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还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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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划分都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不可避免地有所简化。对此我们不必苛求。
什么是荒诞？什么是正常？往往因人而异，取决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我们理解中的荒诞，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可能完全正常。
以前有很多人，觉得中国山水画是写意，但亲身体验过中国乡下云雾山水的人 ，可能觉得这种画完全是写实，几乎就是照相。以前还有很多人，觉得卡夫卡是玩荒诞，但李陀告诉我，他到过捷克，碰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进而了解到那里杂乱的法律制度遗产以及很多人奇特的行为方式，才发现卡夫卡并没有太多的虚构，很多时候不过是原原本本的纪实。
这就是说，我们常常被洗脑了，被一种生活经验和观念意识洗脑了，就容不下多种多样的 “真实 ”和 “正常 ”了，动不动就用 “荒诞 ”、 “神话 ”来打发理解之外的事物。
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是一些有色眼镜，把很多丰富的生活现象过滤到盲区中，值得我们小心对待。很多时候，文学就是要使很多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使很多无声和失语的东西进入言说。这就是发现的责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直有两个意识形态的包袱，一个 “革命 ”的意识形态，一个 “发展 ”的意识形态，分别从法俄和英美两条路线而来。它们在五四以后对知识分子世界观形成起了一些建构性的作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改造与重建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它们也常常成为一种束缚，在文学上，明显表现为那种对生活充满自信的、说教的、真理在握、普救众生的姿态。这类意识形态对生活的解释往往失误。
语言与事实的关系，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一个非常美丽的游戏。小说的长与短，成与败，都在这里。严格地说，任何事实用语言来描述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事实。事实到底在何处？你可以逼近，但没办法最终抵达。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 “事实 ”，而只有对事实的表达。或者说，各种对事实的表达，也就是我们能够有的 “事实 ”。
古代笔记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段趣事、一个人物、一则风俗的记录、一个词语的考究，可长可短，东拼西凑，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西方小说那种焦点透视，没有主导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我从 80 年代起，就渐渐对现有的小说形式不满意，总觉得模式化，不自由，情节的起承转合玩下来，作者只能跟着跑，很多感受和想象放不进去。
湖南人说的 “不服周 ”，原义是古代的楚人不服周天子，就是一种挑战精神。张承志说过，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对全社会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家不挑战，那简直就是不务正业。
上帝给了人一个大脑，也给了人一个躯体，人就是应该劳心和劳力结合，或者说有一种平衡。现代社会体制把人分割成劳动的阶级和不劳动的阶级，或者说，劳动本身又是有等级的，最下等的是黑领，次下等的是蓝领。虽然这种等级制已经延续了几十个世纪，甚至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现象。但是没法改变是一回事，你觉得它是否合理，是否有美感，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直认为，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劳力和劳心的并举。
最美味的享受其实是在劳动之后，是以劳动为前提的。你看现在有些孩子，当小皇帝，长大了还是 “啃老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们幸福吗？肯定不那么幸福，对幸福的感受非常浅，非常稀少。最好的美食，肯定是在饥饿之后。最好的休息，肯定是在劳累之后。而这些幸福是很多吸血虫享受不到的。
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文化要素，经常比钱财还重要。有些经济学家说，人性铁律就是利益最大化。 我对这一点略有保留，至少认为它不够全面。宗教徒就算不上利益最大化，是心灵慰藉最大化吧？小孩子也算不上利益最大化，是好玩最大化吧？还有一些农民盖那些不实惠和不合用的小洋宅，不过是面子最大化，倒是让自己的不方便最大化了。
人们讲话有时候不在于讲出什么道理和事实，只是找个乐子，满足自己对惊叹、想象、愉悦、紧张等的需要。
