船；看到蜘蛛结网，于是发明了用来捕鱼兽的网罟。在各个方面，大自然都是人们的老师。
关于讲话的艺术，限于篇幅，我们只举其中的三条原则。第一，切记不可讲伤人之语。
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
第二，借用圣贤言语进行批评或反批评。
借用圣贤的语言去批评别人，就是《庄子·人间世》说的“与古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意思是：在批评别人时，不要直接用自己的话去讲，而是针对对方的错误，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去批评，这样，既达到了批评的目的，又使被批评的人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因为那是古代圣贤讲的，不是自己讲的。
第三，要注意谈话对象的不 同。
要让轻率勇敢的人去冲锋陷阵，不可让他们去守城；让持重的人去守城，不可让他们去冲锋陷阵；让贪婪的人去攻城略地，不可让他们去分配财物；让廉洁的人去分配财物，不可让他们去攻城略地；让诚实的人去坚守盟约，不可让他们去应变。
对于这几种人，圣人兼收并蓄，量才录用。天地包容万物，阴阳创造万类；因此大海不拒绝细小的流水而成就了自己的辽阔，高山不拒绝曲弱之木而成就了自己的高大，圣人不拒绝卑贱者的忠告而成就了自己的英名。”
轻率、贪婪，是人的性格缺陷，经常受到大家的批评，然而圣人却都能恰当地去使用他们，把他们的性格缺陷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优势。
知人者智 ①，自知者明 ②。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③，强行者有志 ④。不失其所者久 ⑤，死而不亡者寿 ⑥。
能够认识别人的人是聪明的，能够认识自我的人则更为睿智。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够战胜自我的人则更为强大。知道满足的人是富有的，遵循大道坚持力行的人是有志的。不违背大道的人就能长久生存，死而精神永存的人是真正的长寿之人。
虽说是“人心险于山川”，但也有不少古人认为通过某种方法，人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知的。如庄子在“人心险于山川”的下文就提出一系列考察人的方法。由于原文难懂，我们直接翻译出来：有时让他到远方办事来考察他对自己是否忠诚，有时让他在自己身边办事来考察他时间久了对自己是否恭敬，有时给他安排许多任务来考察他是否有能力，有时突然提问来考察他是否有智慧，有时交给他期限紧迫的工 作来考察他是否能够守信用按时完成，有时把财产托付给他管理来考察他是否廉洁，有时把危难处境告诉他来考察他是否能够坚守节操，有时把他灌醉来考察他醉后能否坚持正确原则，有时让他与女人杂处来观察他是否好色。庄子认为，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就会显露无遗。
孔子也认为人心是可知的，但其考察方法不同。《论语·为政》说：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我们把这段话翻译出来就是：“孔子说：‘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动机，观察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了解他办事的最后结果。那么这个人又如何能够隐瞒自己的真实品德呢？这个人又如何能够隐瞒自己的真实品德呢？’”“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几句话，包含了观察一个人做事的三个阶段：行为目的的确定，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最后所安于的状态（也即办事的结果）。孔子认为，通过这三个阶段的考察，一个人的好坏就能显露出来。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认为人心是可知的，不过他的方法不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而是观察他的眸子。《孟子·离娄上》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认为，观察一个人，最好去观察他的眸子（瞳仁、眼睛）：如果他品行端正，思想高尚，其眼睛是明亮的；反之，眼睛就是浑浊的。与人交往时，一边听他的言谈，一边紧盯着他的眼睛，通过对方眸子的明亮与否，来判断这个人的品质是否高尚，用心是否端正。
《吕氏春秋·季春纪》则提出了“八观六验”的知人方 法：当一个人生活得意时，观察他尊敬什么人；当一个人掌握大权时，观察他举荐什么人；当一个人十分富有时，观察他赡养什么人；当一个人侃侃而谈时，观察他的实际行为；当一个人居家生活时，观察他的兴趣爱好；当一个人读书学习时，观察他的谈论内容；当一个人穷困潦倒时，观察他不接受什么；当一个人地位低贱时，观察他不愿做什么；有时让一个人得意洋洋，以检验他的操守如何；有时让一个人快乐无比，以检验他的缺点毛病；有时让一个人怒气冲天，以检验他的节制能力；有时让一个人恐惧万分，以检验他的胆量大小；有时让一个人忧伤悲哀，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有时让一个人受苦受难，以检验他的志向高低。
知人的方法还很多，比如观察一个人对待亲人、朋友的态度等等。除了以上所述，古人还特别强调考察人要假以时日，不可过早下结论。白居易有一首《放言》：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意思是说，考察一个人的好坏，不用占卜问卦，最好的方法就是拉长一点考察的时间。玉石质量好坏，要烧烤三天；树木能否成材，要观察七年。周公对成王忠心耿耿，却有人放出流言，说他有篡位之心；王莽在篡夺汉朝政权之前，却被人们赞誉为谦恭仁爱的圣人。如果周公去世于流言四起之时，王莽死亡于篡汉夺权之前，那么他们品质的好坏，又有谁能够分辨得清楚呢？用今天的话讲，考察人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横向讲，对人要全方位考察；从纵向讲，对人要长期考察。知人难，是从古至今公认的事情。但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和企业，我们又无法回避这一难题，只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尽可能地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重用他们，这是国家昌盛、企业兴旺的唯一途径。
