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三句话概括这本书

对我的改变

可以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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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录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齐格蒙特·鲍曼

◆ 导言

穷人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但贫穷的含义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每一个成年成员都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中的贫穷，与完成了数百年劳动积累，无需大量成员参与就能生产一切所需的社会中的贫穷，是不同的。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这个区别改变了人们对贫困生活的体验方式，也改变了摆脱贫困的机会和前景。

◆ 驱使人们去工作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如果完全被生活逻辑贯彻、吸收，工作伦理将取代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例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使它们流为一种过程形式，甚至这种过程的节奏也不再由人自身决定。难怪有人批评新兴的现代性，说它们披着保护人类价值的外衣，实际上却在鼓励懒惰。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 制造生产者

如果欲望不用等待就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能会远远超越所有先天、后天的需求的限制，或超越消费品物理耐久性的限制。

“欲望不求被满足。恰恰相反，欲望永无止境”

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信息要有效传达给接收者并将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未知体验上。消费，愈发多样化、愈发丰富的消费，对消费者来说必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他们的义务。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

◆ 使命是一种特权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

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把职业作为真正的使命，并在自我实现时体验到引人入胜、令人沉醉的满足感，但这通常被归因为“职责完成得很好”的意识。这种意识对所有工作的执行者都是成立的，即使是那些最卑微、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

国家福利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所有这些强大的、异质的驱动力汇聚在一起，诞生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民主的）现代社会某个高级阶段的国家福利，确实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这些压力促使国家福利诞生，且多年来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由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是现代生活自然的组成部分，就像民选政府和货币一样。直到最近，舆论的风潮还在忠实地支持这个人类智慧的结晶。即使是最敏锐、最有见地的观察家，也很难设想不存在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

就像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1980年2月，作为最敏锐的时代趋势分析者，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呈送佩鲁贾会议的一篇论文断言，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要废除这种结构，就必须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并从根本上改变政党制度”。

◆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4]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 福利国家的衰败

本地劳动力市场可能还会出现临时的、偶尔的、“灵活的”（即不是“极端定型的”或“深度训练”的）劳动力需求，但不再需要那些福利国家黄金时代培养出的受过良好教育、强健、自信的劳动力。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

◆ 失去位置的穷人

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并不奇怪，让我重复一遍，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当某种特定的生存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正如罗歇_波尔·德鲁瓦（Roger-Pol Droit）最近说的，“现实如同鸡蛋一般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约束。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插图]。他接着指出，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恺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Bossuet）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德鲁瓦的结论是：“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肯定会同意：正是他在十年前提出，在我们这个被看似无形的体系阻隔的时代，乌托邦成为我们对抗封闭的主要武器[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