从乡村出来的人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乡村当成一个神话以充作精神寄托，另一种是把乡村当作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加厌恶。这两种不同的反应，甚至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交替出现。事实上，乡村既不是牧歌也不是噩梦。如果它在人们视野里出现这样两极化的夸张，那原因只是一个，就是我们对它的无知，对它的心虚，还有人格分裂时故意拿它说事的居心可疑。
一个作家出道，最开始是写经验与感受；待到经验和感受释放得差不多了，就写学识和技巧；待到常识和技巧也玩完了，就得写人格和灵魂——或者这样说吧，新的经验和感受，新的学识和技巧，常常需要一种精神去催生。这种精神往往就扎根在一种生活方式中。鲁迅说，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作家走一段以后就走不动了，觉得自己没电了，原因往往不是他们没有才华，而是他们缺乏内敛和蓄聚，缺乏顽强，或者利益之外不再有兴奋点，失去了精神的动力和方向。
有一次听批评家张莉发言，她说五四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启蒙者姿态，有一种俯视的同情，但是《赶马的老三》有一种平视角度，有欣赏和学习的态度。她这种看法深得我心，虽然我不一定做好了。我一直瞧不上精英主义，不喜欢他们的酸，他们的呆，他们的假兮兮和软骨病。要说精英，最优秀的精英无外乎是最善于向民众学习的。
作者内心中应该有两种标尺，或者两个人格：一是你对自己的最高期许，最崇高的精神标尺——没有这个标尺，文学就没有灵魂，没有上帝之眼；二是你对所有人有包容有理解，不能只有尼采式的孤高和愤怒。有些感受，统统摆到桌面上来的话，会吓坏很多人的。你需要节制和忘记，不时在两个尺度之间来回调整自己的心态。哪怕对一个混蛋，一个恶棍，你不仅需要一种知坏、拟坏的想象力，还得有慈悲心，把他们看作亲人。
王威廉：这种温暖便是一种写作的关怀。《马桥词典》把被语言遮蔽起来的民间世界给重新敞开了，让我们看见了原来还有那样的一个世界、那样的一种文化。但实际上，在现实的层面上，封闭着的、不被照见的世界太多了，它们会因为久陷黑暗而消亡吗？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是，那种异质性的世界被现实的主流彻底碾压而完全崩解，不再有另一种空间的可能性了。韩少功：有一个常用的词，叫 “异化 ”。人被异化成了一个个活动的消费品，确实值得警惕。但我们也不妨相信人类精神的自我修复能力。
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的情况。有时候是感性走在前面，比方说俄国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早期，文学成了知识界的领头羊，其他学科都没那样辉煌。有时候是理性走在前面，像欧洲在 16 世纪后，先有现代科学、启蒙运动，才有后来现实主义的 “文学即人学 ”风起云涌，是理性观念启发了很多作家的创作。但这一次，我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是感性走在前面，还是理性走在前面，还需要继续观察。
很多理科朋友和很多文科朋友都有误解，只是误解的点不一样。现代性的大难题之一，是知识——准确地说，是间接知识——积累到了如山如海的地步，每一个人都只能取其中一点半点。那种 “全才 ”、 “通才 ”的古老理想已再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理科和文科处于互盲状态，即便在一个学科内部，很多分支之间也是互盲。现在的大学里，研究现代文学和研究当代文学的都互不交流、互为壁垒。搞天体物理的，搞材料物理的，也是互相无知，没法说上话。其实，还是应该像我们古人说的：为术有别，为道相通。技术各有专攻，并不妨碍哲学方法和基本伦理上的 “为道相通 ”。
80 年代人们喜欢说 “祛魅 ”，眼下 “复魅 ”似乎在逆袭，打头阵的是某种 “物学 ”加 “神学 ”的新文化。我曾经开玩笑，说有些好莱坞大片不过是 “高科技的三侠五义 ”。
这一本《人生忽然》是生活之书，是文化视野广阔的随笔，知识点密集，思考世界与人生，思想深邃，话题辽阔，很少有人能做到这样。在展示一个作家的胸襟、情怀、学养、知识结构和强大的思考力这方面，可以说，他代表了中国作家的高度和深度。这本书分为三辑， “读大地 ”、 “读时代 ”、 “读自己 ”。所谓 “读 ”，就是阅读，是研究、体悟、思考，然后凝聚成文字。我曾经在微信朋友圈上对这本书写过一句话： “如果你的阅读只是满足于在重要的语句下面画波浪线的话，那么你把这本书读完，你会把它画成太平洋。 ”因为这本书里面那些精彩的段落、精彩的句子，随处可见。
就文化演进而言，趋同化和趋异化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轮子，全球化不过是这两个轮子的 古老故事，从村庄级上升为全球级，单元边界扩大而已。人都要吃饭，这是普适性。但什么饭好吃，人们的不同的口味受制于各种条件和相关历史，就有了多样性，其中包括民族性。
危机和灾难是最好的老师，总是帮助人类一次次纠正和调整自己。我们不必预测拐点何时出现，无须预测人类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重新出现对情和义的精神饥渴，但我们至少可以守住自己，做一点将来不后悔的事。这与采用哪种小说形式没有太大关系，与用不用网络工具也没有太大关系。
大体来说吧， 80 年代单纯一些，也幼稚一些； 90 年代成熟一些，也世故一些。问题在于，差异双方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我们怀念单纯，包括能比对出一种叫 “单纯 ”的东西，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世故了。人们滑向世故，恰恰是因为以前过于单纯了，或者说以前那种 “单纯 ”，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抗压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以前的清教禁欲，就不会有后来猛烈的利益化和物质化；没有以前的极左，就不会有后来的极右……90 年代很多问题的根子恰恰是在 80 年代，甚至更早。这里的道理是：要看到你中之我。