“满足”是人幸福的基点，然而这个基点，我们在物质世界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心理调整，人的物质欲望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这个幸福的基点，我们只能到精神世界中去寻找。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老子认为，最大的灾祸就是不知足，就是贪得无厌，懂得满足的“满足”，才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一般说来，人的欲望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无止境的，“欲壑难填”这个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
明代朱载堉有一首小曲，题目叫《山坡羊·十不足》：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这首通俗易懂的小曲生动准确地揭示出一般人的共同心理状态，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如果我们不对这种心态进行适当的调整，那么无论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如何优越，我们也都将在欲望的煎熬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关于知足，苏东坡有一首《薄薄酒》写得极好，前有一序：“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 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诗说：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匣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饮薄酒胜过喝茶汤，穿粗衣胜过无衣裳，娶丑妻胜过守空房。五更即起、霜满朝靴、等待进朝的官员，不如在凉爽的窗下睡足睡够的普通百姓；死后穿上缀满珠玉的衣服、躺在玉棺中被万人簇拥着送往墓地，不如穿得破破烂烂活着在那里晒太阳。用这种心态去看问题，自然能省却许多烦恼。明代人陈继儒《岩栖幽事》中有一首关于知足的更通俗的诗歌：莫言婚嫁早，婚嫁后，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后，心不了。唯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晓；唯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
古人几乎都认为知足是幸福快乐的前提，对于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来说，他永远会处于一种四处奔走经营的生活之中，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和心情去享受生活。
本章提出的大道无处不在的观点，客观上提醒人们，只要留意，在万物中，甚至在极为卑微的物体中，都可以领略到大道。
本章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为道、德、仁、义、礼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定位。
上德不德 ①，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②，是以无德。
故失道而后德 ⑨，失德而后仁 ⑩，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⑪。
上德不德：真正崇尚美德的人并不会有意去表现自己的美德。
下德不失德：不重视美德的人处处要表现自己的美德。老子认为，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无私无欲。而那些不重视美德的名利之徒却处处想表现出一副恬淡寡欲的样子，这种装模作样的行为本身就是与美德相矛盾的。
不表现个人美德的人，才真正具有美德；刻意表现自己美德的人，正说明他已失去了美德。
真正崇尚美德的人并不去有意表现自己的美德，所以他才真正具有美德；不是真正崇尚美德的人却处处要表现自己的美德，所以他并不具有美德。
真正崇尚仁的人去做好事，做好事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那些非常重视义的人去制定各种规则，制定规则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心；那些非常重视礼的人去推行礼仪，如果没有人响应，他就会卷起袖子，死拉硬拽地强人就范。
因此说失去了道而后才去提倡德，失去了德而后才去提倡仁，失去了仁而后才去提倡义，失去了义而后才去提倡礼。礼，是忠信不足的标志，是祸乱的开始。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站在道的角度来看，属于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要笃守忠信，排除虚礼；要遵循规律，不要提倡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所以要舍弃虚礼和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笃守大道。
在从谂禅师看来，上等人看破了世俗的虚礼，所以同他们交往时，可以不讲究任何礼节，坐在禅床上接待他们即可。
思想境界越低的人，越要对他们“讲礼”，越要对他们表示“恭敬”。
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意。我们想做某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未必就需要我们；我们想做某 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未必就一定能够做成功。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时候，就应该调整心态，勇敢地改变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无能子说的“无不为”的心理准备，才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才能使自己具有相对平和的心态。如果一个人坚决要当一个高贵的“天子”，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回旋余地，那么他不仅是在为难社会，更是在为难自己。