那一段历史的大悲大喜，很难有一个简单的标识。借用王船山的观点，如果你想两手干净得避开任何代价，那叫不知 “道 ”；如果你觉得任何代价都不值一提，那叫不知 “德 ”。 1997 年我去一个县级市挂职，发现那里的国营中小企业人心全散了，有时候当官的贪，打工的偷，都在大锅饭里等死和找死。你怎么办？趁企业资产还有点残值，一分了事还算是及时止血，是最 “公平 ”和 “人道 ”的权宜——尽管那已是很多人眼里严重的 “背叛 ”。如果下岗人员指控你抛弃了他们，没领着他们继续干，你能说什么？如果 “男盗女娼 ”成了某些失业者最后的生存手段，你会觉得你的一些改革还值得炫耀？
历史从来都不是高纯度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早期其实是半奴隶主义，后来有了工会运动和福利制度，限制 “赢家通吃 ”，超越 “私产神圣 ”，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哪有不打折扣的主义？
如果捋一捋生产链，有些右其实是 “左 ”的结果。比如 90 年代很多人 “斗公批社 ”的狂热，很大程度上正是以前一味 “斗私批修 ”的自然反弹。包括无菌箱式的洗脑，恰恰削弱了人们后来在思想文化交汇时起码的免疫力。在另一方面，有些 “左 ”其实是右的产物。比如 90 年代后期民间怀旧之风大盛，甚至为 “文革 ”叫好的声音也偶尔出现，让众多知识精英震惊。问题来了：为什么这种声音不是出现在 80 年代，而是在人们有肉吃、有酒喝、有电视冰箱的 90 年代？难道不正是很多精英所推动、所欢呼的贫富分化，把自己的噩梦给召唤回来了？
古人说 “识圆行方 ”。所谓 “识 ”的圆通、周到、辩证，不意味着和稀泥和无原则，搞得自己无所适从。恰恰相反，这是为了更敢于和更善于行动，是为了 “行方 ”的明确、坚定、杀伐决断、看准了就做。
任何理想主义，不管左还是右，一旦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陶醉于自己在新的文化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很快就会走向反面，固化为教条，从而失去它曾经的、面对旧有历史前提的进步性。
贴标签一直很没意思，越来越没意思。自由主义的教条，右的激进，发起疯来，和左的癫狂，没什么两样。左和右的执着和迷信，底层逻辑都差不多。 韩少功：所谓左和右，其乌托邦的共同前提，都是高估 “人性 ”。革命空想家以为人人都可 “大公无私 ”，市场空想家以为人人都有 “利益理性 ”。其实少数人做到了，不等于大多数都能做到；一时做到了，不等于可以永远做到。这些乌托邦不过是出自概念推演，就像有些人根据力学原理去构想永动机。他们忘记了，任何制度都是大活人的制度，哪怕一时有效，也总是会遭遇大活人们不断地挤压、磨损、侵噬，产生 “耐药性 ”和 “抗药性 ”，使之逐渐变得低效和无效。在这个意义上，制度迷信者们都应该有一点文学的补课，多一点对人性多样和多变的了解。事实上，优秀的文学家从来不会一根筋。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鲁迅等处理时代大变故，从来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和人的复杂性。底层民众最务实，也最不容易极左或极右。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精英们眼下不方便深入民众了，那么读点好小说，或可作为一种间接的弥补。
一个社会总要有个理想主义，总要追求正义，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哲学上不认可共同价值，如果非要说它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那么，它也是中空的。不错，它是集体与共同体压抑性的解毒剂，作为一种积极的现代价值必不可少，尤其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巨大的解放功能。但它本身如果成了社会的根本原则，很可能就慢慢侵蚀和瓦解社会存在的基础。
于是，既然无法信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人们便开始选择保守主义，回归传统，这背后就具有了寻找生活原则的意味。传统和社群，除了前面说过的救助和保护功能，还意味着某种实质价值，也代表了一种共同生活的社会理想，至于这种向后看的复古情绪，能否成为解救现实困局的灵丹妙药，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读书不是读古人的结论。古人再高明的结论拿到今天来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读出古人的生活，看他们是面对什么条件和环境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以便解决当时的问题，回应当时的现实，这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智慧。
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让他逐利时不那么狭隘和短视，但要让他生出佛心和圣心，那是另一回事。
前不久我到峨眉山，看到烧香拜佛的信徒很多。我发现有两种人占有很大比例：一种是穷人，生活绝望没有着落的；一种是坏人，脑满肠肥但紧张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补偿。前一种人是求利益，后一种人是找心安，离真正的菩萨境界都还太远。我不会歧视他们，但也不会那么书生气，以为他们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内心的应急处理，管不了长远。
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疑。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不被认为是知识。譬如老一辈农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药，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 回顾中国的这几十年，左或右的教条主义政策都不是农民发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折腾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农民那里受到抵制。那么是谁更愚蠢？是农民吗？
文明成长离不开大量活的经验，离不开各种实践者的生存智慧。看不到农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里去。正如得意于自己高贵地位的人，内心里其实下贱，还在把金元宝特当回事似的。乡土文明当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条河，不能切换，只能重组。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物种资源，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择优重组。
我的理解是这样：鲁迅写阿 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并不违背他的人生取向，与他的《一件小事》也不矛盾。作者传达价值观，不在于他写什么题材，在于他如何处理这些题材，因此雅事可以俗说，俗事可以雅说；英雄题材可以写得很恶俗，流氓题材也可以写得很高洁。塑造高纯度的理想人物，能够经得起现代人严格怀疑和解构的英雄，当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的梦想之一。但我在没有能力圆梦的时候，写出低纯度、有杂质的英雄，也不失为因地制宜。而且这后一种，是我们更常见、更接近、更容易学习的英雄。是不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只鸽子、一条狗、一头牛、一个哑巴、一个罪犯、一个莽夫、一个酒鬼、一个家庭妇女、一个有过失的少年，如何突然爆发出英雄的闪光，让我们心生感动。
我也许是一个更喜欢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寻找光明的人。
大约在十年前，有一位当红的新锐批评家理直气壮地说：谈平等和公正太矫情啦，社会等级化是人性的必然，就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位朋友 面前，在当时贫富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当左派了。让高等华人或自我预期高等的华人们有点不高兴，对强势潮流保持批评性距离，应该是我的光荣，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稍可夸耀的正确选择之一。
最开始的时候读康德，很佩服他那种严谨的理论体系。这个人太聪明，搞数学出身，那种体系化的建设、思辨的能力，都特别高超。后来我也读尼采，也是德国人，跟康德的取向完全不同，可是我对尼采书写的焦虑和愤怒，也有同感。
我觉得人类的思维就是这样：最开始我们认为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对的，同时也是错的。第三个阶段可能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对的，但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对的？在什么情况下则可能是错的？学会了这样具体的分析，才可以避免第一个阶段的独断论和第二个阶段的虚无论。几乎万事万物，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反思。
杜特尔特、埃尔多安、特朗普、普京、莫迪……为什么眼下全世界强人竞出？具体情况当然各有不同。但强人现象本身，当然是因为现行制度和文化出现了问题，都有些失灵了。数百年来的启蒙主义积累下来，我们觉得理性是多么伟大的一种力量。但现在发现，理性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更被各种 “政治正确 ”玩坏了。有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条件改变，一个人从理性变成不理性，甚至一个国家从理性变得不理性，都是转眼间的事。
“不放弃 ”，就是对自己要狠一点，要克制，肯磨砺。 “不抛弃 ”，就是对他人要承担，要付出，要慈悲和忠诚。这其实是人生两大主题，是核心价值观，是直指人心的。
康洪雷在美学上也有一种大气。整整一台 “和尚戏 ”，几乎一个女主角都没有，搔首弄姿那些东西，软塌塌的那些东西，他都不要。他在艰苦中发现美，在卑贱中发现美，在普通人的情感中发现美。总之，是在时尚美学不屑一顾的地方，他找到震撼和感动，而且把片子拍得吸引人。戏做得很满，人物很结实，一个是一个，但又行云流水，十分质朴和自然。这里有一种大眼界，有一种堂堂正气和正大光明。
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一些片子，只要是面向大众的，也都免不了这种不同程度的现实净化和人性高调。在这一点上，文学相对小众化一些，可以下刀子更狠。