儒家提出的治国程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齐家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家，其德乃余”，治国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国，其德乃丰”，平天下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懂得保持平和无欲的心态可以说是懂得了大道，懂得了大道就叫作明智，行为有益于生命就叫作吉祥，理智能够控制自己的肉体欲望就叫作强大。
瞻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如果实在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那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一来精神就不会受到伤害。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还要勉强去克制，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双重伤害，受到双重伤害的人，就不可能成为长寿之人。”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不去谈论大道，喜欢谈论大道的人并不懂得大道。
和其光，同其尘：调和自身的优点，从而使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光，光芒。代指优点。尘，尘土。代指缺点。
提倡“至言去言”（《庄子·知北游》）的庄子喋喋不休地说了那么多，对此，他只好如此自我解嘲：我说了等于没说。
治大国若烹（ p ē ng） 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调小鱼那样不要经常折腾它。烹，煎，煮。小鲜，小鱼。鲜，鱼。烹调小鱼时，如果不停地翻来覆去，就会把小鱼折腾成碎渣；治理大国时，如果不停地改变政令，就会把国家折腾衰亡。详见“解读”。
轻诺（ nu ò）必寡信：轻易许诺，势必缺少信用。
为什么“轻诺必寡信”？《管子·形势解》有一个解释：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圣人在答应别人的请求时，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对方的请求是否合理，二是如果对方的请求合理，还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所以圣人不会轻易许诺。而小人就不是这样，小人为了讨好别人，无论别人的请求是否合理，也不管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他都满口答应，结果小人很难实现自己的诺言。
如何对待自己的诺言，孔子讲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可以作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礼记·表记》）孔子说：“对别人口头承诺得非常好，就是不去实际兑现，这是自身招惹灾难的原因。因此作为君子，宁可落下拒绝别人要求的抱怨，也不可承担无法兑现诺言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孙希旦《礼记集解》）。
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当别人拒绝我们某种要求时，我们心里虽不舒服，但也能谅解，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难处；如果有人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事后却无故失信，我们会非常生气。因此 ，我们不要轻易允诺，一旦允诺，就一定要做到。三
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们开始时都能够志气豪迈，劲头十足，但坚持到底的却少之又少。
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将进酒》）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圣贤是四位：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四位圣贤无一例外都是孤独寂寞的。老子是孤独寂寞的，他哀叹自己“天下莫能知”，孔子也是孤独寂寞的：子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天下没有一个人理解自己，如果有，那大概就是上天了，因此“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史记·儒林列传》）。孟子的遭遇与孔子相似，时人都认为孟子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
时运不济，再加上个性原因，庄子似乎更为孤独寂寞：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庄子·天地》）庄子说：“三人同行而其中只有一个糊涂人，他们还可以到达目的地，因为糊涂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三人中有两个糊涂人，他们就会搞得疲惫不堪也到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糊涂人占了多数。更何况如今整个天下人都是糊涂人，我虽然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可又怎能实现呢？知道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却还要勉强去追求，这就是在所有糊涂人之外又多了一个糊涂人！”朱熹对庄子的孤独处境看得极为清楚：“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五）“僻处自说”准确地描述了庄子那种孤立无助、备受冷落的处境。
人 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对于这类没法验证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