知识界的新风尚是 “价值中立 ”，但这种专业化，实际上是市场化和利益化，掩盖了大家内心中的小九九，掩盖了一种摆不上台面的价值偏向。卖就是一切，票房就是一切，迎合大众的发财梦和刺激欲就是一切，这哪是什么价值中立？很多片子的价值观不是暧昧，就是空洞，甚至恶俗。国外拍了那么多军事题材片子，其实乏善可陈。 “动作片 ”么，就是看看动作，看看场面，看看特技镜头。什么《拯救大兵瑞恩》，什么《兄弟连》，有什么呀？能打动人的有几个？大部分都是些现代杂技，玩得花哨，玩得火爆。国人完全不必把垃圾当宝贝。这个时代确实需要一些一意孤行的人，认准了自己的理由，就往下走，就不回头，像许三多说的， “做有意义的事情 ”， “好好活 ”。
不能不说，有些文化官僚呀，你别看他们也搞点政治形象工程，其实他们内心已经很冷漠，很阴暗，很势利，成天就是想着怎么混权、混势、混钱，对真正美好的情感不敏感，甚至已经完全绝缘。搞那些花团锦簇、流光溢彩、大把烧钱的概念化和公式化，他们懂。搞真正动人的艺术，他们不懂。非但不懂，他们可能还有心理障碍，因为自己的内在精神与生活方式已经恶俗不堪。
还有些人，文化素质太低，不知道怎么做宣传教化，既不知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也不明白社会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有些部门的意识形态宣传是多么盲目呵，有些人做了多少蠢事和坏事。
今天我们身处科技时代，科技文化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人文。赫拉利的书表达的就是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科技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他仍然还是得为人类操心，为人类的价值理想操心。因此，这就与他贯穿全书的代表着科技人文的进化史观相矛盾。
爱因斯坦之所以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我对一段话印象特别深。他说科学的最终目的其实不是谋取物质利益，而是获得内心的宁静。内心的宁静是一切宗教、艺术、科学的终极目标。为什么科学能获得宁静呢？科学给我们造就了一种不再畏惧、不再恐惧的氛围，而且，科学提供一种可信的世界观。
如果信仰不是一个神学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知识的有效支撑，那么关心和了解新科技，就是应对新一轮挑战时必不可少的功课。换句话说，如果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那么所谓信仰就会重新落入神学之手——事实上，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力量以及迷信、邪教力量的大举回潮，居然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大举回潮，正好证明了知识界的某种危机和无能。文科和理科双方，恐怕都得对此负责。
这都是人们的想象，其实你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无奈和沉重的一面。到农村生活，对有些人就不一定合适。农村生活条件还是蛮苛刻的。比如看医生不大方便，家里有老人或自己经常有病的，就风险增大。乡村的教育资源也相对薄弱，你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那肯定会犹豫。这是最起码的两条。我算是条件特殊，搬到汨罗之前，刚好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家中老人也走了。
一个人劳动了，就踏实了，就安心了，在大地上两脚生根了。而且只有在劳动中，你才能真正接触到劳动的人。
总是以为生活在远方，那不是理想主义，或者说只是低质量理想主义。真正的强者，就是把不如意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自己开心满意。
我认为殖民主义是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从本土辐射到全世界。第一支开辟全球化的船队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船队，跨越了四大洲。它并不是简单地诱拐非洲黑人贩卖到其他国家的行为，而是组织严密的人口贩卖。人口可以买卖，那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坦白讲，资本主义保留了残酷屠杀行为的特质。不过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审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正当性的来源是什么？在我看来，它直接来源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思想。一种所谓世俗化，活生生地吞没了我们的信仰。就好像尼采所说，上帝已死。在一个缺乏信仰和自我怀疑的年代，科学和理性被神圣化。对于很多人来说，科学是中性的，是世俗化和客观化的，社会工程学和人类工程学成了重要口号。你认为你拥有了神性，独一无二的价值和科学，就可以任意对待人类。人类已经渺小为一个小小的数字，即使种族屠杀里面死去的人，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数字而已。纳粹为种族屠杀辩护的 理由，就是来自 19 世纪的生物学，即公共卫生和优生学的 “科学 ”概念。达尔文的进化论几乎被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你认为激进理论更好，那么请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恩格斯曾预测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征服。马克思答复说：很好，阿尔及利亚现在可以得到文明了。阿尔及利亚可是有 2500 年的悠久历史，而法国的历史呢，要短太多。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傲慢？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无非是想把两张皮变成一张皮，恢复我们的两只眼睛，既有左眼，也有右眼，力求用一个逻辑来解释两种看似不同的事实。这样做当然很困难。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很多左翼和右翼对我都不满意，在文学界尤其这样。在史学界、哲学界似乎还好点，让我略感安慰。很多人更习惯于用一只眼，甚至祭出万能的道德化神器，似乎世界上有好事，那就是好人办的；有坏事，那就是坏人办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永远有好人和坏人啊，历史凭什么变化？
韩少功：我不太相信有完美的世界，包括最好的印度、最好的中国，都不会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消极主义者，或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认为政府应该努力，民众也完全可以和应该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的意义，也许是阻止世界变坏。这就是说，没有最好，但是可以不坏，至少可以不更坏。
罗莎：几年前在中国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您曾说过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了解程度大大高于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有时候，一个中国读者能列出至少五十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而一个西方读者是不可能举出五十个中国作家的名字的。您认为原因何在？韩少功：中国在 19 世纪以后深陷困局，此后便有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热潮，翻译出版西方著作的数量全世界罕见。哪怕在铁幕森严的 “文革 ”，中国也以 “内部出版 ”的方式，出版过几百种西方作品，包括各种反共读物。这就是说，中国人一直在睁大眼睛看西方。这些翻译总体质量不错，得益于中国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几乎都学习西方语言，都参与翻译。相比之下，西方不大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想象欧洲一流教授和作家都学中文？都参与汉译工作？双方文化交流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是 “单行道 ”，这是历史造成的。
类似的社会心理需求，容易使认识发生偏移。这对中国认识西方和西方认识中国，都是同样的难题。依据中国的资讯也不一定可靠，因为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解释也常常是混乱与扭曲的。一些垃圾作品可能被多数中国人热捧，一些假情报会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欢迎和奖赏，正如个别伊拉克人的假情报，就曾被美国当作发动战争的根据。
类比方法有时候可用，可用来引导和启发人的想象。但类比又不必被人们过于当真，比如，人们不要以为母亲真是一块土地，或者女人真是一朵花。只有思想懒汉才会太依赖类比，把孔子类比柏拉图，把中国革命类比法国革命，于是把世界简化成几个标签，随意地贴来贴去。 “
韩少功：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中国很多作家确实喜欢跟风，以前认为真理都在莫斯科，后来觉得真理都在纽约，缺少个人的独立选择。这种情况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消除的。二是有些 “主流 ”，是批评家和记者虚构出来的，是刻意筛选事实以后的结果。
很多中国作 家对批判极左政治比较有经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缺乏经验。 80 年代以后的 “美国梦 ”，使他们后来对于环境、资源、贫富差距、道德崩溃、民族主义等新问题几乎丧失了反应能力。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中国要变成美国，那么我们还需要五六个地球。
不幸的是，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中国作家的盲区。中国现在遭遇了一些疑难杂症，既有极权主义疹状，也有极金主义——这是我创造的一个新词——的疹状，没有现存的药方可用。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如果要做出更有创造力的文学反应，作家们也许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和思考，更多的勇敢和智慧。
你说的，也正是我忧虑的。 90 年代中期，我和几个朋友批评 “拜金主义 ”，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人民公敌，被老中青众多同行齐声痛斥。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只有走到了尽头，只有遭遇了惨痛灾难，人们才能有所警醒，包括知道金钱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眼下，这一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结，在全世界也还没有完结。
王朔很有杀伤力，对伪道德和极权政治是一种解毒剂，但缺点是建设性不够。一谈到建设，就得有点严肃，不能只是油腔滑调吧？但不管怎么样，王朔的个性是在丰富社会阅历中发育出来的，看看他的作品和履历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的模仿者，误把时尚当个性，误把自恋当独立，当然就只会有贫乏和雷同。在这个意义上，王朔的理论害得很多人当不成王朔了。因为所有天才性的感觉，比如，球员、木匠、警察、水手的职业性独特感觉，主要是从他们艰辛甚至 “严肃 ”的长期实践中产生的，不是在酒吧里随便玩玩就能得到的。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感觉，不要随意自封天才，不要以为感觉天才就这么廉价。
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潮流，挤压了人的精神空间，应该说是主要原因。以前的出版社也要利润，但只求一个总体上赢利，并不一定每本书都得赢利。可是现在不一样，普遍实行 “单本核算制 ”，每本书都得挣钱，而且这个挣钱与编辑的利益挂钩，这就使很多文化生产胎死腹中。诗歌呵，学术呵，是最早的一些灾区。这种制度不是把文化向上引，而是往下引。在另一方面，电子网络的冲击也是一个技术性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于上网，因为这样既方便，成本也低。很多人甚至习惯于 “一心多用 ”，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股票，一边网上聊天。很多人逐渐丧失了沉静和深思的能力，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当然变得格格不入。
就我所及的阅读范围而言，似乎有两个小说的传统，一个是 “后散文 ”，另一个就是 “后戏剧 ”。东亚很早就有了纸张，比如晚近出土的 “西汉纸 ”。有了纸张，你可以写字，以至汉代作家们常有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的写作量，都吓死人了。所以那时候教育很发达，文学也很发达，不过当时的文学主要是散文，其次是诗歌。但西方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因为他们直到 13 世纪才学会草木造纸。在那以前，他们只有羊皮纸，非常昂贵，也不方便，因此文化传播主要靠口传，先是史诗，后是戏剧，一开始都是口传的文学。口传与书写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比如前者面向观众，包括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那么作品就必须趣味性非常强，像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必须注重人物与情节，才能把观众紧紧地吸引住，不然演出就无法进行下去。但书面文学不一样，它是给读书人看的，给 “小众 ”看的，甚至只是给 “知音 ”写的。如果没遇 上知音，那么宁可将作品 “藏之名山 ”。散文与戏剧不同的诸多功能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我出生和生活在那个地方，在战国时代是 “楚 ”。广义的 “楚 ”还包括长江下游地区，比如楚霸王的家乡，即吴越一带。小时候，我听老百姓常用一个词，叫 “不服周 ”，意思是不惧怕、不服从。为什么多出一个 “周 ”字？其时， “周 ”是指周天子，即春秋时代的中央政府。 “不服周 ”就是我南方人要捣乱、要自强、要挑战权威。这个词里所隐含的某种勇气和豪气，我确实很喜欢。
权力与资本，或者说极权主义冲动和极金主义冲动，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两者结合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需要我们努力地抗争和克服。
功： “伤痕文学 ”的大毛病，就是简单化。电影《芙蓉镇》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我还是要批评，这个电影把 “文革 ”写成一些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太幼稚了。可惜的是，西方带着冷战思维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类作品，似乎这个世界就是黑白两色。在 “文革 ”中，上层和下层的情况不一样，前期和后期的情况不一样，甚至一个派别、一个人都有多面性。一些受害者也迫害别人，这种情况很普遍，并不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那种景象。
韩少功：大部分是被强制下乡的，应该说是不高兴的。但也有一部分青年，受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是自愿下乡的。我当时就属于这一种。因为未满十六周岁，既可以升学也可以下乡，我选择了后者。
韩少功：说来话长。我父亲自杀，但几个月后就被平反，恢复了名誉，而且政府开始给我家发放生活津贴。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 “文革 ”。我对在这一过程中主持公道的人心怀感激，而且认为自己更应该努力追求社会公正，用革命来实现这种公正。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说老实话， “文革 ”那时候，我有时是魔鬼，同时也是羔羊。学生都不想上课嘛，所以学校停课，学生可以反对老师，让我很开心，也跟着起哄，用一些很夸张的政治大帽子去吓唬老师。这当然是我魔鬼的一面。但我父亲受迫害的时候，我也是一只羔羊。甚至，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在乡下涉嫌 “反革命 ”而坐过牢，按照伤痕文学的眼光，有点像 “英雄人物 ”了。很复杂嘛。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多面体。